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经济发展如何影响藏书文化：深入探讨

元惠宗至正二十八年（1368），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立了大明帝国。尔后荡平群雄，结束了元末的混乱，全国出现了一统山河的局面。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惨淡经营，到明仁宗、宣宗时出现了自明立国以来的盛局面，及至嘉靖、隆庆之世，又出现了“中兴”，经济续有发展，社会相对稳定，对此前代史家虽不无溢美之词，但总体来说，大致符合实际情况。

根据史籍记载，明代中后期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规模扩大，技术提高，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商品经济的繁荣。以棉布而论，江苏的松江、浙江的嘉善都盛产棉布，市场活跃。同时，浙江湖州府和江苏苏州府、山西潞安府是全国三大丝织业的中心。此外，陶瓷业和矿冶也较发达，以江西景德镇的陶瓷业为例，每日佣工不下数万。

在商品经济繁荣的基础上，明代中后期全国出现了不少商业发达的城市，北京、南京是全国的首善之区，其繁华自然不用说了。其余如苏州、上海、杭州、嘉兴、湖州、宁波、广州、福州、泉州、漳州、徐州、淮安、扬州、德州、济宁、饶州、九江、芜湖、徽州、武昌、开封、潞安、太原、西安、成都等地，都是经济富庶、文化繁荣之地。其中的一些城市，尤其是江浙两省随着经济发展，涌现出了一批新兴的市镇，如浙江湖州府、江苏苏州府一带著名市镇即达数十个之多，有的市镇还出现了近代资本主义的萌芽。

明代经济发展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手工业生产水平的空前提高，而其中造纸业的发达、印刷工艺改进这两项，对书籍这种文化商品的生产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书籍已成为一种商品，进入市场和千家万户，甚至远销海外。(www.xing528.com)

明代造纸生产远胜前代，为书籍印制创造了物质条件，从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记载来看，其时福建、江西、浙江、河南、四川等省造纸业发达。江西铅山石塘一地，纸厂槽户不下三十余槽，各槽从业人员不下一二千人，由此可见规模之大。从纸的品类来看，有皮纸、竹纸、桑穰纸、宣纸、连七纸、榜纸、柬纸等等，还有高级的薛涛笺纸。为适应印制书籍的需要，有薄而不易蛀蚀、专门印书的太史纸、老连纸，还有专供精印书籍、闽浙两省所产的绵料白纸。明后期江苏常熟著名刻书家、藏书家毛晋的汲古阁刻书甚多，为印书用纸专门派人到江西等地大量定制或采购，后世称为毛边纸、毛太纸，至今仍沿用其名。为了书籍防蠹，明代广东佛山镇（今佛山市）还研制出一种以红丹为涂料制作的红黄色的防蠹纸。红丹亦名黄丹，据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所载，其物气味辛辣微寒，有坠疾、杀虫、去怯作用；此纸防蠹确实有效，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明崇祯四年（1631）刊印的《梦溪笔谈》封面使用了防蠹纸，至今其书保存完好。

明代的印刷工艺也得到改进。明中后期江苏无锡华理、华燧、华坚、安国等开始用铜活字印制《渭南文集》、《宋诸臣奏议》等书，距无锡不远的常州、苏州、南京亦有铜活字本问世。据明人陆深在《金台纪闻》中说，常州还出现了铅活字印书，惜乎其本未传。与此同时，套印和馆版、拱花等工艺亦已发明问世，使书籍印制更为精美，江苏南京胡正言的《十竹斋画谱》、《十竹斋笺谱》和浙江湖州闵齐伋、凌濛初的多色套印本是其杰出的代表。

综上所述，考察有明一代藏书史，可以发现商品经济繁荣的一些大中城市以及江浙一带的著名集镇和藏书事业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经济发达的富庶之区，常常是藏书集中之地，这并非是偶然的巧合，经济发展和当地人文条件相结合，为藏书业创造了物质条件，准备了肥沃的土壤和适宜的温度，而手工业中造纸业的发展和印刷工艺的改进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