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藏书家：以范钦、项元汴为代表

1.范钦生平及天一阁建造时间、形制、命名由来

范钦（1505～ 1585），字尧卿，号东明，印县（今浙江宁波）人。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知随州（今湖北随州），有政声，升工部员外郎。时大工程频兴，武定侯郭勋督工，专横跋扈。范钦以事忤郭勋，郭进谗言，受廷杖，出知袁州（今江西宜春）。袁州为严嵩故里，嵩子世藩仗父势欲侵吞公产，范钦不畏权势予以阻止。后调任按察副使，备兵九江，继升广西参政，分守桂平（治所在今广西桂平县西），后转福建按察使，进云南右布政使，迁陕西左布政使。嘉靖三十八年（1559）起任副都御史，巡抚籁南汀漳诸郡，后又部署赣、闽、粤三省防倭事宜。终官兵部侍郎。不久离职，回归故里，以藏书为乐。

范钦一生嗜书，凡历官至一地，皆留意当地典籍，广事搜集，所藏日富，以致旧有之东明草堂不敷应用，遂在月湖之西、宅邸之东建天一阁藏书楼，以皮藏典籍。

关于天一阁藏书楼确切建造时间，社会上有种种误传。骆兆平经多年研究加以澄清，他以为黄宗羲作《天一阁藏书记》所说“天一阁书，范司马所藏也，从嘉靖至今，盖已百五十年矣”，黄宗羲作记为康熙十八年（1679），上推一百五十年则为嘉靖八年（1529），其时范钦二十四岁，尚未中进士，藏书亦不多，因此建造天一阁可能性不大。

骆兆平研究的结论是天一阁建于嘉靖四十年（1561）至四十五年（1566）之间，其理由是：甬人李邺嗣于清康熙十四年（1675）辑《甬上者旧诗》，在范大澈（范钦之侄）传中云：“初司马公归里，于宅中起天一阁，藏书极浙东之盛。”范钦归里，时在嘉靖三十九年（1560）冬，归里后建天一阁，故其上限当为嘉靖四十年（1561）。又，乾隆三十九年（1774）清高宗弘历为《四库全书》建造弃藏之阁，曾命军机大臣传谕杭州织造寅著亲往天一阁实地考察调查，次年在所作《文源阁记》中有云：“既图以来，乃知其阁建自嘉靖末，至于今二百一十余年。”嘉靖末年为四十五年（1566），故此为建阁下限。^[24]按此推算天一阁建阁距今已四百三十余年，为中国现存之最古藏书楼，为世界现存最古老的三个家族图书馆之一，建阁时间略晚于意大利的马拉特斯塔图书馆和洛伦佐图书馆。^[25]

关于天一阁的命名，据全祖望《天一阁碑目记》所述：阁之初建也，凿一池于其下，环植竹木，然尚未署名也，及搜碑版，忽得吴道士龙虎山天一池石刻，元揭文安公所书，而有记于其阴，大喜，以为适与是阁凿池之意相合，因即移以阁名。这是天一阁命名之由来。骆兆平经研究认为，天一池碑记只有“天一生水”之语，而无“地六成之”之说，所谓“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是弘历《文源阁记》和阮元《天一阁书目序》都“认为天一阁的建筑上通为一，下分六间，皆有精义，盖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意”。

天一阁藏书楼由范钦精心设计，为一排六开间的两层木结构楼房，坐北朝南，前后均有窗户，以通风防潮；楼上为一大通间，中间用书橱隔而为六，用以藏书。正中悬有王原相所书“宝书楼”匾额，楼下并列六间。天一阁前有一水池，即作防火之用。清康熙四年（1665）范钦后人范光文，又在藏书楼利用山石堆砌成“九狮一象”之景，并植竹养鱼，更把天一阁装点得格化幽静，具有浓厚的江南园林特色。

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杭州织造寅著曾奉军机大臣传谕乾隆旨意，亲往天一阁实地考察后，向乾隆禀告云：

天一阁在范氏宅东，坐北朝南，左右砖甃为坦，前后簷上下俱设窗门。其梁柱俱用松杉等木。共六间。西偏一间，安设楼梯。东偏一间，以近墙壁恐受湿气，并不贮书。惟居中三间排列大橱十口，内六橱前后有门，两面贮书，取其透风。后列中橱二口、小橱二口。又西一间，排列中橱十二口。橱下各置英石一块，以收潮湿。阁前凿池。其东北隅又为曲池。传闻凿池之始，土中隐有字形如“天一”二字，因悟”天一生水”之义，即以名阁。阁用六间，取“地六成之”之义。是以商下深广及数目尺寸，俱含六数。特绘图具呈。^[26]

寅著经实地调查，并向乾隆作专题呈报。所言当自有据。从寅著的呈文中略可看出二百余年前的天一阁藏书楼风貌。值得注意的是“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说，可能即出于此。

2.天一阁藏书来源及特色

天一阁藏书，是范钦一生心血所萃。据文献记载，范钦藏书主要来源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得之于鄞县城西丰坊万卷楼藏书。鄞县历来为人文荟萃之地，自宋以来藏书、版刻事业发达。丰坊为鄞县南宋旧家子弟，丰家历代为官，家富藏书。丰坊继承家族喜爱藏书的传统，曾将家中田产千余亩尽出卖，以购图书碑帖，万卷楼藏书达数万卷之多。丰坊晚年得心疾，整日潦倒于书淫墨癖之中，故不善治家，后家产丧失殆尽，其万卷楼藏书，凡宋桀、写本等为故旧门生辈窃去不少，后又复遭火灾，损失更多。范钦原与丰坊交好，曾从丰坊万卷楼中抄书，并求丰坊为作《藏书记》。后丰坊将所有藏书售与范钦，成为后来天一阁藏书的一个组成部分。二是抄自王世贞等藏书家。范钦与王世贞素有抄书之约，相互约定彼此各出书目，互补缺失，从而丰富了藏书。与此同时，其时范钦还与扬州等地藏书家皆有借抄之事。这些可说是天一阁藏书的基础部分。天一阁藏书来源另有一说可备考，即是黄家鼎在《天一阁藏书颠末考》中所说的“又传严分宜铃山堂所藏籍没时，亦为侍郎刺取，以是善本冠两浙”。黄家鼎，舞人，据王欣夫为《藏书纪事诗》所作《补正》按语称，“此文及《抱经楼藏书颠末考》均载长白延恺编刊《二黄合稿》”^[27]。

