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宫廷藏书衰落的历史分析

从弘治朝至崇祯末年的一百余年间（1488〜1644），明代藏书事业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民间藏书勃兴，许多著名的藏书家则诞生于这段时间，而宫廷藏书则无复当年之盛，逐渐衰落以致散失严重。

弘治、正德年间，宫廷藏书由于长期无人管理出现了渐渐散佚的境地。尽管据《明史·艺文志一》载“先是，秘阁书籍皆宋元所遗，无不精美，装用倒折，四周外向，虫鼠，不能损”，但由于氏期缺乏认其管理，结果出现了偷盗藏书以货卖射利的情况，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对此有具体记载，其卷八《先朝藏书》云：

祖宗以来，藏书在文渊阁，大抵宋板居大半。其地既居邃密，又制度卑隘、窗牗昏闇，虽白昼亦须列炬，故抽阅甚难。但掌管俱属之典籍，此辈皆赀郎倖进，虽不知书，而盗取以市利者实繁有徒，历朝所去已强半。

对于此种状况，曾有人多次提出建议，例如弘治五年（1492）大学士邱洛向弘治帝请求清点藏书，并建言今后宫廷藏书的具体管理办法，要点为：一是在文渊阁近地别建重楼以藏皇家藏书。为防火，改用砖石为基本材料，而不用木植。二是为保藏典籍、文书，分别用铜柜贮藏历朝实录、御制玉牒及有关国家大事的文书，将以上典籍皮于楼上；而将诏朋·、制诰、前朝遗文旧事以及内府各衙门所藏文书用以备修史，皆以铁柜皮藏置之楼下。三是为避免所藏典籍虫蠹及受潮霉变，需每年晒书。四是内外大小衙门因事需借阅文书档案稽考，均需事先奏请，不得自行擅取。这些建议如能得到实行，无疑对保护宫廷藏书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可惜的是，尽管孝宗表示赞同，但最终并未付诸实施。

到了正德十年（J 515）的冬天，“大学士梁储等请检内阁并东阁藏书残阙者，令原管主事李继先等次第修补”^[15]。这个建议虽为武宗采纳，但是实际情况没有改变，一是李继先等典籍官不仅未加修补，反而偷盗更甚，沈德符言：“至正德十年乙亥，亦有讼言当料理者，乃命中书胡熙、典籍刘祎、原管主事李继先查对校理。由是为继先取其精者，所亡亦多。”其时除了李继先等监守自盗外，还有一些馆阁之臣利用职务之便而借书不还，所以太祖、成祖、宣宗所历年蓄积的近百万卷珍贵图籍，至正德间“历朝所去已强半”、“至于今日则十失其八。更数十年，文渊阁当化为结绳之世矣”^[16]。于此可见，其时宫廷藏书已是江河日下了。

嘉靖年间出现了宫廷藏书的一抹余晖，这就是皇史成的建立。皇史宬是明皇朝的档案库，曾贮藏过《永乐大典》的副本，是明代宫廷藏书的主要组成部分。皇史宬始建于嘉靖十三年（1534），二年后毕工，其地位于东苑。世宗亲为制字并题额。皇史宬的建筑不用木植，四周上下皆用砖石。皮藏档案和书籍的木柜，皆铜皮鎏金，这些木柜不直接着地，而是置于石台之上。如此建筑和设施，显然是要和古之“金匮石室”之意相合。

皇史成所贮书籍档案主要有二：一为明代历朝实录、宝训。实录为编年史的一种，专记某一皇帝统治时期的大事，此制起自《隋书》后成定制，每逢帝皇嗣位，都由史官撰写先帝实录。以明代而言，皆以勋臣为监修官，开局纂修，事毕书成，草稿皆焚烧毁掉，而以正本贮于皇史宬之内。二是《永乐大典》副本抄出后，亦贮藏于此。据《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三十七载，《永乐大典》成书后，原拟刻版梓印，后因工费浩大而罢。明成祖定都北京以后，将《永乐大典》移贮文楼。嘉靖四十一年（1562），世宗命礼部儒士程道南等一百人重录正副两本，又命高拱、张居正校理，至隆庆初年始告成。于是将原本归于南京。抄录的正本贮于文渊阁，副本则藏于皇史成。明世宗将《永乐大典》抄缮正副两本，是有其道理的，世宗好古礼文，几案间时有一二帙《永乐大典》以供随时翻阅。但在嘉靖三十六年（1557）皇宫内的奉天、华盖、谨身诸殿发生火灾，危及《永乐大典》，世宗一夜之中曾连续发出抢救该书的命令，故而是书得以保存。为防患未然，故有重录之举。

世宗建皇史成，命录《永乐大典》正、副本，他又喜爱玄修，收录了法秘数千册，这对充实宫廷的藏书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他对进一步重振当年宫廷藏书鼎盛局面却没有做出应该做的事，相反，却驳回了仿效前朝向民间征书的建议。对此事的经过，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访求遗书》有详尽的记载：

