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才能与个人优势探讨介绍

领导才能明确和组织模糊倾向；权力建立在服从者的意识状态之上；领导的精神特征：出众的才能和意识的宽广；为什么一个人的名望和权力往往超过他的实际情况；希望和信任带来的优势；神秘感；真诚的愿望和外表形象；领袖人物真的起领导作用吗？

然而，我们怎样选择我们的崇拜对象呢？是什么因素赋予一些人的领导才能，而另一些人得不到领导才能呢？我们能够说明个人优势的理论基础这类问题吗？不过，虽然我们不能指望对这些探索生活和趋向的实质性问题取得一个完满的解释，但试图去解释它们，起码有可能把我们引到有益的思路上来。

显然，优势理论涉及人们意识、暗示、判断上的差异，涉及唤起人们的情感、思想、行动以致塑造整个生活的功能。有些人的生存似乎只是徒然增添人口，但同时还有一些人，我们总是情不自禁地想到他们。他们为周围人们的信念提供了依据，以致同时代的人或以后几代人的生活都由于他们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造成了人与人之间这种差别的直接原因显然是由于，在某种状态下，在产生个人印象的人和接受这一印象的心灵之间，存在着某种潜在的或诱发的因素。而在其他的情形下二者之间则缺乏这种因素。如果我们能更深入地研究，找出产生潜在或萌发暗示的原因是什么，那么我们就一定能清楚地阐述领导权威的问题，并借此搞清楚所有的社会趋向问题。

我们生而具有大量的只有朦胧的心理趋向，它们广泛而强有力，但未成熟，需要得到指导——informe，ingens，cui lnmen ademptum。[1]人们认为此类本能的经验是种族漫长社会发展的结果。因此一般来说，它是种族延续的进化机能的表现。种族的进化过程为人们了解他所来到的这个世界建立了可能性，为人们参与人类的活动铺平了道路。我们除了这些不同的情感上的趋向之外，还具有思想上的直觉、理智，它们似乎完全与情感趋向不同，它们具有根据生活提供的环境来协调和组织本能倾向的功能。

在个人生存的各个特殊阶段，我们都或多或少地发现，上述因素与来自社会的暗示一起，完全渗入到不断成长发育的有机个体之中。个体精力、激情以及他对人类生活的某些趋向，都隐藏在他的内心深处，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别人都无法测度，但是它们却是以往社会生活的全部精髓，这类成分的存在使人产生一种要生存、要去感知、要去行动的朦胧要求；然而，倘若没有放松和引导这一本能倾向的外来刺激，他就无法使自己的需求得到满足，或者他起码会处于一个不正常的状态，他的内心储存着易燃的因素，只有碰上适当的火花，它们才能释放出来。而这个火花通常就是某个人的暗示，某种能释放生命力、把骚动着的生命能量转化为力量的激发因素。

毫无疑问，我们不能指望任何完整的关于释放生命力的理论，也不能指望存在着什么现成领导权威的模式。我们对人类趋向的奥妙了解甚少。对此了解最多的人可能要算是诗人，但是我们无法精确地运用他们的知识。此外，这个问题还因诸如性别、年龄、种族、个人嗜好、个人以前发展状况的不同而变得更加复杂。然而，进化的观点使我们相信，唤起生命力并赋予人们以权威的因素在种族的历史中曾起过重要作用，因为仍在发挥作用而沉积下来并且诉诸本能。这样说基本上符合实际情况。

形成优势最主要的条件是，在被支配的人身上，存在着未得到引导的精力。这个条件来自于人的内在要求。并不是从外部强加于人们的。精力充沛的大脑必然要工作，于是它需要一个向导、一种思维模式来促进它的运转。忽略人的最初需要就是行动这个事实的关于生命力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每一个健康的有机体都要释放出能量，这就必然需要有一个释放能量的途径。在心灵扩展期间，人们由于生命力旺盛，便会在思想上采取一种要超出所有现实和熟悉的事物。而去追求未知的事物形式，无论现实的且为人熟知的事物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它的现实性和为人熟悉这两种性质，就完全决定了它的欠缺。所以，我们都有着向外的冲动，一种有待于组织和区别的取得所有进步的原动力。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种状态便在青年中、在一般人的想象和热望中产生了对崇拜的渴求。只要我们的心扉是敞开的，并具有进取的能力，那么，就存在着对我们具有魅力的人，我们怀着崇敬而热切的心情想到他们，尽管魅力迟早会从他们身上消失，只剩下平凡的东西，但新的魅力又会出现在其他人身上，渴望新生活的年轻人所具有的意志、渴求、探索、期望，是建立在被鲍德温教授称为社会共同性的变化极之上的。任何时期的理想主义都需要看到他人的优越之处，并不懈地去追求它。“爱我们的人对于我们是可贵的，但把我们的一切看作是无价值的，弃我们而去的人更可贵，因为他们提供了另外一种生活，为我们建立了我们以前从未梦想过的天堂，因此他们给予了我们来自心灵深处的新生力量，驱使我们去实践新的、从未尝试过的行为。”停止崇拜标志着衰退。

绝大多数人都能够回想起一个他们从某张脸庞——可能是一张他们以前从未见过的只是刚刚对之瞥了一眼的面孔——或从某个声音中，得到的模糊的然而却异常生动的个人感觉印象。这些个人印象常常铭刻在他们的脑海里，以致成为他们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不妨这样讲：当我们接受这些神秘的影响时，我们通常是处在一个特别容易受影响，渴望把旺盛精力发泄出来的状态。在我们的朦胧的遗传感情的沉积中潜存着力量，在某种难以预料的情形下，我们感到一瞥所传送的个人暗示便成为信号，成为揭示潜在趋向的关键，就会把我们的精力释放出来，使本能得到宣泄。这很像电流储存在电瓶里，不会起化学反应，只要它一旦与闭路的线路接触上，就会立刻释放出来；我们的心灵也紧紧地抓住释放生命力的暗示不放，绝不让它跑掉。

他的脸庞彻夜在他的眼前闪现。

犹如在黑暗中发出夺目的光焰，

寂静中他那充满崇高思想的倾诉，

唤她从睡梦中醒来。

毫无疑问，作为由个人组成的民族，他们越是富于活力和进取精神，就越需要理想和一个能向他们提供榜样的领导。激昂奋发的民族，如盎格鲁－撒克逊人，他们的生活离不开期望和景仰的东西，一旦失去信念，他们就堕入放荡和绝望之中。他们永远不会满足于现有的平静而平均享受的生活，认为那不过是一种古希腊式的观念。有人说，事实也确实如此，北欧人比南欧人较少英雄崇拜，他们很少盲目、热情地追随普遍流行的崇拜对象。不过我倒认为这意味着，前者在他们的个人判断上更严肃，更具有独立性，更少地去对昙花一现的英雄给予过高的评价，他们更具有从各式各样的个人观念中概括出理想的抽象能力，而且一旦树立起理想，便能长久地坚持下去。他们的理想实际具有更强烈的崇拜，而且这归根到底恰恰是在于个人暗示对于崇拜的确定性。由此可见，我们凭借对思想倾向的确定，就可能寻找到领导权威。威廉·詹姆斯教授说：“如果我们纵观历史，寻找所有人类思想的复兴和发展的重要时期的共同特征，就会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每一个这样的时期都告诉人类，现实的最深刻的本性与你所拥有的力量相适合。”[2]此原则显然也同时适用于个人的领导权威。

