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切需要建立老年人社会福利制度的原因和重要性

从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老年人福利事业是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而迅速发展起来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各工业化国家的注意力通常集中在包括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险制度及社会救助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全球人均预期寿命也从1950年的20岁上升到20世纪末的66岁，这种发展使全球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口结构都趋于老化。根据联合国确定的评价指标，一个国家65岁以上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超过7%或60岁以上人口超过10%，便被称为老年型国家。所有发达国家均属老年型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也进入了老年型国家的行列。世界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剧，使得老年人的生活问题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提出了极为严峻的挑战，因此，各国都把老年人福利作为福利制度乃至整个社会保障制度中的重要内容来加以考虑。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不断加剧，家庭小型化导致的传统养老模式的弱化以及我国目前社会化养老的不足，使我国构建积极的老年人社会福利体系显得十分迫切。

（一）人口老龄化和人口高龄化使得养老面临巨大压力

如前所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根据预测，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老龄化水平推进到30%以上，其中，8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9448万，占老年人口的21.78%。人口老龄化使得老年人规模扩大，年龄结构变老，抚养比增大（即一个劳动力要养活更多的老人），意味着劳动力的抚养负担越来越重，这都给社会养老体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养老金面临入不敷出的窘境，以至于不得不大幅延长退休年龄。而延迟退休年龄实质上是将养老的责任由企业更多承担，势必加重企业的负担，造成企业养老保障成本增加。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不同于发达国家老龄化过程的地方在于，中国面临“未富先老”的挑战。一般来说，西方发达国家通常是在步入工业化社会后才逐步出现人口老龄化情况，此时，由于国民经济实力雄厚，国家和社会有能力为老年人提供较为全面和高水平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在西方国家，一般来说，用在老年人身上的社会福利费用要大于用在青壮年身上的社会福利费用，而养老金支出又是在各国政府支出中占最大比重的（1982年，瑞典的退休养老金以及残废补助已占公共部门社会福利开支的39.4%）。随着人口老化，老年人口逐渐增多，而他们的养老金是靠相对减少的劳动人口所缴纳的社会保障税来支付的，入不敷出的情况日趋严重。以挪威为例，一方面，在全国人口中，老年人的比重不断上升。1950年，67岁以上的老人有268000人，1980年增加到525036人，1988年又增至598044人。1980年，每8个挪威人中有1个67岁以上的老人。1990年，每7个挪威人中就有一个67岁以上老人。预计到2025年，每6个挪威人中就有1个67岁以上的老人。另一方面，挪威也和其他西方国家一样，出生率很低。越来越多的退休人员要由越来越少的在职人员来负担养老。这样，社会保障税势必不断提高，加重社会负担。

中国面临的压力将会更大。由于政府出生政策的干预以及本身具有较大的人口基数，中国的老龄化在国家并不具备相应的经济实力的时候加速到来，这必然导致社会养老的不足。覆盖面较窄和福利水平较低是社会福利基金不足所带来的直接后果。

随着人口老龄化乃至高龄化时代的到来，老年人已经不满足于对养老金的需要，还对社会福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www.xing528.com)

（二）传统养老模式弱化:家庭结构变化和长期护理的需要

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中国家庭经济结构的变化。传统的家庭模式一般至少包括夫妻和子女两代人，并普遍存在三世同堂、四世同堂甚至五世同堂的现象。然而，随着社会进步和时代变迁，传统的中国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都在发生变化。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结构简单化和家庭模式多样化，成为中国现代家庭的主要特征。而这些结构性变化的结果就是“空巢家庭”和老龄鳏寡孤独家庭增加。这不仅使得家庭的养老功能弱化，也给本就不充足的社会养老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加上老年人易患老年病、慢性病，需要有人长期护理，而现代人的工作繁忙和家庭模式变化，独居老人增多，老年人的生活和护理面临巨大问题，使得完善老年人社会福利日趋必要。一份来自2000年从20个不同地区调查的20255位中国老人的潜在护理需求的报告显示，大约1/3（35%在城市，29.6%在农村）的85岁以上的老人需要日常护理。

（三）社会化养老存在不足

农业社会的解体把养老问题从家庭推向了社会。在生产技术基本稳定、社会分工程度很低、以自给自足为基本特征的农业社会中，“子承父业”高度概括了上下两代人之间的紧密关系。除了自然的血缘关系外，下一代的劳动技能、土地、房屋、财产都来自上一代的传授。这种稳定的世代交替，自动地就能在家庭内部完成赡养老人的职能，并形成相应的道德传统。但是，随着以社会分工为特征的工业社会的到来，“子承父业”不复存在。子女的劳动技能要靠自己的努力去掌握，劳动机会要靠自己去争取，为此往往得离开生养之地，离开父母。这就使得赡养老人只剩下传统道德这个约束力，而且这个约束力日益递减，又极不稳固。这就使得社会必须承担一定的养老责任。老年人社会福利的主体应该是国家和社会，享受对象是达到一定年限的所有老人。福利的性质体现出经济福利性，既属于第三产业，又不同于一般的第三产业，是难以采取市场调节的社会公共领域。政府政策扶持是其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

现实情况是，与老龄化相伴的老年人社会福利的供给远远落后于由此产生的需求。突出表现为提供社会福利的机构数量少，设施、设备陈旧落后，服务水平低，专业化的服务人员和社会工作者缺乏。据统计，目前中国需要进入福利机构的老年人有1400万人左右，而社会上各类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有3.8万个，这些机构中能够为老年人提供的床位只有104.2万张，不到全国老年人总数的0.8%，与发达国家的供养机构相比有着很大的差距^[5]。

人到老年必然是劳动能力下降甚至完全丧失，不能再进行劳动的创造收入，而且生活照料能力处于持续下降状态，生活需要依赖于他人照顾。完备的老年人福利不仅能够解决老年人自身的诸多问题，而且能够减轻老年人家庭的负担，从而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