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宫廷藏书：来源与建设

明代皇家宫廷藏书远胜前代，这与明太祖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据《明史·艺文志》载，明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皆十分重视宫廷藏书：

明太祖定元都，大将军收图籍数之南京，复诏求四方遗书，设秘书监丞，寻改翰林典籍以掌之。永乐四年，帝御便殿阅书史，问文渊阁藏书。解缙对以尚多阙略。帝曰："土庶家稍有馀资，尚欲积书，况朝廷乎？"遂命礼部尚书郑赐遣使访’购，惟其所欲与之，勿较值。北京既建，诏修撰陈循取文渊阁书一部至百部，各择其一，得百柜，运致北京……^[1]

这是明初太祖、成祖两朝重视宫廷藏书与明皇朝自南京建都及迁至北京后的宫廷藏书的大致情况。而其藏弁中心，先是南京，后迁北京。

为了管理藏书，明宫廷还建立了一些制度。洪武三年（1370）设独立的机构秘书监以掌管图籍。秘书监为正六品衙门，设有监丞一人、直长二人，这样对保存图籍、藏书管理是起了积极的作用。但至洪武十三年（1380），撤秘书监，而将藏书划归翰林院管理，这样就取消了独立的藏书机构。在翰林院，掌管藏书的官员为二员，从八品，由于位卑职低，对于权高位重者窃书不敢吱声，兼之这些人素质不高，亦常有偷窃图书以获利的情况发生，这对后来藏书管理不善，以致走下坡路也有关系。

从《明史·艺文志》所载，可以得知明代宫廷藏书的主要来源是得之于元皇朝的大都宫廷藏书，而这些藏书，实际是宋、金、元诸代皇家藏书的精华。据《宋史·艺文志》载：

尝历考之，始太祖、大宗、真宗三朝三千三百二十七部、三万九千一百四十二卷；次仁、英两朝一千四百七十二部、八千四百四十六卷；次神、哲、徽、钦四朝一千九百六部、二万六千二百八十九卷。三朝所录则二朝不复登载，而录所未有者，四朝于两朝亦然。最其当时之目，为部六千七百有五，为卷七万三千八百有七焉。迨夫“靖康之难”，而宜和馆阁之储，荡然靡遗。^[2]

这里所渭的“靖康之难”、“宣和馆阁之储，荡然靡遗”，是指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的夏历三四月间，金人破汴京，先后掳徽、钦二帝及后妃诸王以及官吏、工匠倡优等数千人和北宋建国一百六十余年所蓄积的文物宝藏被劫掠一空，辇载而去。金人劫掠北去的“宝藏”，其中就包括原来藏于馆阁的皇家藏书。而这些宋代皇家藏书，并未完全损毁。据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征引丁特起《孤臣泣血录》、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洪迈《容斋随笔》、朱彝尊《曝书亭集》等文献研究所得为：元平金后，杨惟中将收集到的典籍图书，尽载送元都燕京收藏。^[3]

元立国后，又向各地调运书籍。至元十六（1279），设秘书监专学国家图书保管，以后不断向各地征调书籍，以充实皮藏。仅对浙江来说，此前至少就有二次：至元十三年（1276）“两浙宣抚使焦友直以临安经籍图画阴阳秘书来上“、十五年（1278）“以许衡言遣使至杭州等；处，取在官书籍版刻至京师”^[4]。应该说，元代皇家藏书还四保存得比较好的。所以明大将徐达破大都时，奉朱元璋之命“收其秘阁所藏图书典籍，尽解金陵”^[5]，实际上是将宋、金、元三代皇家藏书尽归于明皇朝的宫廷藏书，这是一笔十分可观的文化财富。

朱元璋尽管本人文化程度不高，有人称他“不学无术”（陈登原语），但他对图书典籍却是十分重视，除了将元大都藏书“尽解金陵”外，朱元璋在立国之初又以行政命令将原藏杭州西湖书院的宋国子监书版二十余万片全部征调至南京国子监保管，以整理重印。应该指出的是，杭州西湖书院所藏书版，主要为南宋国子监所印监本书的版片，十分珍贵。元代泰定年间又加整理，西湖书院后来又续刻了一些书，这些书版后全部移置明南京国子监，成为皇家藏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些书版一加刊印，则可化身千万，皆是后人艳称的宋元旧版。故作为浙江人的王国维在《两浙古刊本考》序中不无痛惜地说：

及宋有天下，南并吴越。嗣后国子监刊书，若“七经正义”、若“史汉三史”、若“南北朝七史”、若《唐书》、若《资治通鉴》、若诸医书，皆下杭州镂板；北宋监本刊于杭者，殆居泰半。南渡以后临安为行都，胃监在焉，板书之所萃集。宋亡废为西湖书院，而书库未毁；明初移入南京国子监，吾浙之宝藏俄空焉。^[6]