我们天生就趋向于行动，自降生人世始，一切具有暗示及引导性的行为，都有控制我们的力量。运动、声音、触觉、颜色等一切运用感官的行为，都会吸引婴儿的注意力。婴儿最初之所以对成人和动物感兴趣，是由于他们比其他的客体提供了更多的富于变化的感性刺激。人们走动、谈话、笑、咳嗽、爱抚他、给他食品。于是，他们与其他的刺激现象——诸如小汽车、发电机、风车、一束阳光及色彩鲜艳的衣服一起，在婴儿的心灵中确立了威望。稍后，当他开始有了控制自己活动的能力时，就热切地欢迎一切他能够参与的、给他激励和引导的活动。他喜爱那些能动的，或者他可以用来做游戏的玩具——手推车、救火车、积木等等，在他的心目中，与他有共同兴趣的人的威望不断增加。他还特别欢迎其他的孩子，尤其是年龄比他稍大并比他更机灵的孩子。在成年人当中，他最佩服的是那些从事他能理解的职业的人，也就是那些他能对之加以评价的演员和生产者——如木匠、园丁、厨房里的仆人。R发明了一个令人愉快的词“thinger”来形容这类人，当他做出了同样的成果时，就会自豪地宣告自己也是一个thinger。

据观察，这个阶段的儿童已经学会对行为加以考虑，能从一般的运动中分辨出哪些行为是有目的和有效的；他也获得了关于权威的概念。他自己不断试着去做一些事，并知道去佩服那些做事比他强的人，或那些启发他去做新奇事的人。似乎在他看来，他的父亲坐在桌前写字是一种呆板而无吸引力的表现，而摇晃桌子或在桌子上挖个洞的人才是英雄。这种分析还可以用来解释，岁数更大的儿童对马戏团演员以及对通过阅读了解到的海盗和暴徒的明显的反常的崇敬。这些儿童向往明显的有力量。在他们看来，学者不比杂技演员或警察更具有值得钦佩的价值。但是长到十岁的孩子就很少这样看问题了。

权威观念和代表这个观念而控制我们的个性典型，实际上是人们自身性格变化而产生的结果。在一定的成长阶段中，富于想象的男孩都把某个著名的英雄看作是理想人物，他坚持把这个角色作为自己在朝气蓬勃的少年时期进取和竞争冲动的象征和焦点；他对英雄人物的崇拜和同情就是要通过想象满足自己的这些本能冲动。继战士式的英雄形象之后，政府中的一些演讲者和政治领导人常常成为男孩们的崇拜对象。这些著名人物的生涯几乎是既有权势又有名望，即使在和平时期，他们也不完全远离理性的志向。在男孩子以后的生活中，这些简单的理想典型可能会略微地让位于更有特征的其他典型人格。因为他的精力被导向了对职业中的特殊目标的追求。每一种职业都有值得崇拜的对象。只有具有特殊职业训练和习惯的人，才能够理解那些职业中的象征着权威观念或有效行为观念的英雄们。在工商界中崇拜之风颇为盛行，那些赚了大笔钱财的人受到敬佩是理所应当的，因为成功赚钱本身就包含了个人的卓越才能；同样，知识比较充实的人也有着他们相应的、高雅的权威概念，对于他们，艺术家、诗人、科学家、慈善家可能是代表了最为成功的行为的人。

人们一定可以观察到，就一般性的权威而言，那些较简明、更富于戏剧性或者可以形象地加以想象的各种权威，具有能更长久地发挥作用的优越性。而只有那些认识到人脑的较高思维能力的少数人，才会赞赏达尔文的权威；在达尔文的隐居生活中，没有戏剧般的事件发生，不存在任何能引起生动想象的事情。可是大家都能看到坐在军团司令部里的或站在军舰甲板上的格兰特、纳尔逊[3]、莫尔特凯[4]，能聆听到他们指挥的大炮的轰鸣声。他们利用眼神和众人共同感觉到的情感的起伏，来吸引人们。人们在对这样的权威的服从中，总感到陶醉。无论我们多么孤独，但我们的想象是极其丰富的；对我自己来说，无论何时，只要一想到一个人在世人的注视下正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就会感到激动。我想，所有的人在读《雪利敦旅行记》[5]这样的作品时，大概都会充满着强烈的感情。雪利敦目睹了战败时的溃乱、动荡、惊恐，看到了那些竭力想制止溃退的军官们的焦躁和他们对当常胜将军的渴望。尔后，他沿路来到离温彻斯特二十里远的地方，在这里他又分享军队胜利的狂热。他看到勇敢的、受人爱戴的领袖终于率先驰骋在原野上，以他的出现及转败为胜的战绩重新振奋了每个人的精神。与之相比，其他类型的权威就显得分散和不那么引人注目。这样的权威伴随着看得见的勇敢、危险和胜利的戏剧般的事件，人们怀着一致的心情注视着它；正是这些因素使它显示出与其他类型权威的不同。

虽然，要求权威应具有戏剧性或形象化的这种需要，在性格像孩子般的南欧各民族中，要比在较稳重、具有更抽象想象力的条顿人那里更强烈。但显然所有民族都有这样的需要。连那些最有理智的阶层的人在动情时，也会有这种需要。因此，通常人们想象中的英雄，尤其是战争英雄，完全能够作为引起群众感情共鸣的鼓动者，在人数众多的群体中唤起人们相互间的友谊和共患难的情谊。对英雄的崇拜和钦佩，可能是所有早期文明社会中的人们共同具有的主要情感，是联系社会群体的主要纽带。甚至在我们这个时代，崇拜的作用也比我们预料的要大得多。美西战争[6]期间，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全体美国人对军事行动的热情，因而恢复和巩固了民族的集体主义生活。

如果我们问，一个领袖特殊的精神特征是什么，唯一的回答似乎是，无论如何他必须是一个重要的人，或者起码看上去是如此。他必须代表着人们所向往的事物，并凭借牵动人们思想而正当地占据领导位置。

显然，他必须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在其他人的想象中，他只有被设想为一个优秀者，他才能在某一方面作为一个楷模突出出来。被人们视为第二流的东西，不会成为理想的象征。如果一种个性不能把我们的视野限制在某一点上，我们就会超越他，而去达到我们自己力所能及的目标。崇拜的对象既可以是恺撒·博尔加[7]、拿破仑，也可以是杰西·詹姆斯[8]这样训练有素的强盗，只是他必须具有典型性，必须代表着某类事物。我们看到，无论品质多么恶劣的领袖，也总是把自己的领导权威系于某种强有力的、积极的和优越的因素及人们进取的本能上。

作为一个重要人物，也就是一个领袖，既要有引人注目的个性，还要有能唤起共鸣的影响能力，他要同时具备这两个不同方面的个人能力，而不是割裂这两个特性。

这是因为，一个人只有当他有了鲜明的个性，他才能成为当然事物的代表。自主是领导权威中一个非常基本的特征：只有当一个人相信和珍视他自己的特殊倾向时，他才能蕴育出有价值的东西。他自己的特殊趋向不同于其他人的倾向，处于萌芽阶段就会遭到别人的反对，他必须把自己从他人确定的、强加给他的意图的支配下解放出来，而从自己的潜意识的朦胧底层培养出崭新的东西；这意味着他必须有一个强烈的自我，一个坚强的、专注的“我”。爱默生关于自主的文章，阐述的就是重要人物的信念。