此外，天一阁藏书的另一重要来源是范钦的刻意搜求。范钦曾历官湖北、江西、陕西、河南、广西、福建、云南等地，每到一地，就留息该处所见之书，尽力收藏，故天一阁藏书盛时达七万余卷，清哈祖望称范氏之书“虽未能复丰氏之旧，然亦雄视浙东焉”。

范钦的天一阁藏书，主要为宋元以来刊本、稿本、抄本，而以明刻本为主，其中尤以明代地方志、科举录为其收藏特色，著称于世。据骆兆平《天一阁明代地方志考录》称，天一阁原藏省、府、州、县方志有四百三十五和”比《明史·艺文志》著录还多。民国23年（1934），著名版本目录学家赵万里登天一阁作《重整范氏天一阁藏书记略》时，据统计尚存二百四十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清理，共有二百六十八种，加上以后陆续依据旧目补人的《正德姑苏志》、《嘉靖山东通志》、《嘉靖宁波府志》的原刻本等，总数达二百七十一种，即在今日，尚名列全国各大图书馆之首。这些地方志中，以嘉靖、正德、弘治年间所修者为多，少数为万历刻本，有的纸瞿精湛，触手如新，多作包背装，是地方志中的梢品。还有一百六十四种在《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和《台湾公藏方志联合目录》中均属仅见之本。其中如郭经、唐锦修纂于明经弘治十七年（1504）的《上海志》（八卷），为国内孤本，述上海之建置颇详。据钱福序称：“上海，华亭一旧镇也，至元间始割为县，属松江府。”此本也是上海志中现存最早之本。又如嘉靖《武康县志》（八卷本），也是志书中名贵之本。此志为明嘉靖二十九年（ 1550）程嗣功、骆文盛编修。《武康县志》在天一阁书目中原有早于此本的弘治刻本，但已无存，因此嘉靖刻本就成为国内仅有的最早的武康县志。再如杨循吉纂修于明嘉靖八年（1529）的江苏《吴邑志》（十六卷）也是最早的吴县志。乾隆间修《吴门补乘》，欲找《吴邑志》已遍觅无若，但天一阁完好保存一部。明正德五年（1510）由周季风纂修之正德刻本《云南志》（四十四卷）亦为国内孤本。他如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苏乾据成化十一年（1475）谢庭桂旧志续修的嘉靖本《隆庆志》（隆庆即今北京市延庆县）亦然。^[28]天一阁珍藏的这些地方志，是祖国文献宝库中的明珠。方志中记叙的经济史料、人文资料、医药史料、陶瓷史料、图书史料、园林建设史料，以及方志中的插图，对于研究我国的历史固然是重要的参考资料，同时对今天的四化建设也有重大的参考价值。

天一阁藏书的另一特色，是关于明代科举录的收藏。明代科举考试分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四种。院试是初级考试，凡是童生，院试及格者称生员。乡试即是省试，考中者称举人。会试，由中央礼部主持，考中者称贡士。殿试由皇帝主持，由贡士参加考试，殿试录取者称进士。进士分三甲，一甲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可分派任翰林院编修及地方知县等官职。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所谓科举录即是乡试录、会试录、进士登科录的总称。乡试、会试、殿试结束、即行刊刻成录。这些科举录一般皆有考生姓名、年龄、三代人姓名、试题、中式举人（进士）名单、主考官员、乡试（会试）录文等等，包含有极为丰富的人物传记材料，历来为人们所重视。例如《隆庆四年江西乡试录》就选文二十一篇，汤显祖为该科第八名举人，该乡试录就收有汤显祖的两篇文章及试官名单和试官批语，这份乡试录无疑对治中国戏曲史、中国文学史的专家学者来说是研究汤显祖的十分重要的第一手材料。这样的史料同时亦为从事地方文献、人物研究、地方教育研究等各方面人士所关注。所以说科举录对人文科学研究来是个未曾充分开发的宝库。

赵万里曾于民国23年（1934）登天一阁作《重整范氏天一阁藏书记略》，他在谈到天一阁所藏科举录时说：

天一阁藏明代《登科录》，在明朝已经赫赫有名。嘉靖中，锡山俞宪辑《皇明进士登科考》序里说：“各科有缺略，不能衔接，或谓四明范氏藏录最多，盍就询之。转辗乞假，果得补全。”据此可知明代登科录，在明中叶已罕见。现在阁里尚有洪武、永乐以下各朝的《登科录》，这不能不钦佩范东明搜辑之勤。我想范氏搜辑这许多当代的史料，必有深意在内。……

明朝的《登科录》，和宋朝的大同小异。宋时的著小名小字及一举二举字样，而明则无之，然大致与宋同。宋李《登科录》传世者，仅有朱熹登科的《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和文天祥登科的《宝祐四年登科录》二种而已。而现在的天一阁所藏明录，竟几十倍于传世的宋录，合已经散出阁外的算起来，其总数当倍蓰于此。除了《登科录》以外，尚有各省会试、乡试、武举等录，约有一千二百余种。无论是那一省那一科所刊，都是半叶十行，有一定款式。此外，尚有《进士三代履历》十余册，皆万历朝坊本。许多不甚知名的文学家身世，藉此考见不少。记得嘉庆间法梧门在翰林院里得到了《顺治进士三代履历》三册，上面有王士桢兄弟的履历，一时翰花诸彦，题字的题字，考SS据的考据，忙得不亦乐乎，后来传为佳话。如以天一阁所藏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法梧门辈大可笑了。《登科录》等等，可算是最直接的传记体史料。除了天一阁，别处很难觅得同样的一册两册。在黄河流域各省旧家的祠堂里，容或有之，此外无发现的可能了。^[29]

