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化发展对藏书影响的深度探讨

朱元璋本人文化程度不高，但为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却十分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在战争年代先有李善长、冯国用等一批文人归附，在每克一城，得元朝官吏及儒士都加聘用，尤其是对叶琛、章溢、刘基更是礼遇，设礼贤馆以示优厚，发挥他们的作用。建都称帝以后，朱元璋采用荐举、兴办学校、科举考试来选拔任用官吏，以巩固大明皇朝的统治。

所谓荐举，主要是由各地推荐人才，朝廷加以任用。洪武六年（1373）明政府设立聪明正直、贤良方正、孝悌力田、儒士、孝廉、秀才、人才、耆民等科目，下令各级官吏推荐以上人才为朝廷所用，为读书人、知识分子进入仕途开辟了道路。同时朱元璋立国后即兴办学校，在首都南京创办大学国子学（后改名为国子监），设专职教师讲授《四书》、《五经》及《御制大诰》、《大明律令》等等。据《明史·选举志》所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南京国子监监生达八千一百二十四名，已是一所近万人大学的规模了。在地方上，明政府规定各府、州、县都要设立府学、州学、县学，在乡村则要办社学。洪武二年（1369），规定生员数额，府学四十人，州学三十人，县学二十人，后来名额续有所增。还规定各府、州、县学的诸生必须入国子监读书后始能进入仕途做官。此外，明政府规定国家实行科举考试制度，以八股文取士，考试时专取《四书》、《五经》命题。由于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鼓励读书的政策，知识分子有进身之阶，故而明代读书之风颇盛，出现了徐一夔《始丰稿》中所说的“家有弦诵之声，人有青云之志”的风气，书籍需要量大增，刻书业大为发达，城市农村“书香门第”、“诗书传家”、“耕读世家”成为一种社会现象，藏书成为一种社会风尚。这对有明一代藏书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www.xing528.com)

明代哲学、史学以及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都十分繁荣。在哲学上，明前期的薛瑄、吴弼史称南北两大儒；尔后有陈献章这位心学的前驱，后有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稍后受王阳明影响的有“浙中王门”、“江右王门”和“泰州学派”及明后期的李贽等。他们著述丰富，讲学书院，以宣传自己的主张，影响了一代学子，客观上对书院藏书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明代史学上亦富有成就，撇开官修的《元史》、《明会典》、《明实录》等等不论，私家修撰史书亦很盛行。举例而言，王世贞之欲修《明史》，后成《弇山堂别集》一百卷后又刊刻传世；稍后之何乔远著《名山藏》、谈迁著《国榷》、郑晓著《吾学编》、张萱辑《西园闻见录》、焦竑著《国朝献征录》等。从事史学研究和编纂工作需要大量的史书，正因为如此，对藏书的需要也越来越大，而这几位史学家，如王世贞、郑晓等正是当时著名的藏书家，这可说是互为因果的。与此同时，明代编纂地方志亦十分盛行，据统计有明一代二百七十八年间，所修地方志达二千八百余种，出现了张邦政在《满城县志》序中所说的“今天下自国史外，郡色莫不有志”的盛况，这对后来范钦天一阁藏书楼以方志为特色之一的藏书自然起了积极的作用。明代诗文成就也颇高，先后有台阁体、拟古派、唐宋派、公安派和竞陵派等，著述颇丰。与此同时，长篇小说《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的出现，以及拟话本小说《三言》、《二拍》的创作，南戏和传奇的大批出现，尽管这些小说、传奇为传统的藏书家所不重视，但一些有识见的藏书家却已注意及此，丰富了他们的收藏。不仅如此，明嘉靖浙江杭州藏书家洪楩之刊刻《六十家小说（清平山堂话本）》、浙江长兴臧晋叔之刊刻《元曲选》、江苏常熟毛晋之刻《六十种曲》等，加以传播和收藏，于中亦透露了若干消息：藏书的内容较之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有所突破，这种情况是前代少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