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纽带价值分析 - 第五节

帝国联邦存在的本质问题是：英国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区之间的政治纽带有什么价值？显而易见，殖民地与宗主国拥有共同的语言文学、科学教育、社会组织和宗教团体，这些千丝万缕的联系坚若磐石。与德意志帝国等外国元素相比，英国和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殖民地的信仰一致。当然，除了血缘联系，还有许多联合管理的优势，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四篇第七章中犀利地指出，政府应该对殖民地采取“不干涉”政策。但事实恰好相反，一旦私营企业“崛起”，政府就会介入并垄断商业，从中牟利。西班牙和葡萄牙向来如此，英国对殖民地的垄断程度相对较小。殖民地应该感激伟大的欧洲母亲，因为是欧洲孕育了积极进取的帝国建设者。这些建设者在殖民地实行教育、推行文明。与希腊和罗马不同的是，英国并没有从殖民地获益，铸就金山银山。垄断贸易遭到了亚当·斯密的质疑，旋即黯晦消沉。谈到美洲的议会代表权时，亚当·斯密发表了真知灼见，他说：“殖民地与宗主国同舟共济，1776年的冲突过后又和好如初。数世纪以来，殖民地遵循着与英国缔结的贸易条约，无论战争还是贸易都休戚与共，而不是分朋树党、引发暴动。它们是英国披肝沥胆、枝干相持的盟友，像古希腊与其殖民地一样互敬互爱。”

1775年，在“论与美洲的和解”演讲中，埃德蒙·伯克提议美洲殖民地通过国会和法院，实行纳税、贴补、援助和捐赠等政策，英国议会不予干涉。他并不否认议会的权威，但质疑政府为达到目的所使用的手段。他的发言振聋发聩：“我之所以支持殖民地，主要是源于一种‘本自同根生’的情怀。英国与各殖民地同根同源、平等互利。这些联系虽然像空气一样轻薄，但也如铁链一般坚固……不要想当然地认为海关条例、债券、货主保函、海关放行、海关印章和出入港手续是最可靠的商业保障，也不要妄想商务信函、指示和中止条令就能打造商务体系。这些都不是政府的组成要素。英国宪法精神赋予上述商业手段生命力和效力。难道是土地税充实了国库？难道是供应委员会的选举增添了兵力？不！都不是！是人民对政府的信赖和对伟大祖国的热爱培养了陆军与海军。没有人民，陆军就是一群乌合之众，海军也只是风中残烛。”

1887年1月12日，约翰·布赖特曾质疑帝国联邦存在的必要性，说道：“我既不参加联邦会议，也不赞同其宗旨。殖民地应该继续依靠宗主国，与宗主国同呼吸共命运。但我认为，通过联邦政治纽带建立的联系不仅难以维持，还会适得其反，导致同室操戈。在法律与关税方面，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开普敦与英国互不干涉。英国盲目的外交政策极易使其卷入欧洲列强之间的战争中，殖民地似乎可以坐收渔翁之利，但战争难免会移祸枯桑，最终导致联邦关系剑拔弩张、割席分坐。殖民地宁愿脱离联邦，也不愿意兵戈扰攘，使人民流离失所。如果加拿大和美国出现渔业争端，帝国联邦应该如何应对？无论加拿大是否实行自治，都会满足华盛顿政府提出的要求，从而解决冲突。然而，即使澳大利亚、南非、加拿大和印度组成联邦，结局也依然如此。在我看来，聪明的人都会姑置勿论，而不是漠视历史、一意孤行。英国只有公正对待殖民地，调整外交政策，才能与殖民地建立起长久的友好关系。联邦即使分裂，也有希望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维护英国的美誉。”

上述观点与埃德蒙·伯克的想法不谋而合。联邦政治纽带并不是和平共处的必要条件，血浓于水的骨肉亲情远胜精心编织的政治纽带，利益冲突和敌对情绪反而会使其失去价值。

需要强调的是，约翰·布赖特描述的并不是帝国的“应然”，而是“实然”。他指出，英国与殖民地互不干涉，不需要强化联邦理念。他还谴责了新南威尔士驻军苏丹的行为，指出这不仅违背了和平原则，也对殖民地毫无益处。这种“不依赖联邦政治纽带”的主张虽然具有局限性，但与亚当·斯密和埃德蒙·伯克的观点一脉相承。(www.xing528.com)

政治对经济的影响不容忽视。殖民地的商贸活动并不取决于总督的个人行为，而是受到政治方向的指引。详见第八章。

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

曾担任牙买加、维多利亚、开普敦总督的亨利·巴克利指出：“大英帝国保护殖民地免受欧洲列强的侵扰。英国承认殖民地学生的大学文凭，为年轻人提供公务员岗位和军队服役的机会。殖民地学生经过双重考核后，才能被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录取，并享受军队补贴。”对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殖民地的青年来说，能与英国青年共享就业机会是一种荣耀。这些青年要么在英国军队服役，流芳百世；要么为社会服务，名垂青史。

目前的时局并不稳定。殖民地人口激增，与英国的血脉关系日趋紧密。在具有本土情怀的殖民者心中，英国仅是“异国他邦”，而不是“心灵之乡”。早期殖民者的家国情怀已经淡化，因此，英国政府应该基于自愿原则重建联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