赵万里所论，是对科举录价值的评价，同时也对天一阁藏书特色作了很好的说明。骆兆平在其所著《新编天一阁书目·天一阁遗存书目》著录《进士登科录》有《洪武四年进士登科录》等五十四种（俞宪《皇明进士登科考》、范钦辑《明贡举录》及清顺治、康熙朝等录不计在内），为洪武一种、宣德二种、正统四利，、景泰二利，、天顺二种、成化六种、弘治四种、正德二种、嘉靖十五种、隆庆一种、万历九种、崇祯四种；又，《国朝河南进士名录》（嘉靖本）一种、《皇明安吉进士录》（正德本）一种。

该书著录《会试录》有《洪武四年会试纪录》等三十八种（清顺治朝不计在内），为洪武一种、宣德二种、正统五种、景泰二利，、天顺三种、成化五种、弘治二种、正德三种、嘉靖十一种、隆庆一种、万历三种。

该书著录《乡试录》有《成化顺天府乡试录》等二百七十五种（清顺治、康熙朝不计在内）。计为各代顺天府乡试录二十七种、应天府乡试录二十七种、山东乡试录二十种、山西乡试录二十种、河南乡试录二十四和，、陕西乡试录十五种、四川乡试录九种、江西乡试录二十二种、湖广乡试录十五种、浙江乡试录二十一种、福建乡试录二十二种、广东乡试录二十三种、广西乡试录十三种、云贵乡试录五种、云南乡试录五种、贵州乡试录七种。此外，天一阁还藏有数量不等的《武举录》、《武乡试录》等。^[30]所藏极其丰富，是个有待开发的人文史料宝库。

天一阁藏有如此多的明代地方志和科举录，以及明人其他著述和明代所刊的明以前古籍，赵万里赞赏不已说：“天一阁之所以伟大，就在能保存有明一代的直接史部。”^[31]天一阁还藏有另外一些珍贵古籍，如明隐士吴琉所辑的类书《三才图会》（蓝格抄本），此书台北有残本三百三十四卷（北京图书馆有缩微胶卷），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仅有一册计三卷，而天一阁却藏有一百九十三卷。

3.天一阁及藏书得以长久保存的原因

天一阁藏书楼巍然屹立浙东四百余年，成为我国第一、世界第三最古私家藏书楼，是有其原因的。黄宗羲在康熙十八年（1679）所作的《天一阁藏书记》中曾充满赞佩之情说道：“尝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32]探究天一阁藏书楼历数代而不衰的原因，其中之一即是范钦立下了“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遗训。他生前就将家财分作两份，一份是天一阁全部藏书，一份是万两银子。范钦之长子大冲，放弃万两银子而取藏书，继承了父业，并定下了藏书不分、为子孙共有之约，阁门和书橱门的钥匙分房掌管。这样相互制约就避免了书籍的散失。清代学者阮元于清嘉庆十三年（1808）所作《宁波范氏天一阁书目序》中所述更为具体，他说：范氏后人“禁以书下阁梯，非各房子孙齐至，不开锁。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橱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书借出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鬻者，永捠逐不与祭。其例严密如此”^[33]。

天一阁藏书久不失散的另一原因是防火措施有效。火灾为藏书之一厄。中国古代藏书楼毁于火者，几不可胜记。天一阁建阁四百多年来，却从未遭祝融光顾，其因很多，主要是：一则由于它封闭甚严，外人一般不得登阁；二则是它采取了严密的防火措施。清代外界对天一阁得以巍然独存猜测颇多，如有人说，天一阁建时纯用砖甃，故不畏火独，等等。乾隆三十九年（1774），清高宗弘历曾命军机大臣传谕杭州织造寅著亲往天一阁察看其房间制造之法，是否是专用砖石而不木植。寅著经勘查见“天一阁在范氏宅东，坐北向南，左右砖鳌为垣，前后檐上下俱设窗门。其梁柱俱用松杉等木”。原来天一阁乃是一座极普通的砖墙木结构建筑。宅之所以数百年来不被火毁，并不是什么“天一生水”发生了神效，主要是防火制度严格的缘故。阮元说：“阁前略有池石，与阛阓相远，宽闲静閟，不使持烟火者入其中，其能久一也。”^[34]藏书楼远离住宅和严格的防火制度一直得以坚持，是天一阁不遭火灾的主要原因。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缪荃孙随宁波知府夏闰枝登天一阁阅书，据缪事后说：范氏派二庠生衣冠迎太守，茶毕登楼，约不携星火。连地方长官也概无例外，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另外，天一阁在书籍的防潮、防蠹等保护图书方面亦有其独特之处。天一阁藏书楼所藏之书，有的历数百年而未损坏。赵万里于民国23年（1934）登天一阁阅书，谈到阁中所藏地方志“万历刻本占最少数，大部分是嘉靖或是正德、弘治间修的。纸墨梢詹，触手如新，多作包背装，令人爱不忍释”^[35]，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天一阁楼上藏书之所为一大通间，用书橱隔开，其中多设窗户，空气流通，每口书橱下放置英石以防潮（英石是一种石灰石，近年经地质工作者实验测试并无防潮作用）。故防潮实际主要靠江南梅雨季节时密闭书阁窗户，出蠹后通风晾干。另外，自范钦起，后来范氏子孙每年梅雨季节后至中伏期间，轮值者即邀齐各房房长，启锁进入藏书楼，翻晾图书。这些措施虽不如现代除湿器先进，但在当时条件下，对防潮是能起到一定作用。阮元曾在《定香亭笔谈》中说：“范氏天一阁自明至今数百年，海内藏书之家，惟此岿然所存。余两登此阁，阁不甚大，地颇卑湿，而书籍干燥，无蠹蚀，是可异也。”^[36]从建阁之初至阮元登阁之时，其间相距约二百五十年左右，而阁中书大抵完好，显见其通风、曝书等确善。清末迄民国，由于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影响，范氏后裔未能翻晾、曝书等，故缪荃处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登阁“与阮公所见大异”是可以理解的。天一阁护书防蠹主要用芸香草。芸香草防蠹在我国历史悠久，沈括《梦溪笔谈》卷三：“古人藏书辟蠡用芸。芸，香草也。今人谓之‘七里香’者是也。叶类豌豆，作小丛生，其叶极芬香，秋后叶间微白如粉污，辟蠹殊验。南人采置席下能去蚤蝨。”陆游《夏日杂题》之五也说“天随手不去朱黄，辟蠹芸编细细香”^[37]。旧时天一阁防蠹的芸香草被说得神乎其神。谢堃在《春草堂集》就说了这样一个故事：鄞县有钱姓女子，性嗜书，闻世间奇异之书，即多方购之。后闻其姑丈邱铁卿太史说起，天一阁藏书甚富，多世所罕见之奇书，兼藏芸草一本，色淡绿而不甚枯，三百年来不生蠢，即是芸草之功。钱女内心向慕，绣芸草数百本，并易名绣芸，谋于父母嫁与范氏后人范邦柱。成婚后，向丈夫请求登楼观书，并一见芸草。范邦柱以妇人禁上书楼家规作答。绣芸由是得病，病笃之日，向丈夫哭诉：我之所以来汝家者，为芸草也。芸草既不可见，生亦何为，君如怜妾，死葬阁之左右，妾瞑目矣。天一阁藏书中所夹辟蠹芸草是否即为沈括所言同一种香草无可考。唯据《文汇报》1982年8月8日报道：天一阁所用防蠹之芸草，经研究，实为广西产的一种中药材，名灵香草。范钦官广西时，即采用过这种止痛中药灵香草以防蠡护书。此法在六十年代后天一阁再次试用，证明“效果很好”，一直延用。