但是，作为明皇朝来说是大大充实了它的藏书。

除了接收元皇室藏书和征调杭州西湖书院书版外，为了充实明代皇室宫廷藏书，朱元璋于洪武元年（1368）下诏征求民间遗书，以后又陆续设置大本堂、弘文馆、秘书监、文渊阁、东阁、华盖殿以皮藏图书。经此多方努力，明初皇室南京宫廷藏书大为充实。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访求遗书》载：“时宋刻板本，有一书至十余部者。”于此概可见宫廷藏书之价值。

此外，朱元璋为了充实皇家藏书和政治上的需要，还大力提倡刻书，发展出版事业，以增加图籍。洪武初年规定刊印书籍不得征税，又诏求四方遗书刊印，如辑印宋代李诫《营造法式》及《大观本草》、《河防通议》等实用工程、医药、水利等方面的书籍。清人袁栋在《书隐丛说》曾说过：官刻之书至明极盛，内而南北两京，外而道学两署，均盛行印书。仅以明初洪武元年（1368）至永乐十八年（1420）迁都北京前为例，皇家内府就刻印和缮写了不少书籍，其中有些书，用黄绫包背装，装帧十分考究。现据文献汜载，当时至少刻印、抄写了以下一批书籍：

《元史》二百一十卷，洪武三年（1370）刊本（黄绫包背装）。

《回回历法》一卷，洪武十六年（1383）刊本。

《天文书》四卷，洪武十六年（1383）刊本。

《洪武大造》初、二、三编，洪武十九年（1386）刊本（黄绫包背装）。

《华夷译语》二卷，洪武间刊本。

《昭鉴录》五卷，洪武间刊本（黄绫包背装）。

《永乐大典》二万二千八百七十六卷，《目录》六十卷，永乐间内府写本（黄绫包背装），藏南京文渊阁。

《古今列女传》三卷，永乐元年（1403）刊本。

《高皇后传》不分卷，永乐四年（1406）刊本。(www.xing528.com)

《圣学心法》四卷，永乐七年（1409）刊本。

《金刚股若波罗密经注》一卷，永乐十一年（1413）刊本。

《周易传义大全》二十四卷，永乐十三年（1415）刊本。

《书传大全》十卷，《图》一卷，《纲领》一卷，永乐十三年刊本。

《诗传大全》二十卷，《纲领》一卷，《图》一卷，《诗序辨说》一卷，永乐十三年刊本。

《礼记集说大全》三十卷，永乐十三年刊本。

《性理大全》七十卷，永乐十三年刊本。

《历代名臣奏议》三百五十卷，永乐十四年（1416）刊本。

《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神僧名经》一卷，永乐十五年（1417）刊本。

《诸佛世尊如来燕萨尊者名称歌曲》一卷，《感应歌曲》一卷，永乐十五年刊本。

《四书集注大全》三十六卷，永乐十五年刊本（黄绫包背装）。

《神僧传》九卷，永乐十五年刊本。

《孝顺事实》十卷，永乐十八年（1420）刊本（黄绫包背装）。

《为善阴骘》十卷，永乐十八年刊本。^[7]

又据明代周弘祖《古今书刻》所录，内府刻书数量颇多，除上述外尚有《皇明祖训》、《孝慈录》、《稽古定制》、《御制文集》、《宝训》、《礼仪定式》、《大诰三篇》、《洪武礼制》、《大诰武臣》、《大明一统志》、《洪武正韵》、《诸司职掌》、《历代臣鉴》、《洪武圣政汜》、《洪武仪式》、《大明律》、《大明令》、《官制》、《军政条例》、《大明日历》、《永乐大典》^[8]、《宪纲》、《教民文榜》、《资世通典》、《劝善书》、《女训》、《内训》、《明伦大典》、《大明会典》、《五伦书》、《恩汜含春堂诗》、《圣学心法》、《敬一箴》、《五箴注》、《钦明大狱录》、《大明集礼》、《兴都大志》、《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朱子纲目》、《宋元纲目》、《昭鉴》、《海篇直音》、《续资治通鉴》、《养生类集》、《诗韵释义》、《君鉴》、《神课金口诀》、《名臣奏议》、《文献通考》、《欧苏文集》、《五经集注》、《四书集注》、《大学衍义》、《历代通鉴纂耍》、《步天高》、《天文祥异赋》、《道藏经》、《佛藏经》、《贞观政要》、《广韵》、《玉箱》、《李诗》、《杜诗》、《直说通略》、《尔雅》、《坤雅》、《释文三注》、《五经白文》、《素问》、《事文类聚》、《经史海篇》、《通书》、《难经》、《居家必用》、《周易占法》、《许氏说文》、《唐诗鼓吹》、《唐诗三体》、《饮膳正要》、《对类》等。