另一方面，他成功地展示出他的特殊倾向，让众人响应，这一点则要靠他的同情能力与人类生活的倾向保持联系。一切领导权威都是通过向他人传播思想才产生的。只有他提出的观念与其他人的观念具有一致性时，人们才会接受。我们欢迎某个新观念时，不是由于它与我们的观念不同，而是我们自己自然而然地以新的眼光看待它。

我们常常看到，个人权威并非取决于显而易见的行为，而是取决于他对成功的期望和权威的显现。这些因素在他采取显示权威的行动之前就存在了，而且似乎是无缘无故地控制了人们的思想。许多具有洞察力的作家都强调过这种直接的且又莫名其妙地产生个人效果的神奇因素。譬如，爱默生反复指出，最高层次的事物是不证自明的。绝大多数善于行使权力的人都有几分这样的直接权威，一些人，诸如拿破仑、克伦威尔、俾斯麦以及安德鲁·杰克逊[9]都曾卓越地拥有它。这样的直接威信并不只有一种单一的类型，而是以无数不同的形式和程度存在着；思想家与活动家一样，也可以享有这样的威信。但丁、弥尔顿、歌德以及其他思想家，他们享有彻底支配人们思想的权威，他们在所接触到的所有易受影响的人们心中，激起了对他们的崇敬、信任和追随他们的倾向。这样的人仅仅是我们日常生活里为大家所熟悉的突出代表，绝大多数具有稳定品质的人，也都时时显示出具有支配力量的素质。的确，几乎还没有人无能到这种地步，即他对其他人丝毫没有影响力。

直接权威的产生显得很神秘，但它似乎只不过是由于本能的对人的判断、对力量的感受，以及在前面的章节论述过的对耳闻目睹的个性特征的同情和理解所造成的。别人用他的力量打动我们，因而建立了权威。他会要么凭借明显的行动，要么凭借他的个性特征，让我们的想象相信，只要他愿意去做的事，他就一定能够做到。人们在一般的社会交往过程中通常以后一种方式，利用我们的想象的推判来对我们施加影响。显然在许多情况下，怎样才能辨别出一个人是果断的、无畏的、宽宏大量而且具有内在力量，或者具有相反的品质，这个问题使我们感到困惑。当然他的声誉和以往的成绩非常重要，不过没有这些，我们也足以作出相应的判断。正像《皆大欢喜》中的奥兰多[10]，只要他“面带成功之色”，人们就会信任他。想象是一种情报交换所，许多影响力凭借适当的标记，可以通过它顺利地发生作用。

能在危急时刻左右他人思想的活动家，譬如拿破仑，还必须具备显示领导权威的特征，特别是激励他人行动的权威特征。他个人的重要作用必须采用明确、果断、自信的形式表现出来，他的巨大的同情能力使他能迅速掌握那些与之打交道的人的精神状态，从而了解应怎样进行暗示以支配他人。当大多数人面临一个陌生的局面而陷入混乱状态时，这种人会给大家注入清晰的思想。他身上带有一种明确性，这个明确性使我们感到，他不会让我们处于漂泊不定的状态之中，而会为我们指明方向，清除我们在行动上的犹豫不决，并向我们提供释放精力的途径。再者，他能用暗示把他进取的自信心传递给我，他的自信对我们承认他的领导权威发生了直接影响。如果他还有不激起他人反对的机智，那么，使我们感到他是我们中的一员，他所作出的暗示与我们休戚相关，总之，使我们感到在他的领导之下很安全时，他的暗示就几乎不会遭到反对。

在直接交往中，自然产生的领袖总给人以能控制局面的印象。这样的人既把自己融于周围的人之中，同时又能超越他们。因而他处在一个指挥人们行动的位置上。他那智慧的暗示似乎集中了其他人思想中的精华，并能得出唯一正确的结论；他的这些暗示及时而恰当，能够在周围人中普遍传播开来。他那充满感情的信仰具有最强烈的感召力，能把其他人的信仰吸引起来。当他要驾驭他人时，他意识到，周围的人也是整个局势的一部分，于是他尽量使自己适应他们，以便不引起他们的反对；也许他会采取粗暴手段，吓唬和羞辱意志薄弱的人——建立权威可以采用各种方法。但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精于此道的领袖终归能实现确立自己权威的目的。

俾斯麦就是在直接交往中确立了无法抗拒的个人权威的典型。他有着健壮的体魄和威严的外表，这是当时许多与他具有同样权力的人所不具备的优越条件。不过，他的精神特征及道德特征构成了更为优越的条件。它们使他在欧洲首席外交官的会议上，以理所当然的优胜者姿态出现在会场上。M.德布勒维茨说：“简直难以想象德国首相对显赫的外交官们拥有的权威，戈尔查科夫亲王试图单枪匹马地与俾斯麦较量，但在较量中黯然失色。”[11]俾斯麦的举手投足、讲话的腔调无一不在表明他的“骄横”，以及只有完全自信的人才可能有的目空一切和对其权威的确信。直率的态度、愉快的情绪、对他人犀利的洞察力、敏锐的头脑、独特而鲜明的表达方式，以及在任何时候都能沉着镇静，他把众多优点集于一身，这一切使他在掌握局面时产生了特有的效果。在会议过程中，他既博得了那些他认为值得取悦的人的欢心，同时也威吓、愚弄或嘲笑了其余的人。

格兰特将军是一位丝毫没有俾斯麦那样显赫风度的人。他甚至显得无能，使人感到他有些迟钝。有人曾描述说，国内战争爆发之后，当他去指挥第一军团时，他的前任最初不肯相信他就是格兰特，直到他出示了委任文件，那个人才相信。一个早年与格兰特熟识的人曾这样谈论他：“他没有商人的派头，永远是一位绅士，由于他是那样温文尔雅，善解人意，所以大家都喜欢他；但是我们都没有预料到他在社会上能够成就一番事业。”[12]然而，正是他对一批出色的人行使了巨大的权威，没有一个指挥官比他更能使他的部下俯首帖耳，更能鼓舞起他们的普遍信心。他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显示了果断、自信和机智的基本特征。尽管他常常与他信任的部下商讨他的计划，但他从不显露出疑虑、神经质或犹豫不决的情绪。只有一次他召集了一个军事会议，然后又否定了会议上的决议。不过我认为那是他仅有的一次。他在执行维克斯伯克计划中所表现的信心几乎是举世无双的。众所周知，舍曼将军曾断言那个计划注定会失败，并递交给格兰特将军一份正式的劝告信，格兰特则不加理睬地把信装进口袋里，事后又还给了舍曼将军。斯菲尔德将军说：“他对自己成熟的意见的自信，显示出他根本就不是一个无魄力的人，他对自己作出判断的绝对确信，对单独承担最大责任的道德勇气，对不受他人影响而按自己的判断行动并掌握全部权力的要求，以及对战争期间在军事行动中和所有军队事务中，独揽权力的必要性的清晰理解，等等，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他杰出的品格的基础。”[13]他也是一个极具机智和洞察力的人；他总是揣摩别人的思想，认清对手的品质和行动目的；他使他的下属感到他是理解他们的，并赏识他们身上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尽管人们认为美国人是傲慢的，但是在格兰特将军身上体现得如此突出的这种彻底放弃外在炫耀的特点，同样符合美国人的心理。它是最受我们赞佩、最成功的人的主要特征。我们的典型英雄必须是具备一切能力而又不屑于卖弄的人。也许我们的自主、民主的生活模式使我们有了对现实的稳固而又丰富的检验手段，无须看重外表。我们蔑视不成熟民族的注重外表修饰的生活方式，而且我们那么容易获得真实现象，以致我们不可能朦胧离奇地看待事物。[14]