4.天一阁藏书的几次流散

天一阁藏书原有七万余卷，自清乾隆以后，逐年有所散失，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仅存一万三千余卷，损失五分之四以上，其中有不可抗拒的历史原因。

天一阁藏书第一次流散，是在清乾隆年间。乾隆三十七年（1772）开馆窠修《四库全书》，为此下诏征求天下遗书，以备修《四库全书》之用，后又下诏书指令“各督抚作速妥办”，收取遗籍珍藏送京，次年的一封诏书还特别提到宁波范氏天一阁藏书。浙江巡抚三保不敢怠慢，从范钦五世孙范懋柱处提取图书六百零二种（一说六百三十八种）进呈，其中经四库著录的有九十五种。存目的有三百七十八种。这些书后来绝大部分未发还，仅赏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平定回部得胜图》十六幅、《平定两金川战图》十二幅。御制诗题其所藏魏了翁《周易要义》、马总《意林》二种而已。

第二次流散是在鸦片战争后和太平军进占宁波期间。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英军占领宁波，从天一阁抢掠去《一统志》及地理舆图数种。清咸丰十一年（1861）前后，太平军曾进军宁波，当地窃贼乘机作案，拆毁阁后围墙，盗运大批藏书，有的卖给奉化棠岙纸厂作原料，有的散落民间。

另一次大规模的损失是民国3年（1914）大盗薛继渭与不法书商勾结，潜入书楼，盗去藏书一千余部。天一阁此次损失最为惨重，其中有号称孤本明抄《宋刑统》以及《登科录》等。

5.天一阁书目和藏书印

天一阁藏书楼自明以来编有书目多种。明代编的有《范氏东明书目》、《四明范氏书目》、《四明范氏天一阁书目》。清代编的有黄宗羲康熙十二年（1673）登天一阁阅书，曾对天一阁所藏而外界流通未广者抄编过一个筒目，康熙十八年（1679）范钦后裔加以增订，书目前冠黄宗羲《天一阁藏书记》一文。以上书目均已佚。

现存书目为：《天一阁书目》，清初抄本，存北京图书馆。《四明天一阁藏书目录》二册，清乾隆间编。《天一阁书目》十卷、《补遗》一卷，范邦甸编，嘉庆十三年（1808）文选楼刊本。《天一阁见存书目》十二卷，刘喜海编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未刊稿。《天一阁见存书目》四卷，首末二卷，薛福成于光绪十年（1884）主持编纂。林集虚《目睹天一阁书录》四卷、附编一卷，民国17年（1928）编，27年（1938）木活字排印本。杨铁夫《宁波范氏天一阁书目录》民国19年（1930）油印本。冯贞群《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民国24～ 25年（1935〜1936）编，民国29年（1940）铅印本。罗振常原著、周子美编《天一阁藏书经见录》（与《嘉业堂钞校本目录》合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骆兆平《新编天一阁书目》（内分《天一阁遗存书目》、《天一阁访归书目》、《天一阁进呈书目校录》、《天一阁明抄本闻见录》三部分），中华书局1996年出版。

天一阁自明嘉靖间起，绵延四百多年，藏书印众多，据骆兆平《天一阁丛考》所我有：

范钦藏书印：“范钦私印”（白方）、“范氏尧卿”（朱方）、“东明山人之印”（朱长方）、“天一阁”（朱长方）、“天一阁主人”（朱长方）、“古司马氏”（朱长方）、“司勋大夫”（朱方）“范氏图书之记”（白方）、“四明范氏图书记”（朱长方）、“范”（朱圆）、“万古同心之学”（白方）、”和鸣国家之盛”（朱方）、“四明山水野人手印”（白方）、“尧鼎”、“范氏安卿”、“甬东范尧卿氏”、“东明”、“东明外史”、“东明草堂”、“一吾庐”、“七十二峰”、“壬辰进士”、“壬辰子大夫”、“司马之章”、“甬东范氏家藏”、“四明范氏家藏”、“范氏看画记”、“子子孙孙永传宝之”、“人生一乐”等，共三十方。

