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家可以抽取一些在殖民发展史中经济繁荣、组织有序的样例进行研究。历史不断重演，人类的财富创造力令人惊讶，以前的蛮荒之地成为人类的宜居之所，河流、盆地和海岸成为城市、城镇、村庄和农场，这一切都被载入史册。锡拉库扎、阿格里真托、他林敦和以弗所的发展速度赶超了英国的众多城市。迦太基人烟浩穰，其影响力已经超过提尔。英国殖民地发展迅速，譬如，墨尔本虽然只拥有四十年历史，但比拥有六百年历史的布里斯托尔更繁荣；多伦多一百年前只是一座小村庄，现在却比古老沉寂的诺威奇和诺丁汉更兴旺昌盛；赫尔港虽然物产丰富，颇负盛名，而且皇家山附近的建筑与码头替代了曾经的印第安小木屋，但整体经济依然不及蒙特利尔；费城的发展突飞猛进，追赶利物浦、曼彻斯特和兰开夏郡；芝加哥超越了苏格兰的格拉斯哥；与巴黎旗鼓相当的纽约令威尼斯、阿姆斯特丹、柏林和维也纳望尘莫及，并有望在1920年超越伦敦。英国大规模的政治经济活动为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自由空间。亚当·斯密将新殖民地迅速发展的原因总结为“百亩良田、严苛律法、秩序井然、艺术蓬勃”。促进殖民地发展的主要因素如下：
芝加哥
格拉斯哥
（一）“百亩良田”。加拿大的麦田与森林、澳大利亚和开普敦的牧羊农场、维多利亚殖民地的累累金矿和西印度群岛的甘蔗园。这些土地都掌握在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手中，爱尔兰人只能为其打工。
（二）“土地的自由利用及产品转型”。财富的积累受到已有资产和持有者的影响。经济学中所谓“不见成效的”土地消费者所有权和抵押权微不足道。殖民地发展早期，种植园主主导了生产的整个过程，并将积累的大笔财富用于雇佣劳动力。日渐积累的财富使种植园主迅速脱离了工薪阶层，成为雇主。殖民地的人口增长既源于本土的生息繁衍，也得到外来移民的补充。
澳大利亚绵羊养殖业，工人在给绵羊冲洗
（三）“垄断产品的生产”。作为弗吉尼亚摇钱树的烟草业无法在欧洲发展。羊毛产业虽然已经落户欧洲，但产量远不及澳大利亚。烟草和羊毛都属于垄断产品。1884年，加拿大出口总额为七千六百万美元，其中包括二十一种林产品、四十种农产品和八种海产品。维多利亚殖民地的出口额总计一千六百万英镑，其中羊毛织品为六百万英镑，黄金为四百万英镑。
弗吉尼亚工厂的女工正在生产香烟(www.xing528.com)
（四）“国内贷款”。美洲殖民初期，移民或自筹资金，或由公司提供资金，或贷款。对美洲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地来说，英国能否提供资金是第一要务。随着银行和股份公司的蓬勃发展，英国的资金流通越来越顺畅。譬如，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新西兰移民的贷款利率分别为20%和15%。现在，银行信托和银团的贷款利率分别降为6%和5%，而地方议会和市政当局的贷款利率为4%。只要殖民地发展稳定，殖民者就可以轻松贷款三十年，从而发展有前景的产业。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认为，大英帝国的蓬勃发展受益于“交易不是以物易物，而是承诺未来以极高的利率将新资产抵押给旧市场，从而使巨额资金流通到新国家”[1]。
（五）“成年移民”。大英帝国对移民进行教化，但其他宗主国却对此置若罔闻。据统计，一位英国人从出生到二十一岁，其抚养费用为一百七十五英镑。三十年间，英国将十万移民输送到了澳大利亚，总价值为一亿七千五百万英镑。
（六）“技能和知识储备”。数百年来，殖民者掌控着欧洲大陆的艺术和科学发展。
（七）“机器发明和工具制造”。伯明翰和谢菲尔德的机器与工具随处可购，而且一应俱全。
（八）“制造业和贸易”。殖民者在新大陆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积极拓展市场，发展商业贸易。
此外，亚当·斯密在《法律、秩序和政府》一书中补充道：“从属关系的惯习体现在新国家的政治、法律和司法方面。”然而，如果没有黑斯廷斯战役、班诺克本战役、玫瑰之战、纳斯比战役、克雷西战役、西班牙无敌舰队、布伦海姆战役与丰特努瓦战役，就不会有伫立的城堡，以及男爵与侍从、骑士与自由人。所有封建制度一贯如此，历史也总是一去不返。印第安人和毛利人暂时不会对英属殖民地构成威胁，但有必要对澳大利亚殖民者进行规训。
只有全面考虑这些因素，才能从不同角度解释殖民地的发展问题，尤其是澳大利亚殖民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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