公开演讲是最有利于观察个人优势的场合。当一个人在集会上登上讲台，所有的目光都注视着他时，人们就开始对他的品格和作用加以想象。如果他看上去是一个坚定而真诚的人，似乎具有与我们相通的心灵，那么在他发表演讲之前，我们就已经为他所倾倒，并且相信他的讲话一定会既正确又合我们的心意。可能我们都曾见过下述情景，当一个人出现在对他来说完全是陌生的一群听众面前时，他仅仅利用他的态度及面部表情，就造成了一种微妙的默契和听众对他认可的期待的气氛。相反，另一个人通过态度和表情则给我们留下了自负、无诚意、过于激动、冷漠和狭隘的印象，或者以其他的形式造成与我们之间的隔阂。我们会认为，他不可能讲出任何切合我们心意的内容。第一位造成默契的演讲者发言时，不断提出理解听众的观点，由于他与我们持同样的观点，不会把我们引向歧途，所以，他似乎成为我们中的一员，我们与他的相处亲切而愉快，如同一个人在老朋友中间那样自在轻松。任何一个成功的演讲者都会造成这样的印象。但是，他对我们的特点和情绪的尊重，仅仅是他对我们行使权威的前提。虽然我们具有的思想、情绪和感受他也有，但实际上，他的思想和感受比我们的要深刻得多。他明确了我们的犹豫不决之处，澄清了我们模糊不清的思想和感受，温暖了我们的心。他向我们提出积极进取的观点，并用自身的信念作为贯彻这个观点的动力。一个人只要讲话时不乏机智、具有说服力，他就是一个富于感染力的演讲者，而没有这些素质，任何其他本事都无济于事。“仅仅谈论你了解和相信的话题，沉浸在话题里，做到对每一句话都能加以解释。”相比之下，个人的思想、品质、讲话的流利和文雅，以及逻辑性等特征，只不过是演讲术的表面修饰，充其量也只处于次要的地位，而且可以轻易地忽略掉。俾斯麦并不由于他说话“带着一副吃力和费劲儿的模样”，而成为一个逊色的演说家，克伦威尔粗野的言辞很难通过演讲课而得到改进。

有的人似乎具备作为一个出色的演讲者的各种特点，却单单缺乏机智，伯克[15]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在这一方面，福克斯[16]与他截然相反。福克斯生性和蔼，从来不会与讲演的听众失去感情上的沟通。如果一个人一出现在讲台上会使人想到吃午饭，那他绝不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即便他的发言内容堪称是一篇文学上的不朽之作。有名的匕首事件就很好地说明了，不与情景沟通会带来不幸。法国革命期间，伯克做了大量的演说。其中有一次，他竭力想给听众留下这场运动带有残酷性的印象，便从怀里抽出一把匕首，掷在地板上。然而，偏巧在场的国会议员并没有处在相应的心境中，所以，他出示匕首的举动招来了惊愕和奚落。福克斯则从来不会干出这类事情来。尽管伯克的优点很多，但看起来，在他的个性和做事方式中，一定存在着偏狭和狂热的，有时甚至是令人反感的因素，存在着某种缺乏敏锐的洞察力因而丧失了对环境的敏感。可是，不善结交和对环境缺乏敏感，就几乎不能确立任何面对面的权威。

作家用写作的方法对我们行使权威，其在本质上与活动家和演讲者行使权威的方法是一样的，只是传播的媒介不同，更微妙的表达代替了可耳闻目睹的特征，可以给人们更多的时间思考。作者和读者可以选择最适于作品产生影响或体会作品的情绪，作家也不需要像活动家那样不断地培养风度、锻炼音色。但这些毕竟只是一些无关宏旨的差别。作家行使权威时，引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基本关系、个性的潜在特征的作用，与上述权威的表现情形非常相似。读者一定会感到，作者的想法和目的与他自己的相吻合，尽管作家表达得更加完善，但其所表达的思想不仅不与他的看法相悖，甚至为他提供了扩展思想认识范围的机会，成为他自己思想的进一步展现。简而言之，如果作者要在他的领域内建立和保持唤起我们兴趣的力量，从而引导我们的思想，他就必须以一种适当的表现形式来展示他个人的重要作用和机智。他必须有丰富的人情味，起码使我们在某种心境下，能产生相投感或亲密感。他还必须创造出某种新颖而富于个性的印象，以及对于生活的崭新而富有特色的见解。此外，他还必须把自己的全部身心与“他的思想融为一体”，使自己的思想有“表现真情的力量”。他必须对某一事业持有信念，并忠实而勇敢地表达出这一信念。

我们再以达尔文为例。此例子更能说明问题，因为有的人常常想象在自然科学的著作中，个性并不那么重要。恐怕有见地且心胸开阔的人很少有读了《物种起源》而不成为达尔文主义者的。起码这些人会一时情愿地拜倒在他的权威下，感到他是一位专家。如果我们考虑一下那些赋予达尔文权威的特征，就会发现它们与前面已经指出的那些个性特征基本上是相同的。当我们阅读他的著作时，就开始根据字里行间传达来的微妙暗示，在我们的想象中塑造他的形象。首先我们发现，我们想到他时，总把他设想为一个真诚而质朴的人，一个耐心而智慧的真理的追求者。就我们自己也是质朴的真理的追求者而言，这个特征使我们与他接触时感到亲切，而忘记了猜疑。他相信的事情，我们也趋向于相信，即使我们还没有理解他所确立的论据——尽管任何人都不会由于有这样的不足而比他更能得到我们的原谅。由于在这个领域中，达尔文比我们更有能力获得真理，这既在于他具有过人的天赋，又在于他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了这一专门学科，所以，他的目标就是我们的目标——真理。但我们欣然接受他的权威的更深刻的原因在于，他从未渴望别人的崇敬，而只是追求真理。

许多作家，甚至很有才华的作家，在这个问题上无可挽回地失败了。那是由于他们没有给人留下适宜的个人印象，我们从他们的作品中推测出他们的某种不真诚的、急躁的心理，和某种不是为了追求真理的个人目的，这使我们忐忑不安地对他们保持着警惕，迟迟不愿追随他们，甚至当他们显得完全正确时，我们也还是如此！赫胥黎先生认为，达尔文对其对手提出的意见的过分而不必要的尊重，减低了他自己的理论的可信程度。然而，从长远看，达尔文尊重对手意见的特点反而最终增加了他的权威，许多人体会到了他那坦荡无私的无可非议的品格。人们绝不会像赫胥黎先生评价的那样去看待达尔文。我曾注意到，并不存在任何非常有效地驱使人们去相信进化论，或阅读《物种起源》的具体方法。斯宾塞[17]主义萌芽并成熟起来了，但达尔文主义却永远焕发青春。