范大冲（范钦长子）藏书印：“范大冲印”（朱方）、“范大冲印” （白方）、“少明”（朱方）、“范伯子子受“（白方）、“范氏受父”（朱方）、“范氏子受”（白长方）“四明范大冲子受氏印”（朱方）、“子受”（白长方）“昆仑山人”（小朱方）、“昆仑山人”（朱方）、“太白山人”（白方）、“龙山山人”（朱方）、“少明草堂”（朱方）、“三友堂”（朱方）、“碧沚书堂”（白方）、“渔湖丹室”（朱方）、“青松白鹤山房”（朱方）、“小桃源里人家”（朱长方）、“宋尚书商”（白方）、“清宁宇宙中人”（朱方）、“诗言志”（白长方）、“范氏子受少明图书印”（朱方）、“四舄楼”（朱方）、“西郭草堂”、“范氏尚友古堂书画”、“范氏子受家藏”等，共二十六方。

范大潜（范钦次子）卒于范钦逝世前三月，未继承遗书，天一阁藏书其所铃印章稀见，其印有“范氏子昭”（朱方）、“景泉”（白方）。

范汝南（大冲长子）藏书印：“范氏公定”（朱方）、“九如”（朱方） “十洲三岛人家”（白方）。

范光文（汝南长子）藏书印：“范光文印”（白方）、“光文”、”潞公”。

范光燮（汝南次子）藏书印：“范光燮”（朱方）、“友仲”（白方）。

清咸丰年间藏书被窃后，有的藏书偶盖“东浙臧书第一家“白文长方印。民国3年（1914）天一阁藏书大批被窃，凡窃余之书，每册首皆盖木印“范氏天一阁藏书”篆书朱文方印。^[38]

6.天一阁的刻书

“江南书城”天一阁不仅以藏书著称，在嘉靖、万历间刻书也不少。根据文献记载，天一阁所刊之书至少有以下几种：

《范钦奏议》四卷，嘉靖间（1522～1566）刊刻。

《范氏奇书》二十一种。其目为：《乾坤凿度》二卷附《周易乾坤凿度》二卷，《元包经传》五卷，《元包数总义》二卷，《周易古占法》二卷，《周易略例》一卷，《周易举正》三卷，《京氏易传》三卷，《关氏易传》一卷，《麻衣道者正易心法》一卷，《穆天子传》六卷，《孔子集语》二卷，《论语笔解》二卷，《郭氏翼庄》一卷，《广成子解》一卷，《三坟》一卷，《商子》五卷。《素履子》三卷，《竹书纪年》二卷，《潜虚》一卷，《潜虚发微论》一卷，《虎铃经》二十卷。嘉靖间（1522～ 1566）刊刻。

《阮嗣宗集》二卷，晋阮籍撰。范钦、陈德明合刊。嘉靖问（15227566）刊刻。

《天一阁帖》附三种，合十一种。万历间（1573- 1620）刊刻。

《海叟诗》三卷，明袁恺撰。万历间（1573～ 1620）刊刻。(www.xing528.com)

《三史统类臆断》一卷，明范大冲撰。万历间（1573～ 1620）刊刻。

《司马温公稽古录》二十卷，宋司马光撰。万历间（1573～ 1620）刊刻。

《新语》二卷，汉陆贾撰。万历十九年（1591）范大冲刊刻。

《天一阁集》三十二卷，明范大冲撰。万历十九年（1591）范大冲刊刻。

7.天一阁的现状

天一阁至今四百余年，虽然历尽沧桑，但至今依然巍然屹立在东海之滨，这在中国藏书史上可说是个特例。黄宗羲在《天一阁藏书记》中说：“尝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黄宗羲对此是有感而发的。有明一代，如钮石溪之世学楼、钱牧斋之绛云楼、歙之郑氏丛桂堂、会稽之祁氏澹生堂等等皆为一代藏书名楼，但为时不久即为过眼云烟，独“天一阁书，范司马所藏也。从嘉靖至今，盖已百五十年矣”。他期望如“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范氏子能世其家，礼不在范氏乎？幸勿等之云烟过眼，世世子孙，如护目晴，则震川覆护，又未必不然也”^[39]。（覆护，归有光有言：“书之所聚，当有如金宝之气，卿云轮困，覆护其上——引者注）从这段话中，黄宗羲对范氏子孙所望尤切，期能永久宝藏天一阁之书。平心而论，范氏子孙是作出了很大的努力的，但是迄至1949年5月宁波解放时，范氏子孙实无力再经管这样一个藏书楼，故“解放后，范氏后裔公推范若其、范盈笙代表范氏家族将天一阁藏书和历地产捐献给国家，市人民政府接受这一文化宝库，并设立专门机构古物陈列所，以后成立天一阁文物保护所，配备专职人员”^[40]，加强管理。由于天一阁藏书楼的性质和在中国以至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1961年4月15日，浙江省人民委员会公布天一阁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2月23日，国务院又公布天一阁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自此天一阁藏书楼犹如古树绽发新枝，东海明珠更增光辉。

经过天一阁藏书楼工作人员的多年努力，陆续搜集散失在民间的藏书三千多卷，同时对藏书妥加保护，例如将阁藏明代地方志二百七十一种（其中百分之六十五为海内孤本），配置了一批硬木盒子，一书一盒，以减轻书籍受压，防止移动时损坏。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宁波有许多著名的藏书家，先后将藏书捐献给天一阁收藏，举其要者，先有张同捐献其父张琴所藏书帖、张伯觐捐献其父张申之书籍、李蕴女士捐赠己有书籍等共达百余箱。又如徐荣增、荣辉、荣棠将厥考余藻所遗医书三十二箱捐赠天一阁。1957年，张季言家属将推斋藏书五万余卷捐赠天一阁。1979年朱赞卿家属将有名的别宥斋藏书十余万卷及字画一千七百余件、孙定观家属将蜗寄庐藏书万卷、杨容林家属将清防阁藏书万卷均捐献给天一阁，这样就大大增加了天一阁的馆藏。目前天一阁的藏书古籍总数，已由1949年宁波解放前夕的一万三千卷而增加到二十万卷，其中善本书即达七万卷，其总数大大超过当年范钦在世时的七万余卷藏书。

