1846年自由贸易运动兴起：英国殖民地摆脱宏观调控的历程与影响

1846年，《国富论》出版七十年后，英属殖民地兴起自由贸易运动，试图摆脱英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此外，商品买贱卖贵的交易方式奠定了未来企业的自然基础。

自由贸易发展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威廉·皮特认同亚当·斯密的理论，采取措施加强海关商贸。1820年，商人阶层敏锐地察觉到了利益所在，提交了著名的《伦敦请愿书》，表示支持自由贸易，反对税收制度。爱丁堡商会也发起请愿活动，宗旨与《伦敦请愿书》大同小异。在政治经济学家和商人的双重施压下，政治家不得不采取行动。《航海法案》放宽了对各国商贸的限制。1830年，利物浦和曼彻斯特铁路公司开业前，威廉·赫斯基森极力提倡对进口棉花、羊毛、亚麻、丝绸、皮革和铁制品征收保护税。1842年，罗伯特·皮尔支持理查德·科布登和约翰·布赖特发起的反《谷物法》运动，并于1846年解散了反谷物法同盟。两百年来，《航海法案》一直帮助英国发展商贸。1850年，该法案被废除，沉寂在历史的洪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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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独立宣言》

威廉·赫斯基森（1770—1830）

罗伯特·皮尔（1788—1850）(www.xing528.com)

英国继续实施自由贸易政策，并授权殖民地政府进行管理。然而，殖民地的政治自由成了欺骗与干扰的手段以及产业和贸易发展的屏障。英国逐渐取消了商品限制，鼓励殖民地进行自由商品交易。责任制政府一旦经宪法授权，就可以将贸易管制纳入帝国事务中。然而，英属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殖民地刚开始实施新宪法，就遇上了自由贸易的热潮。英国自由贸易的胜利一开始就赢得了全世界的认同。唯有瞻前顾后的人依然有所顾忌，质疑是否有必要让所有国家共同迈入自由贸易时代。这些人与受益于帝国发展的罗马领事一样，矢口否认帝国的成功。1846年至1880年，英国政府打算将商贸活动作为地方性事务交给殖民地政府管理。然而，美国和英属殖民地断然拒绝了这一计划，仍然期待受到英国政府的保护和产业引导。

英属各殖民地都征收关税。维多利亚殖民地和加拿大反对贸易保护，关税点为5%。新西兰、南澳大利亚、昆士兰和开普敦对此举棋不定。新西兰和昆士兰最终将关税点定为7.5%，新南威尔士采取了自由贸易政策。1880年，自由贸易风光不再，新西兰与昆士兰日渐式微，开普敦瞻前顾后。作为自由贸易唯一的堡垒，新南威尔士也并不是一呼百应^[4]。新西兰作家威廉·吉斯伯恩在《新西兰殖民地》中提到，征税是对殖民者实行的保护政策。据说，加拿大和维多利亚人的劳动报酬往往低于传统的钢琴手工制作师。事实上，为了“保护”钢琴制造业，加拿大对英国本土和国外钢琴征收五英镑关税，维多利亚征收25%的关税，开普敦则征收15%，昆士兰和新西兰增加了5%的关税，只有新南威尔士免税。纵览1886年的印度及其他英属殖民地，数百万英亩良田无人耕种，服装业、袜业、机器及台球桌产业方兴未艾。维多利亚殖民地的民主宪政有助于手工业阶层摆脱政府管制，发展手工业。进口钟表、农具和车辆、丝绸制品、煤炭等均要缴纳20%关税，药品、服装制品缴纳25%的关税。鉴于维多利亚在商业活动中得到的丰厚回报，“艺术品免征关税”的规定让商人们获利不少^[5]。

新西兰作家威廉·吉斯伯恩（1825—1898）

英国控制了殖民地的商业贸易，阻碍了代议制殖民地和直辖殖民地自由贸易的发展，作为税收支柱的关税也受其影响。英国议会必须决定是否对印度的棉花产业实施保护，使其免受兰开夏郡自由贸易的影响。英国不需要考虑印度的需求，也不用决定是否在某些殖民地实施自由贸易。殖民关系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殖民政府的行动，以及殖民地与外国、殖民地之间的贸易洽谈合作。目前，这种限制正在消失。英国严禁西印度群岛与美国、加拿大单独缔约。令西印度群岛更加不满的是，英国政府规定任何殖民地都不得擅自与外国缔约，而且缔约对象仅限于某些特定国家或与其在制造业市场不存在竞争关系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