没有人怀疑达尔文的超群的智慧，而他的自信或执着同样值得我们钦佩。这种品质特征完全不与他的谦虚品质相悖。在他的理论中，他的信念似乎就是真理，所以，我们在他的著作里所看到的他的自我，完全与追求真理的奋斗交融在一起。达尔文就像乘船向西航行数月，驶进无名海域，登上渺无人迹的目的地的哥伦布一样，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凭着坚定的自信，他终于取得了胜利，并把获得的真理应用于研究地球的地质演化史或人体及人脑的发展上。他具有坚定信念的另一个有力例证是，他曾不顾讥笑而断言，兰花长有一个十一英寸长的细颈，这证明有一种带有相同长度的舌头的蛾子存在；尔后人们便发现了这种当时无人知晓的蛾。[18]

为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明这个道理，我们不妨以查尔斯·兰姆[19]为例。兰姆也首先以与我们志趣相投的性格吸引了我们，我们在与他交流感情的过程中，感到他是亲切和富于人情味的。他怀有的感情，我们也有，但他的感情更深刻，他带有更深切的同情，带有更丰富、更辛辣的幽默，以及更准确的感受。他也通过接近新颖的事物和受人们欢迎的现实中的时尚来丰富生活，并且总是勇敢而彻底地表现自己。若认识不到他是一个以自己的方式表现出有个性、果断、有信念的人，就不能算是真正地了解了他。

上述分析同样也可以适用于其他领域的许多作者——具有各自特点的诗人、历史学家、道德学家，以及画家、雕塑家、演员。领导权威是各式各样的——根据有关个人的品质、人们对这些品质的相应看法、以及这些品质与相应的看法之间相互沟通的方式，等等。尽管如此，每一个领域中建立领导权威的原则都有相似之处，而并不像我们有时想象的那样，在不同的活动领域中权威的状况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即使它们之间有一些差别，我们也不妨把这些差异看成是特殊的现象，而不是普遍的现象。在各个领域中，我们总能见到具备丰富而诚恳人性的人——起码，在那些选择了最引人注目的特殊表现方式的领域里——作为该领域的代表。我们也总能发现他们对于开拓思想和情感做出的有益贡献，以及他们对此所抱的忠诚信念。

上述著名原理很自然的结论是，个人的名望和权威常常超出他自身的实际情况。这就是说，冷静而无偏见的研究表明，人们把具体的形象和名字与个人观念相联系，而在那个名字和形象的背后，却常常没有多少支撑那个个人观念的思想基础。其原因在于，伟大而著名的人物只是起一个象征的作用，而且在其他人头脑中的实质性问题还不能深化到下列程度：你是什么样的人？换句话说，我能够相信你是什么样的人呢？你能让我体会到什么或成为什么人呢？你作为我的本能趋向的发展过程中的象征，能持续多久呢？富于科学精神的历史学家可能坚持询问你是什么样的人，因为他要得到满足的本能是一种使事物与理性相符的需要。但是在那些相对比较富于感情的人中，很少有人有这样强烈的理性需要。他们更关心的是另一些问题。科学的观点从来不会是人类大多数人所持的观点，在我看来，科学是流行观念的批评者和惩罚者，而不是他们的向导。

这样，我们可以说，所有著名和可敬的人，作为个人，他们都有几分神性。因为，有关他们的概念的构成是个人理想化的结果，他们是人们靠想象塑造出来的、所要追求的个人象征。

或许，中世纪的教皇统治的历史为此提供了最好的说明。众所周知，作为宗教世界所信奉的教皇观念与作为熟识教皇的人所看到的教皇本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抑或一时，抑或很长一段时期，血肉之躯的教皇往往是一个腐化或无能的人，而恰恰在那些期间内，作为欧洲人思想中的教皇观念，却在世俗或精神力量的推动下流传兴盛起来。教皇只是人们为满足自己信仰的需要而设制的一个比较完美的象征，只是为支撑宗教徒用共同想象编织的神圣外衣而设立的活模型。就像年轻姑娘需要恋爱一样，人们需要去信仰一个超世俗的权威；也正像年轻的姑娘会把她的爱奉献给求爱者中最引起她好感的那个人一样，人们采取了服从教皇统治这样的最有效的形式。像布顿斯先生在他撰写的《神圣罗马帝国史》中清楚描叙的那样，在很大程度上，中世纪的国王或其他显赫的执政者也都有相似的情形。这个描叙在某种程度上还适用于所有身居王位或其他要职的人。声望可以代表也可以不代表他们的真正品质，但是它永远表明人类要求他们做什么样的人。

同样，当某个人确实具备某种优秀品质时，他的权威也并非仅仅建筑在他的这些优秀品质上。权威一旦靠这些有关的品质确立起来，它就会趋向于把领袖作为一个整体包裹起来，从而引起人们对他——一个具体的人产生崇拜。无疑，这是由于权威总是作为一个单独的有机整体出现在我们面前，并作为一个整体通过感觉呈现到我们的思想上的。我们很难割裂它，很难对它进行详细考察。因此，当一个杰出人物的错误和弱点比他的优良品质更容易模仿时，那么就时常会出现像米开朗琪罗那样的情形。他的许多追随者往往比表现他的优点更突出地表现他的弱点。

此原理的另一方面含义是，具有信仰和希望特征的人的权威，能有效地发挥作用，而那些在其他各方面都很出色，唯独缺乏信仰和希望的人则不能有效地行使权威。世界上那些要求奋进和发展、试图干一番事业的人、年轻人，以及所有精力充沛的人都需要理想的目标，并为之而奋斗。他们不会追随任何一个对此倾向不予以鼓励的人。人们对领袖的首要要求不是他的正确性，而是希望他能引导他们，为他们指出一条前进的道路。理想主义者提出的政治的或经济的改革纲领，可能是行不通的，或被证明是荒谬可笑的，但是仅仅凭指出纲领的这些缺点，是永远无法成功地反驳那个纲领的。一个消极的提议很难彻底奏效，必须靠一种竞争性的理想主义，不是提出某种较少招致非议的建议，而是提出一个更值得追求的目标。这个目标必须能使进取的本能有发挥作用的余地。譬如，要当好教师就必须具备这一条件。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教师中，一个具备高超的判断力、清晰的思路、稳定的性格，而且在专业上也更有造诣，但他却无法具备另一个教师那样的影响力，因为他缺乏另一位教师所具有的火热的理想。一个具备所有的美德，单单没有信仰；另一个有了信仰，就具备了一切。可以这样说，一个人一旦停止学习——不再开放和向前看——他也就不能再对人有所启迪了。