天一阁藏书楼的建筑规模更是远胜于前。1981年2月新建的书库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三层楼房，使用面积达九百八十平方米，可皮藏三十万卷古书。此外，同时还新建了东园园林。

更值得称道的是，天一阁原是一座封闭式的范氏家族藏书楼，而今它成为一座对外开放的中国文化宝库，每年有众多的国内外学者来此阅书，查阅资料。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先后拍摄了阁内珍藏的全部明代方志的胶卷，《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刊》亦已出版。天一阁这座藏书名楼的保护和发展，一直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早在1949年宁波解放前，周恩来总理在一次会议上，指示南下大军要保护好天一阁。^[41]1958年11月4日刘少奇主席曾到天一阁视察，1962年10月26日、27日两天内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郭沫若，连游天一阁，并赋诗题写了大幅中堂：

明州天一富藏书，福地琅嬛信不虚。

历劫仅存五分一，至今犹有万卷余。

林泉雅洁多奇石，楼阁清癯类硕儒。

地六成之逢解放，人民珍惜胜明珠。

明代嘉靖、隆庆间私人藏书，浙东以范钦天一阁藏书著称于世，而堪与范饮匹敌、同被后代藏书家称为“巨擘”的则有嘉兴项元汴之天籁阁藏书。

项元汴（1525～ 1590），字子京，号墨林子，又号香严居士，退密斋主人，秀水（今浙江嘉兴）人。著有《墨林山堂诗集》。项元汴家本富裕，兼之又善治生产，这就为他的藏书事业提供了深厚的物质条件。项元汴的藏书，据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称，其时文坛巨主王世贞小酉馆藏书楼贮书达三万卷，尔雅楼专藏宋刻本，名闻天下，但与项元汴相比，有人尚以为“不及墨林远甚”。钱曾《读书敏求记》卷四著录刘勰《文心雕龙》十卷云：”……墨林项氏，每遇宋刻即邀文氏二承鉴别之，故藏书皆精妙绝伦。虚心咨决，此又今人之师也，今人奈何不师之？”^[42]此可概见项元汴藏书之精。钱曾所称“文氏二承”即文彭、文嘉。文彭（1489～1573）字寿承，文嘉（1501～ 1583）字休承，同为吴中藏书名家一著名画家文征明之子。“文氏二承”出身藏书世家，本人亦富藏书。“二承”知名当世，皆精古籍鉴定，而文嘉尤精鉴别宋本。项元汴之藏书得“二承”鉴定，无怪钱曾称其藏书皆“精妙绝伦”。又据姜绍书《项墨林收藏》称：

项元汴星林，生嘉隆承平之世。资力雄瞻，享素封之乐，出其绪余，购求法书名画及鼎彝奇器，三吴珍秘，归之如流。王弇州与之同时，主盟风雅，搜罗名品，不遗余力，然所藏不及墨林远甚。墨林不惟好古，兼工绘事。山水法黄子久、倪云林，兰竹松石，饶有别韵。每得名迹，以印铃之，纍纍满幅，亦是书画一厄。譬如石卫尉以明珠精镠，聘得丽人，而虞其他适，则黥面记之。抑且遍黥其体，使无完肤，较蒙不洁之西子，更为酷烈矣。复载其价于楮尾，以示后人，此与贾竖甲乙帐簿何异！不过欲子孙长守，纵或求售，亦其照原直而请益焉。^[43]

姜氏所论项元汴之收藏有褒有贬，然“三吴珍秘，归之如流”亦可见其时项氏所藏之富。历来藏书家所藏皆冀子孙世代守之，故项元汴对藏书、藏画铃印记价，似亦不必责之过严。

项元汴之藏书楼称天籁阁，据前人所说，项元汴曾得一古琴，上有“天籁”两字，遂以名阁。

古代藏书能聚而不散，几如凤毛麟角。项元汴的藏书、藏画等在顺治二年（1645）消兵进入嘉兴之际，尽为千夫长汪六水掠去。时距项元汴之死仅七十余年。清初嘉兴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九《怀乡口号八首》之五云：

墨林遗宅道南存，词客留题尚在门。

天籁图书今已尽，紫茄白范种诸孙。

朱氏原注：“顶处十元汴有天籁阁，蓄古书画甲天下。其阁下有皇甫子循、屠纬真诸公题由尚存。”真是沧海桑田，世事变迁，浙西一代藏书名楼清初尚存遗宅，至今已无踪影可觅。

明代嘉靖、隆庆之世，秀水（今浙江嘉兴）项氏藏书，除项元汴盛名于世外，还有项笃寿之万卷楼藏书。项笃寿，字子长，嘉靖四十一年（1562）进士，曾官广东参议。他和项元汴一样，性喜藏书，每见秘册，就施胥手誊录贮之万卷楼。项笃寿称名于世的是他的刻书，他所刊刻书，今知有：

《今言》四卷，郑晓撰。嘉靖四十四年（1565）刊刻。

《全史论赞》八十卷，项笃寿辑。嘉靖四十五年（1566）刊刻。

《郑端公奏议》十四卷，郑晓撰。隆庆四年（1570）刊刻。

《东观余论》三卷，黄伯思撰。万历十二年（1584）刊刻。

《今献备遗》四十二卷，项笃寿编。万历四十一年（1613）刊刻。项笃寿所刻之《郑端公奏议》、《东观余论》被叶德辉论为“明人刻书之精品”^[44]。又据杨立诚、金步瀛《中国藏书家考略》俞运之校补称：“子长覆刻宋嘉定本《东观余论》，极精，季沧苇误认为宋本。”^[45]

明代嘉靖、隆庆之世，浙江湖州藏书崛起，主要者有茅坤白华楼、沈节甫玩易楼、姚翼玩画斋藏书等。茅坤、沈节甫、姚翼等的藏书在其时虽不足与范钦、项元汴相颉颃，但亦颇知名于当世。