至嘉靖中叶，御史徐九皋上议，欲查历代《艺文志》书目参对。凡经籍不备者，行士民之家，借本送官誉写，原本给还，且加优赍。又乞上御便殿，省阅章奏，处分政事，赐见讲读诸臣，辩析经旨。时夏贵溪为礼卿，议覆：谓御史建白良是，宜如所言，备开书目，收采藏贮。所请召见侍从讲官，亦仰体皇上圣学备顾问之意。上曰：“书籍充栋，学者不用心，亦徒虚名耳。苟能以经书躬行实践，为治有馀裕矣。此心不养以正，召见亦虚应也。"因命俱巴之。盖上已一心玄教，朝讲渐稀，乃欲不时赐见侍臣，已咈圣意，故求访遗书，一并寝罢。惜哉！按古来求书者，无过赵宋之殷切，所献多者，至赐进士出身。即故元起沙漠，尚立经籍所，又设立兴文署，以编集经史，收贮版刻。当此全盛之世，反视为迂缓不急之事。自嘉靖至今又七八十年，其腐败十二，盗窃者十五，杨文贞正统间所存《文渊书目》，徒存其名耳。即使徐九皋之说得行，亦只供攘攫耳。^[17](www.xing528.com)

沈德符所论实是至理名言，徐九皋之说即使得行，实际上也是于事无补的了。

在明代宫廷藏书的衰落期（弘治朝至崇祯朝），值得一提的还有万历三十三年（1605）所编的《内阁藏书目录》。此书目由孙能传、张萱、秦焜等奉谕整理文渊阁藏书而后编制。该书目的编目仿照陆深的《江东藏书目》、孙楼的《博雅堂藏书目录》和沈节甫的《玩易楼藏书目录》体例，废除小类，一律称部，其部共十八，即：（1）圣制；（2）典制；（3）经；（4）史；（5）子；（6）集；（7）总集；（8）类书；（9）金石；（10）图经；（11）乐律；（12）字学；（13）理学；（14）奏疏；（15）传记；（16）技艺；（17）志乘；（18）杂部。《内阁藏书目录》较之杨士奇正统间编的《文渊阁书目》有所进步，每部书著录书名、作者及书的全、缺情况，有的书有简明的解题；但有的书不注明卷数，总的说来还是比较粗疏的。用此目与一百六十余年前的《文渊阁书目》相对照，当年鼎盛时代的文渊阁藏书已十不存一，目录中对地方志记载较详，但多为成化、弘治以后所编，宋元旧志图经则未见记录，其他唐宋遗编则悉归子虚乌有。从《文渊阁书目》到《内阁藏书目录》正好反映了有明一代宫廷藏书由盛而衰的变化。

明代宫廷藏书毁于明清易代之际。明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七日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抵北京城，缴获明政府三大营巨炮等武器，即反炮攻城，据载“轰声震地”，十九日起义军进入内城，明思宗自缢于万岁山（即俗称之煤山，今景山公园），明皇朝自此覆灭。后来由于吴三桂与清兵勾结，李自成起义部队在山海关战争失利，李自成遂于四月二十九日在武英殿匆匆称帝即位，改年号为顺昌元年。当晚在李自成的带领下，起义军火烧北京皇宫，出，城向西退走。无庸讳言，李自成的撤离北京，对宫廷是有所破坏的，据《明史·李自成传》载：“……是夕焚宫殿及九门城楼。”^[18]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李自成部的焚明宫殿之举，对明宫廷藏书是个致命的打击。据明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卷上《秘阁藏书》载：

内府秘阁所藏书，甚寥寥。然宋人诸集，皆宋板也。书皆倒摺，四周外向，故虽遭虫鼠啮而未损。但文渊阁制既卑狭，而牗复暗黑，抽阅者必秉炬以登，内阁辅臣无暇留心及此。而翰苑诸君，世所称读中秘书者，曾未得窥东观之藏。至李自成入都，付之一炬，良可叹也。

杨文贞士奇，有《文渊阁书目》十四卷，此乃永乐至宣德间所裒，后渐散佚，不能如旧数也。^[19]

姜绍书所言大抵符合实际。另据钱谦益称，其在清顺治三年（1646）于北京南城废殿中得古本《列女传》一册，云为内殿本。其时距北京皇宫被焚已二年。于此可证其时宫廷散出之书亦多。

明末除文渊阁书被焚外，《永乐大典》亦同时遭劫难。前面说过，嘉靖四十一年（1562）至隆庆初年朝门东廊下缮录副本，副本告成后，将正本贮于文渊阁，副本皮藏于皇史成。明思宗崇祯十七年（1644）文渊阁正本被焚，皇史成所藏副本亦多残缺，清雍正初年，《永乐大典》副本由皇史成移翰林院保管，经检点所缺约两千册，仅存原书的六分之五，已属万幸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