要为这个简单但重要的真理提供大量的例证是很容易的。我认为，所有充满活力的心灵都热爱推翻传统思想的高大藩篱，向我们展示绚丽前景的书籍和人，因为这些书籍和人使我们精神充实、面向未来。然而，很可能一提到一些富于感染力的心灵，他们就会过多地给人们留下认为自己的体系已达到最终境界的印象，从而失去对人们的影响。因为这样的话，他们就只不过建立了新的禁锢。也许爱默生最令人钦佩而有创见性的见解就是，在他看来，开放性和更新性是不可征服的。我们在他的《自然的方法》一书中，以及他的其他文章里，都看到了对这一问题的精辟阐述。他使我们意识到，已达到的东西永远是短暂的，一切都应寄希望于未来。同样，我们还能举出这方面的最突出的例子。早期的基督徒把他们的信仰建立在一系列的希望之上，他们的充满希望的信仰与罗马思想体系中的一连串的颓废观念形成鲜明对照。据说，这正是基督教吸引绝大多数教徒的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20]

另外，由于人的理想化和想象的特点，神秘感也成为形成个人权威的很重要的原因。我们拥护权威，总伴随着在启发性的暗示下获得思想上的扩展和更新；我们感到自己正在从熟悉的事物转向陌生的事物，被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力量引导着，而不知道自己要走向何方。这种感觉的实质恰恰就是神秘感、新奇感、不安全感以及对朦胧的可能性的兴奋。

人们常说，对于一个处在热恋中的青年，他所爱的人是一个谜，他仿佛被笼罩在绚丽的彩霞之中。无疑，这是因为热恋者在自己的思想上，已经历一种微妙的变化；他的生动而朦胧的情感正在升华成为一种脱离了遗传本能的黑箱的意识；他被从旧的停泊处抛出，却又不知被载向何方。当然，这个引起他强烈而莫名其妙感情的人——或许对于其他人来说，完全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是这个体验的象征和起因。歌德引用词句以女性本能来形容新生活的神秘和魅力时，似乎就蕴涵着这样的意思。

无论什么样的优势，它对我们发挥作用的情形是十分相似的：我们总是怀着兴奋的、变幻不定的、充满新意的感觉；我们的想象活跃起来，对富于吸引力的个性进行积极的想象；这些个性的最细微的言行都会得到我们热情的注意，并对我们产生影响。总之，神秘感和理想主义是如此密不可分，以致一些人所具有的优势带有一种令人深不可测的感觉；相反，一个人一旦失去了神秘感，他就会马上停止对人们想象力的刺激；当我们完全了解他，以致他不再能向人们展示崭新的生活时，他便开始成为一个平庸而陈腐的人。

确实，个人优势的背后恐怕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完全是神秘莫测在其中起着巨大的作用。英雄永远是想象的产物。恰如某些富于想象的画家所意识到的那样，过分细致地观察临摹对象，反而会妨碍内心的想象，不利于创作。所以，人们一般不会崇拜他熟悉的人，却拥护某类偶像或戴着假面具的人，因为后者的麻木或呆滞反而提供了一个有利条件，即它不会自动地拒绝人们的想象赋予它的品性：它任凭想象自由驰骋。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权威的关键问题主要不是你是什么样的人，而是你能使我成为什么样的人，你能够使我们形成什么样的自我发展观念。神秘的力量就在于，它给予人的思想以一种模糊的刺激，然后，听凭思想去琢磨出相应需要的细节来。让我们再来看看人们坠入情网时的情形吧：一些年轻的姑娘，像《丹尼尔·德龙德》[21]中的格温德林，或《一位女士的肖像》[22]中的伊莎贝尔，对某位性格沉稳、对她态度冷漠的人所倾注的感情，远远胜过对其他有更高尚的品质却缺乏神秘感的人。这是小说和生活中的普遍现象。

关于这个道理还可以举出许多其他的例子。泰勒先生[23]在他的《原始文化》一书中，收集了大量事实，说明原始人敬畏精神病患者、白痴、癫痫病患者。我们可以用神秘感解释原始人的行为。那些精神失常者以不寻常的方式表现了个性的神秘；他们似乎是人，但却又与我们不同，这一点使人们惊恐不安、困惑不解。所以，在科学说明这些人与正常人之间的真正差别之前，人们常常把他们想象得很神秘，这是很自然的。这类事实可以用来具体说明我们对不可知力量的想象。同样，一副奇特的、略带几分令人难忘特征的容貌，对演说家或各种领袖来说往往成为一个优越条件，因为它有助于集中人们的目光，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人们都认为像萨伏那洛拉[24]那样的面孔使他获得了比他自己实际所能造成的大得多的效果。另外，当我们想象有某种权力隐藏在某人背后的时候，他的沉默的魅力就体现了深不可测的权威。不管一个人是否了解有关威廉的优秀品质，沉默者威廉[25]的名字就使他感到震动，他似乎看到了一个颇为神秘的人，这个人令人不解地拒绝用通常的途径进行自我肯定，没有使用任何惊人的方法，就达到了他的目的。冯·莫尔特凯也是这样的人，他少言寡语，然而却在两次短短的交锋中，以自己的才华，使法兰西和奥地利两国的威风扫地。格兰特的沉默寡言无疑也强烈地刺激了人们的想象——他早期获得的成功已表明，他确实有才干——确保他赢得了远远超过联邦政府其他将军们的权威和人们对他的信赖。各种形式的个人含蓄的效果是一样的：一个看上去总是很有主见、不轻易暴露自己更深感情的人，就比较容易给人造成有力量的印象，会由于深不可测而成为可敬畏的人。因此，我们看到很多人都装出或打算装出令人摸不透的样子。

着意保持沉默，

以显示智慧、深沉、严肃，

竭力装扮自己。

据说迪斯雷利[26]“就是一个凭借天性和计谋的神秘人物”。我们都了解自己熟人圈子里的一些人的神秘特点。(www.xing528.com)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文学作品中有个性的表达吧。一本书在被草草地读过一遍以后，内容就昭然若揭了，人们会断定它索然无味。而如果书中的重要线索只是略微显露出一点端倪，那我们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领悟，才能彻底地把它搞懂。当然这段时间一过，它既已竭力满足了我们的神秘感，它的权威也就随之消失了。我认为，能深深地打动我们的作品总是如此，首先引出神秘感以及对尚需探索的事情的意识，然后是恍然大悟的兴奋，最后是产生喜爱之情或者反感和不信任感。一个中年人或性格发展成熟的人，可能并不期望从文学作品中得到任何新东西，只是想证实和恢复自己过去的观念。人们可以在一目了然以致不会引起任何想象和兴奋的作品中得到满足，但是年轻人和有抱负的学生却不会满足于此，他们要在文学作品中寻求刺激，因为他们最有发展潜力，而发展总需要刺激的伴随。歌德的格言是，没有神秘，就没有力量。他的作品之所以有着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其可以归因于，他从不过多地为人们是否能理解他这样的问题自扰，而是尽可能充分地写下他内心深处的体验，让人们自己去慢慢体会。勃朗宁[27]等许多著名作家也都是如此。

神秘感在造型艺术中也同样适用。不过，艺术上的最恰当而适宜的神秘类型不是一种理性上的神秘——尽管一些艺术家非常具备这种神秘的能力，如达·芬奇[28]，他凭着不可思议的个性魅力征服了观赏者——而是一种感性的神秘。这是一种诉诸感性印象的有深奥根源的、朦胧而微妙的吸引力，是一种唤醒未被意识到的、和谐的感性生命的力量，就像我们从初春温馨的气息中得到的感受一样。我认为，从这种意义上讲，一切有强烈感染力的艺术都存在着神秘的、奇妙而和谐的效果。即使并非所有的人都能认识到这一因素对于绘画、雕塑以及建筑的重要性，但起码会把它理解为是音乐的真谛。