茅坤（1512〜1601），字顺甫，号鹿门，归安（今浙江江湖州）练市镇人。茅坤于嘉靖十七年（1538）中进士，先后任青阳（今安徽青阳）、丹徒（今江苏丹徒）知县，因救灾有功，升礼部主小、吏部稽勋。后因故谪广平府（治所在今河北永年县东南）通判，后迁南京车驾主事，不久改任广西佥事，以其颇懂军事，曾参予过镇压少数民族起义，后官大名副使，吏议罢归。退居林下后，以著述藏书为乐。家居多暇，修业治生。嘉靖末年，东南沿海倭寇作乱，胡宗宪平倭，料敌设谍，多用茅坤计。年九十卒于家，葬武康鸡笼山。

茅坤为明代著名文学家，与唐顺之、归有光等都是反对明前后七子拟古主义的主张，提倡唐宋古文，为明“唐宋派”占文大家之一。在“唐宋派”诸家中，茅坤“最心折店顺之”。茅坤曾编《唐宋八大家文钞》一书，选韩愈、柳宗元、苏询、苏轼、苏辙、欧阳修、王安石、曾巩等八家文章，充分肯定这八位古文大家的成就。此书一出，据《明史》茅坤本传所载：“其书盛行海内，乡里小儿无不知有茅鹿门者。”^[46]随着此书的流行，“唐宋八大家”之称亦盛行海内外。

关于茅坤所藏书，据范楷《吴兴藏书录》引《湖录》称：

鹿门茅先生藏书甲海内，练市新构书楼，凡数十间，至于充栋不能容。其孙大将军止生，编为《九学十部目》，自述云：“九学者，一日经学，二曰史学，三曰文学，四曰说学，五日小学，六日兵学，七曰类学，八日数学，九日外学。十部者，即九学之部而加以世学。世学不可以示来世，然时学之制，吾先生以兹名于世，吾敢忽诸？”其后携至白门，遭国变散去。^[47]从“九学十部”的类目来看，略可看出茅坤藏书范围之广。兵学一部与茅坤喜爱兵学、有实际用兵经历相符，数、外两学亦可见他十分关心世务，与一般文人藏书有所不同。

茅坤的编集著作除《唐宋八大家文钞》外，还有《史记钞》及《茅鹿门先生文集》。

明代嘉靖年间，湖州是浙江以致全国刻书重点地区之一。茅坤曾刊刻过郭正域评的《解庄》、《墨子》，其所编集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在他家乡至少刊刻过两次，一是茅一桂在万历七年（1579）刻的，这是在他生前；另一版本是崇祯四年（1631）由茅著刻印，这时已是茅坤弃世后三十年的事了。

沈节甫（1533〜1572），字以安，号锦宇，归安（今浙江湖州）人。嘉靖三十八年（1559）进士，授礼部主事，历官郎中，擢南京刑部右侍郎，终工部左侍郎，卒谥端靖。喜藏书，凡有所购，即藏诸玩易楼。

沈节甫的藏书活动，其《玩易楼藏书目录》自序云：

余性迂拙，无他嗜好，独甚爱书。每遇货书者，惟恐不余售；既售且去，惟恐其不复来也。顾力不足，不能多致，又不能得善本，往往取其直（值）之廉者而已。即有残阙，必手自订补，以成完帙。丙寅在告，偶阅陆文裕公藏书序，讶其言有类余者。噫！薄富贵而厚于书，苏长公所以自笑也。寓意则乐，留意则病，今予得无病乎？虽然，予癖已成，未之革也。养厥灵根，脱去华叶，请俟他日，因仿佛文裕公之意，更为编次如左。^[48]

沈节甫曾编有明代大型丛书《纪录汇编》，另辑有《由醇录》。《纪录汇编》收明代著作一百二十三种，共二百十六卷。此书采明嘉靖以前君臣杂记。卷一至九，为明太祖、明宣宗、明世宗御制诗文；卷十至卷十五，记君臣问对及恩遇诸事；卷十六至二十三，为英宗北狩、景帝监国之事；卷二十四、二十五，为陆深《圣驾南巡日录》、《大驾北还录》，记明世宗朱厚熜南巡往还；卷二十六至三十四，为明成祖朱棣平定诸方之录，如《北征记》等；卷三十五至五I-六，为明中叶以绥定四夷之绩，如王世贞《张司马定浙二乱志》等；卷五十七至六十六为出使纪事，如黄福《奉使安南水程日记》等；卷六十七至九十六，记明代诸帝政治；卷九十七至一百二十三为名臣贤士科第人物传记；余则为时贤笔记。此书有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阳羡陈于廷刊本。沈节甫另辑有《由醉录》，编录宋泰观、元吴亮、明姚儒等人著作十二种三十三卷，此书有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忠恕堂刊本。从《纪录汇编》、《由醉录》的编纂可见沈节甫藏书之富，如果不是家有丰富藏书，要从事这两部全书的编纂实非易事。

明代浙江藏书家中以藏书富而又以鉴别梢享有盛名的，有兰溪胡应麟，他是浙东金华地区自宋濂后出现的又一重要藏书大家。

胡应麟（1551〜1602），字元瑞，又字明瑞，号石羊生，一号少室山人。他生当嘉靖、隆庆、万历之世，是明代著名文学家。据载，胡应麟幼年即能作诗，科场不利，遂筑室山中，致力于藏书，藏书达四万卷以上。后胡应麟以诗谒见当时文坛领袖王世贞，颇得王之赏识，声名大著。所著有《少室山房类稿》、《诗薮》、《少室山房笔丛》等。由于胡应麟与王世贞皆好藏书，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胡应麟自述“《二酉山房记》，王长公为余藏书室作者”，并将之附录于所作《少室山房笔丛》卷二。王世贞所作《二酉山房记》，记胡应麟藏书活动甚详：

