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藏书的制度化建设开始于唐代,但进展很慢,到宋代,除了能找到潮州元公书院“市书藏之书院,司书职之”的记录之外,尚难有更具说服力的资料说明其管理制度的具体情形。时至元代,这种情况有所改变,藏书建设开始进入正规化、制度化的阶段。以下我们将从管理人员、借阅制度、图书编目三个方面进行讨论。
前述杭州西湖书院有尊经阁、书库前收拾宋学旧籍,设司书者掌之”的记录,可以明白无误地表明当时书院有专职人员管理图书。至于其职掌,我们可以从山长陈袤泰定元年(1324)九月所作的《西湖书院重整书目记》中略知一二,其称:“西湖精舍因故宋国监为之,凡经史子集无虑二十余万,皆存焉。……乃度地于尊经阁后,创屋五楹,为皮藏之所,俾权山长黄裳、教导胡师安、司书王通督口生作头顾文贵等,始自至治癸亥夏,迄于泰定甲子春,以书目编类,揆议补其阙。……是用纪其实绩,并见存书目,勒诸坚琨,以传不朽。”[44]于此可知,西湖书院司书除管理图书之外,还编制书目、校勘图书,为院中刻书工作服务。
前述许昌颍昌书院,“师生有欲借之者,则具姓名列书目,而以时谨其出纳”,表明图书借阅制度在元代书院中已经出现。许有壬在《冯氏书堂记》中对其藏书及借阅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其称:“许下冯梦周土可,买书千卷,构堂蓄之,以待里之不能有书者。为之约日,凡假者恣所取,记其名若书目,读觉则归,而销其籍。损者不责偿,不归者遂与之,以激其后。缺者随补之。”从登记读者姓名及所借书目,到以时出细,还书俏号,都说明借阅制度已比较完善且具条理。
院藏书目的编制主要是为了方便阅读,为读者提供检索工具,而其原始的动因则在于保管的需要。成千上万甚至几十万卷图书,要有效地保管好,必须使其处于有序状态,有序的结果势必是书目的编制,而使众多图书进入有序状态的指导原则即是目录学思想的体现了。这是一个“势有不得不然者”的过程,按常规而论,宋代书院的藏书品和,、数量之多,足以促成院藏书目的出现,但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任何书目,这是一个不解之谜。
在有关元代书院的文献中,我们找到一个书目和两篇书院藏书目录序,即《杜洲书院书板书籍目录》、《共山书院藏书目录序》、《西湖书院书目序》,它们是现存最早的中国书院的藏书目录和书目序。
杜洲书院在浙江慈溪,元至大二年(1309)邑人童金创建,其院藏书目则载元至正年间所修《四明续志》杜洲书院名下,原作“书板书籍”,分书名、版数或册数两项内容,著录《袁氏蒙斋孝经》、《耕织图》二书书版,共计三十四片,《四书》、《六经》、《通鉴》、《史记》、《韩文》、《柳文》、《黄氏日钞》、《慈湖文集》等八种书,共计一百八十册。虽登载书数较少,著录内容亦嫌简单,但编排有序,四部之法隐然可见,不失中国书院藏书史第一目之风范。(www.xing528.com)
共山书院在辉州(今河南辉县)共城苏门百泉之上,创建情况不详,其藏书、编目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思想则概见于延祐年间柳贯所作的《共山书院藏书目录序》中,这是现存最早的藏书序作,颇具历史价值,兹全文抄录如下,以资参考:
汲郡张公自始仕,好蓄书,洎通显矣,益缩取俸钱转市四方,积三十年,得凡经史子集若干卷,既以藏之其居共城苏门百泉之上,而类次其目录如右。延祐三年,公参议中书省之明年,贯来京师,实客授其家,间乃得其所谓目录者而观之。盖其所储自五三载籍外,群圣百家之言咸在,亦既嚅哜其腴泽,而掇其大者用之天下国家,其绪余则以敷遗后人,若公之心可谓无累于书者矣。
然经以载道,史以载事,上下数千年宇宙之运,古今之会,相寻于无穷者至总总也。帝王之盛道在人心,固莫非全书,而秦之煨烬,秦自煨烬之;汉之表章,汉自表章之,书无毫发损益也。自时厥后,执谶纬以谈经而经始离,党私门以议史而史始诬,传注纪述之家盖蜂起猬兴,十百古人,不啻,虽以向、歆父子之录略,班固、苟勖之甲乙,元嘉之有部,崇文之有目,仅止于一时中秘之藏而巳。况夫世变不齐,文字日滋,吾而持数寸之楮,欲以殚穷其名类,吁亦狭矣。今公所聚之书,浩稹若是,则谱而稽之,固其势有不得不然者,而岂剩之云乎。抑圣贤之精神心术寓诸书,其言道德性命至矣。而制度仪章于今尚幸可考。莫详于礼乐,夫既载之之详,而又原于人心为易入,则伯夷、后夔之教是宜旁薄洋溢千万世而一日也。然五礼六礼之殊伦,五音七音之易位,遂有取其进退俯仰高下清浊之数,一切纷更贸乱之用,绵葩以易,三朝之仪固同室而紊,都宫之制、上齿之俗微于乡饮之不修,成人之道息于冠礼之不讲。至论钟律,则铢黍既差,均节何有,五量三统已因之无所适主,虽奉常所肄,亦且弊弊于龟兹之部,梨园之伎,而郑卫不足淫矣。呜呼,亦安知五帝三王不相沿袭之说,其流遂至于此耶?此有志之士跋踵礼乐之兴,而庶几乎人心可正,世教可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治可得而致也。今上而铺猷叙伦之君,下而明SS理宣化之臣,大廷之议顾必有及于稽古礼文之事者。圣贤远矣,精神心术所寓,条在书纲在录,可概举而将之也,非公之望而奚望哉!贯之浅学,何足以知之,辄因序术而窃有献于公焉。[45]
《西湖书院书目序》成于至正二十二年(1362),时当元末,比共山之目晚了半个多世纪,目之所纪为院中所刻经史书版,而不是院藏典籍,其情况当在书院的出版事业中叙述。虽然,藏版藏籍有着区别,但类编成书目,以便查阅的情况则一,皆可反映元代书院藏书事业的正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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