我们不妨把神秘与精致的宗教理想主义之间的密不可分，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看作是神秘感与个人权威之间有着必然联系的更广泛的体现。如果拘泥于细节材料必须满足想象的要求，那么显然，想象无法形成最完美的个性形象。

尽管权威取决于我们对一个人的看法，而不是取决于他自身的品质，但是，给别人留下实在而真诚的印象，这仍然是至关重要的。他所留下的印象只有完全符合实际情况，才经得起推敲。因此，长期对他人行使权威的人，其本身必须确实信仰他所主张的东西。这样的信仰才能作为富有感染力的暗示，对别人的思想发生影响。

他侃侃而诉，他的目光

专注地投向我，我渐渐

与他融为一体，信仰他所信仰的一切[29]

一旦我们看出一个人的言辞与他的品质不符，对他的整个印象就会破灭，他会变得令人厌恶。表里不一的人不仅令人反感，人们甚至会连他具备的优良品质也一起抹杀掉。对有权威者来说，没有比被人发觉虚伪或令人怀疑更致命的了。而且在直接交往中，一个人又很难把这些致命弱点掩饰起来。当马丁·路德来到罗马，看清楚教皇的真实品格之后，就开始致力于摧毁教皇统治的活动。

一个人通过自己给人的虚假印象能够对其他人产生多久的影响，取决于不同的环境。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一个人的真实品质可能是一种与他所产生的印象没有任何确定联系的从属因素。印象只不过是想象的产物。在领袖与追随者之间不发生直接接触的情况下，这是不可避免的；而这也就多少解释了为什么当权者，特别是竭力想掩盖自己固有的弱点的当权者，总想利用仪式和人为的神秘气氛把自己包围起来，其目的是防止与他人过分亲密地接触，以便给人们的想象留下理想化的余地。在那些同我们一样自主而注重实际的人们中，各种仪式的影响力会有所减弱，因为他们具有头脑清醒、很少崇拜传统的特点。但是仪式永远具有巨大的影响作用。譬如，陆、海两军的纪律就是确认，有必要存在区分上下级的礼仪。这是因为礼仪有助于在军队中建立起权威。正如罗斯[30]在他的著作《社会控制》[31]中论述的那样，社会上有大量的人利用同样的方式来作自我掩饰的手段。利用外表形式作自我掩饰，是对思想幼稚的人行使权威的手段之一。

现在我们谈谈有意伪装。一般认为，所有的人在他们没有实践经验的事情上，以及在强烈地诉诸于情感的事情上，都容易受到愚弄。显然，这个道理可以用来解释卖假药、商业诈骗以及不断出现的与鬼神交流的谣传等类事情。虽然人们应该相信自己，甚至对于骗子来说也是如此，但我们中的很多人易受愚弄的特点很突出。这一点表明，发展人们智力的文化机构的工作还很不完善。

也许，对此问题的周密而正确的思考会引出这样的结论，每一个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一个伪装者。在想给他人留下好印象的愿望推动下，我们多少都有一点故作姿态。因为我们作为社会性的、富于想象的存在，必须注重自己的外观，而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很难不借助某种外表来造成我们所希望形成的印象。只是当这种符合性采取了故意和有害的伪装的形式时，人们才能发现它的许多荒谬之处。史蒂文森在关于丕普斯的文章中说：“当我们向同伴表明自己时，无论是用笔头表达还是用讲话表达，我们都必须略微地装饰一下自己，在特定时刻，我们要通过某个特殊方面把握住自己的特点和行为；为了适应不同关系的性质和需要，我们与这个人愉快相处，对另一个人则保持严肃的态度。”如果我们永远不打算使外观比自己的本色显得稍微好一些，我们又怎样能“从外部向内心发展呢”？向世界展示我们比较好的一面的这种普遍冲动，在各种职业和阶层中都有固定的表现形式。每一种行业或每一个阶层的成员，通常在一定程度上都无意识地用一些冠冕堂皇的形式进行伪装。不仅神学和慈善事业中有伪善之辞，而且法律、医学、教育，甚至科学界也都存在着伪善之辞——说不定科学界尤其如此。既然如今越有特殊价值的东西越易于得到承认和赞赏，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无价值的东西来冒充它；随着神学的没落、科学的兴起，伪装虔诚逐渐被装出具有精确而严谨的方法所代替。

不过总的来说，尽管伪装的现象相当普遍，但它永远也不是主要的。它只不过是寄生于人类理想主义之上、依靠人类信任的冲动而生存着的附着物。人类在选择自己领袖方面的正确直觉是一切有效的社会组织的唯一保障。纵横观之，人类的这种正确直觉似乎是存在的。历史上的伟人基本上名副其实，而不是骗子，他们的个性真正代表了人性的较深刻的需要和发展趋向。所以，人们追随他们，完全是正确地表达了他们自己的愿望。

我们已经看到，一切领导权威的建立既需要有个性和自我意志，又需要从众。就其同样要参与生活的总潮流而言，每一位领袖还必须是一个追随者。他对我们的领导是诉诸我们自身的倾向，而不是靠把外在的东西强加给我们。在一定意义上，伟人是他所从事活动的那个社会状态的象征和体现。如果社会状态不佳，伟人的事业便无从谈起。

那么，领袖的确起领导作用吗？即如果他不曾降生于世，历史的进程将会出现本质的不同吗？杰出人物是历史发展的原因吗？还是即使他们幼年时就夭折了，历史仍然会照原样发展下去呢？难道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不可抗拒的吗？难道它必然要由伟人来体现吗？显然，很多人持这样的看法：根据社会进化的观点，所有伟大的运动都是由巨大的、非个人的趋势造成的，而孤单的个人则往往是微不足道的。

但如果人们接受我一再阐述的，关于特殊的个人与社会整体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的观点，那么他们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则必然是，个人就像某种有机整体中的一部分，是一个独立起作用的因素，领袖确实起了领导作用，一旦为数极少的伟人退出历史舞台，历史的进程就必定会呈现明显的差异。

至于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若把它与个人对立起来，仿佛它是一个分离出去的东西，这是十分荒谬的。总趋势只有通过个人才能出现或继续存在，社会上的“非个人趋势”的概念不过是一种理论抽象，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样的东西。无论是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大家所共有的特性，还是表现为鲜明的独创的或天才的形式的特性，都是生活中永远带有创新倾向的变化因素。当然，只要我们相信规律和延续性的普遍存在，就不会把特性看成是一个无中生有的创造物，而会认为它必然是社会因素和遗传因素重新组合的结果。然而从总体上看，人类总是趋向于创造新生活，没有一个人会非常呆滞地在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中随波逐流。我们要让世界的面貌多少不同于原来的样子，我们不会被动地随着它走。