余友人胡元瑞性嗜古书籍，少从其父宪使君京师。君故宦薄，而元瑞以嗜书故，有所购访，时时乞月俸不给，则脱妇簪珥而酬之；又不给，则解衣以继之。元瑞之橐无所不罄，而独其我书，陆则惠子，水则米生，盖十余岁而尽毁其家，以为书录，其余资以治屋而藏焉。屋凡三楹，上因而下隆其阯，使避湿；而四散之，可就日为皮。二十又四高，皆丽栋，尺度若一。所藏之书为部四。其四部之一日经，为类十三，为家三百七十，为卷三千六百六十二；二日史，为类十，为家八百二十，为卷万一千二百四十四；三日子，为类二十二，为家一千四百五十，为卷一万二千四百；四日集，为类十四，为家一千三百四十六，为卷一万五千八十。合之四万二千三百八十四卷。元瑞自言：”于他无所嗜，所嗜独书；饥以当食、渴以当饮，诵之可以当韶䕶，览之可以当夷施。忧籍以释忿，藉以平病，藉以起色。而是三楹者，无他贮，所贮亦独书。书之外，一榻一九，一博山一蒲团，一笔一研，一丹铅之缶而已。性既畏客，客亦见畏。门屏之间，剥啄都尽。亭午深夜，坐榻隐几，焚香展卷，就笔于研取丹铅而雠之。倦则鼓琴以抒其思，如是而已。“故人黎惟敬以古求扁其楣曰：“二酉藏书山房”，而属余为之记。按古所称小酉山上石穴中，有书千卷，相传泰人于此学，因留之。故梁湘东王文有云，“访酉房之逸兴”，见《荆州记》甚详。一日藏书之所，有大酉、小酉二山，在楚蜀间。今宣抚之所由名，而段成式之著书谓之《酉阳杂俎》者也。惟敬之所标当亦云是，余因以慨。……盖自七雄而后，一烬于秦火，再溃于莽，三燹于卓、傕，四毁于湘东，五佚于巢，六窜于宣和。星随散随聚，而周之藏史其所余能几何？况阛阓之浅崎责之，守匹夫之力而望之致也。夫以刘向之《七略》仅三万六千卷，任昉又减其三之一。隋之嘉则殿，名为三十七万余卷，而正本亦仅三万七千而止耳。开元之际最为极盛，至八万卷，然亦多一时之所著，而宋《崇文》之目又减其大半。后之益者积数十年而增募不过万卷。今元瑞以匹夫之致，而阛阓之守，仅十余年而至四万二千三百八十四卷，不亦难哉！虽然，世有勤于聚而倦于读者，即所聚穷天下书犹亡聚也；有侈于读而俭于辞者，即所读穷天下书犹亡读也。元瑞既负高世之才、竭三余之晷、穷四部之籍以勒成乎一家之言，上而皇王帝霸之猷、贤哲圣神之殖，下及乎九流百氏亡所不讨核，以藏之乎名山大川间，以余力游刃发之乎诗若文，又以纸贵乎通邑大都，不胫而驰乎四奇之内，其为力之难，殆不啻百倍于前代之藏书者。盖必如元瑞而后可谓之聚，如元瑞而后可谓之读也。……弇州老友王世贞撰。^[49]

从王世贞所作《二酉山房记》，可见这位文坛领袖、藏书前辈对胡应麟之器重，对胡应麟藏书、读书精神之赞佩，于此亦可见胡应麟在当时藏书界之地位。

胡应麟之四万余卷藏书收藏多在于日积月累，其记在临安（今浙江杭州）见张文潜《柯山集》失诸交臂一事，颇见其平时搜书精神之一斑：

张文潜《柯山桀》一百卷，余所得卷仅十三，盖钞合类书以刻，非其旧也。余尝于临安僻巷中见钞本书一十六帙，阅之乃文潜集。卷数正同，书纸半已滤灭，而印记奇古，装饰都雅。盖必名流所藏，子孙以鬻市人，余目之惊喜。时方报臬长，不持一钱。顾奚囊有绿罗二匹，代羔鹰者，私计不足偿，并解所衣乌丝直裰青蜀半臂，罄归之。其人亦苦于书之不售，得直慨然。适官中以他事勾唤，因约明旦。余返寓通夕不眠，黎明不巾栉访之，则夜来邻火延烧，此书倏而煨烬矣。余大怅惋弥月。因识此，冀博雅君子共访或更遇云。^[50]

胡应麟的四万余卷藏书，除平时收藏外，另一部分是以低价收购了金华藏书家虞守愚的万卷藏书。据谢肇淛《五杂俎》卷一二记：金华虞参政家藏书有数万卷之多，贮之一楼，楼筑于水池中央，以小舟为渡，夜则去舟，使人无法登楼，声言：楼不延客，书不借人。但后来虞之后人不能守祖业，拟出售藏书。胡应麟见此机会，即以低价购进，故而他遂以藏书雄称海内。胡应麟曾拟编所藏书目，未就而已谢世。他曾总结一生藏书经历云：“余自髫岁，夙婴书癖。稍长，从家大人宦游诸省，遍历燕、吴、齐、赵、鲁、卫之城，补缴拮据垂三十载。近辑山房书目，前诸书外，自馀所获才二万余。大率穷搜委巷，广乞名流，录之故家，求诸绝域。中间解衣缩食，衡虑困心，体肤筋骨靡所不惫，收集仅兹。至释道二藏，竟以非力所及，未能致也。”^[51]

胡应麟对古籍版本有很高的鉴别能力。谢肇淛称之为求书之法，莫详于郑夹漈，莫精乎胡元瑞。胡应麟曾建议用三年时间，尽罗致四海之藏，而后大出秘书，由皇家任命儒臣加以汇编。这建议在当时没有实现，至清代乾隆帝弘历大集儒臣编《四库全书》，到是和胡应麟的夙愿不谋而合。胡应麟又是一位明代私人刻书家，所刊刻之书有自撰之《诗薮》内、外编各六卷。其所著《少室山房笔丛》卷一至四（《经籍会通》）保藏了他论藏书、记版刻等的丰富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