由于朱元璋的大力提倡，有明一代内府刊刻了大批书籍，以上所列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无疑这对充实皇家藏书是起了积极的作用。

对明初宫廷藏书作出贡献的另一人是明成祖朱棣。朱棣（1360〜1424），为朱元璋第四子，初封燕王，镇守北平（今北京）。建文元年（1399）起兵“靖难”，四年破京师（今南京），夺帝位，次年改年号永乐，自建文四年（1402）至永乐二十二年（1424）在位。明成祖在位期间对宫廷藏书极为重视，曾多次下诏书征集天下遗书。余继登《典故纪闻》所载颇具代表性：

成祖于视朝之暇，辄御便殿阅书史，或召翰林儒臣讲论。尝问：“文渊阁经史子集皆备否？”学士解缙对曰：“经史相备，子集尚多阙。”成祖曰：“土人家稍有余资，皆欲积书，况于朝廷可阙乎？”遂召礼部尚书郑赐，令择通知典籍者四出购求遗书，且曰：“书籍不可较价直，惟求所欲与之，庶奇书可得。”又顾缙等曰：“置书不难，须常览阅乃有益。凡人积金玉欲遗子孙，朕积书亦欲遗子孙，金玉之利有限，书籍之利岂有穷也？”^[9]由于当初皇帝的重视，经多次征集，明初宫廷藏书不断丰富，且成祖提倡藏书和所论“朕积书欲遗子孙，金玉之利有限，书籍之利岂有穷也”亦是至理名言，对明代后来公私藏书蔚为风气起了积极的作用。

明成祖朱棣对藏书以至中国文化事业作出重大贡献是决定编纂一部超越前代的大型类书。对于编纂大型类书，曾是朱元璋的设想、未竟之业。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曾下诏编纂《类要》，其书包括经史百家之言，由侍读唐愚土等人主其事，但直至朱元璋逝世仍未编成。朱棣执政后，即于称帝的次年永乐元年（1403）七月命翰林学士解缙纂类书，他在给解缙的谕旨中明确交代编纂意图：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但篇幅既多，又检索不易。故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加以类聚而统之以韵，庶几探索之便，如探囊取物。他要求：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以及天文、地理、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皆备辑一书，毋嫌浩繁。根据朱棣的旨意，次年十一月，解缙进呈已编成的类书，朱棣赐名《文献大成》。嗣后明成祖嫌此书编得过于简略，内容不够完备，故又下诏令重修，由姚广孝、刘季箎、解缙监修，翰林学士王景等为总裁，又命礼部简中外官员及四方宿学老儒有文学者参加编修，广采各类图书七八千种，书稿成后由国子监生员为主参加缮写。永乐六年（1408）全书告成，为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凡例、目录六十卷，分装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约三亿七千余万字，明成祖重新赐名为《永乐大典》，并为之作序。《永乐大典》收书浩繁，多利用内府宫廷藏书，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其时宫廷藏书丰富。据顾力仁所撰《永乐大典及其辑佚书研究》说：“《大典》之作，‘采其书所载事物类聚之，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在成祖求全求备之要求下，《大典》自是包罗万象，无所不有。此固与其所引用之书籍有关，吾人今观《大典》残本，其数尚不足原帙二十八分之一。而引用之书籍约计已达万种之多。”^[10]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永乐大典》所收之书，除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书，还包括了许多关于农业、手工业、科技、医药、经济等方面有裨实用的书籍。与此同时，还收录了许多民间文学作品，如平话小说、戏文、杂剧等，其中如卷一三九九一所收《小孙屠》、《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等三本戏文，为南戏中仅存最古的作品。同时，相辅相成的是，《永乐大典》的纂成又大大丰富了明代的宫廷藏书。

永乐十八年（1420）北京皇宫建成，成祖将首都从金陵（今南京）迁往北京。次年，重视藏书的明成祖“诏修撰陈循取文渊阁书一部至百部，各择其一得百柜运致北京”^[11]，藏于新建的藏书阁文渊阁。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访求遗书》称：“太宗移都燕山，始命取南京所贮书，每本以一部入北，时永乐十九年也。初贮在左顺门北廊，至正统六年而移入文渊阁中。”此亦可备一说。自此，宋、金、元旧藏及朱元璋、朱棣所征集的民间精藏皆集中于北京。其时南京藏书尚多，惜乎“至正统十四年，英宗北狩，而南京所存内署诸书，悉遭大火，凡宋元以来秘本，一朝俱尽矣”^[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