至于有才华的人，他们身上的创新倾向可能非常强烈，以致能以这种倾向为指导，重新组织大量的生活因素，使之朝着一个独特的方向发展。很难设想看到这些事实的人会怀疑这一真理。如果达尔文、林肯、俾斯麦不曾生活在世上，我们从上世纪所接受到的生活方式还会是同样的情形吗？以达尔文为例，无疑他的伟大取决于他代表和实践了的一种存在的倾向，这个倾向是由他周围的环境及其他人帮助他建立的。但是这种倾向经他表现出来，就不再是以往由模糊的进化论观点和零散的不严谨的实验了，而变成了常识，变成了理所当然的知识，变成了彻底达尔文的理论。他的个性和劳动为世界所公认，而倘若没有达尔文，也就没有这一切。对基督教的创始人我们也只能持同样的观点。不管我们是否相信基督的精神领袖的性质，我认为，对基督教理论的真正的科学研究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基督教创始人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若不曾存在过领袖人物，那些靠领袖人物指导、激发或组织的群众的模糊本能，可能会发展缓慢和不起作用，也可能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发展起来。没有人能推断出，若不曾有过拿破仑这个人，法国革命后的那一段时期，或者自那时以后的全部法国历史将会有怎样的不同。的确，领袖人物只是一个象征，他是利用生活中的已存因素进行活动；但是他对这些已存因素的独特运用却成为了历史发展的动因，因而他是一种创造。也许只能在其结果能够让人确信的意义上，才能说他是进行了创造。拒绝承认领袖人物的作用的观点是荒谬的，这就如同说采石场里的大理石与经过米开朗琪罗雕琢过的大理石没有区别一样。

对于这类问题的困惑即使不是完全地，也主要地是因为，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把“社会”“历史趋势”看作是脱离“个人”的存在，而忘记了这些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仅仅表明了同一具体事物——人类生活的不同方面。在研究领袖人物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逐个考察队伍中的每一个成员，探讨一下为什么其中有的人能够鹤立鸡群，成为上尉、上校或将军，他们有什么特殊的地方。研究历史趋势时，我们可以不考虑这支队伍里的单独成员，而观察兵团或它的师和纵队的运动，仿佛它们都是不涉及个人的各个整体。然而实际上，这些整体与个人是不可分割的：一方面，领袖人物往往是某个历史趋势的核心；另一方面，只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一切社会运动又都是由有这样的核心的趋向造成的。人类不可能在任何方向上都齐头并进，总是存在那些走在前面的引路人。

我无须再补充说，领导才能并不能最终说明一切，它完全是被人们加以研究的永远难以把握的人类生活的诸多方面中的一个方面。如今我们已不再热心寻找对事物的最终解释，只要能对不断变化着的事物有所发现，我们就相当满意了。我们也不再希望知道，事物何时出现、何时终止了。领袖人物是历史发展的动因之一，但像我们知道的其他动因一样，领袖人物同时也是一种结果。无论他是什么样的天才，他的一切必然根植于种族的历史之中，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这一真相，那么无疑我们可以像解释其他任何事物一样，说明他的存在。

[1]拉丁文，意为：无定形的、强大的、模糊的。——译者注

[2]《心理学》，第二卷，第314页。

[3]纳尔逊(Horafio Nelson，1758—1805)，英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海军将领、军事家。他亲自指挥的特拉法尔加大海战，一举歼灭了拿破仑的舰队。——译者注

[4]冯·莫尔特凯(Von Moltke)，十九世纪中叶意奥普战争期间普鲁士军队的高级将领，具有非常出色的军事战略才能。——译者注

[5]《雪利敦旅行记》一书的作者雪利敦(Richard Brinsley Sheridan，1751—1816)是爱尔兰政治家、剧作家。——译者注

[6]美西战争是美国于一八九八年发动的争夺西班牙殖民地的战争。战争结束后，美国夺取了菲律宾、关岛等大批土地。——译者注

[7]恺撒·博尔加(Caesar Borgia，1475—1507)，意大利教皇亚历山大五世的儿子，曾任罗马帝国督军宫廷长官和教堂卫队首领。他主张增强罗马教皇的政治权力。——译者注

[8]杰西·詹姆斯(Jesse James，1847—1882)，当时美国西部有名的歹徒之一。——译者注

[9]安德鲁·杰克逊(Andren Jackson，1767—1845)，美国总统(1829—1837)，民主党人，在维护国家统一、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方面起过积极作用。——译者注

[10]《皆大欢喜》是英国著名作家莎士比亚写的戏剧，奥兰多是该剧中的男主人公。——译者注

[11]《哈珀月刊》，第七十八卷，第870页。

[12]引自加兰在《麦克卢尔》月刊一八九三年第九期上撰写的回忆录。

[13]转引自刊登在一八九七年九月为格兰特纪念碑献辞期间报纸上的一封信。

[14]豪尔斯先生评论说：“在欧洲，生活是富于戏剧性的和表演式的；而在美国，生活是直接而真实的，除非你想做一个欧洲人。”见《哈珀月刊》一八九一年九月刊《银婚旅行》。

[15]伯克(Edmund Burke，1729—1797)，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著名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治思想家。曾是辉格党人，后因反对法国大革命，遂与辉格党分离。——译者注

[16]福克斯(Charele James Fox，1749—1806)，英国外交大臣，同情法国革命。——译者注

[17]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英国哲学家，英国实证主义的集大成者，提出了社会进化论。——译者注

[18]根据W.H.吉布森在一八九七年《哈珀月刊》第五期上发表的文章。

[19]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1775—1834)，美国杂文作家、文学评论家。——译者注

[20]罗马制度意味着思想上的一系列的颓废，意味着大量有趣和有希望的生活观念的毁灭。迪尔借助现代纪实小说的题材，在《罗马社会》里记述了有关史实。摇摇欲坠的专制制度下的囚徒们——晚期的罗马人对前途没有任何展望，只有怀旧。任何思想上的进步和开放，对他们来说都是无法想象的。

[21]《丹尼尔·德龙德》(Daniel Deronda)是英国女作家乔治·艾略特写的长篇小说。书中所描写的人物格温德林是一位自信而有激情的女人，她为了财产和地位做了亨莱格兰的妻子，但却倾心于心藏为犹太民族复仇的秘密并对她态度冷淡的丹尼尔·德龙德。——译者注

[22]《一位女士的肖像》为美国著名作家亨利·詹姆斯(1843—1916)所著。——译者注

[23]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1832—1917)，英国人类学家。于一九一八年出版《原始文化》一书。——译者注

[24]萨伏那洛拉(Griolamo Savoharolo，1452—1498)，意大利政治家和宗教改革家，一四九四年领导佛罗伦萨人民起义，反对美第奇家族统治，后以异端罪被处火刑。——译者注

[25]沉默者威廉(William the Silent，1533—1584)，奥林奇－纳索亲王。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支持他当了荷兰等地的总督。一五六七年，他支持尼德兰人反对西班牙人的斗争。——译者注

[26]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出身于犹太商人家庭，曾任两届英国首相。——译者注

[27]勃朗宁(Elizabeth Barrett Browing，1806—1861)，英国著名女诗人。——译者注

[28]见J.A.西蒙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史》中“杰出的艺术”，第329页；哈默特在特纳生活期间，怀着观察艺术之谜的兴趣，第352页；又见拉金斯的《现代画家》，第五篇，第四、五章。

[29]丁尼生：《圣餐》。丁尼生(Alfred Tennyson，1809—1892)，英国诗人。——译者注

[30]罗斯(Edward Alsoworth Ross，1866—1951)，美国社会学家，著有《社会控制》《社会心理学》等书。——译者注

[31]第2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