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浙西道肃政廉访司事。“尝铸礼殿祭器、书二千卷归于乡学。”[1]赵秉正（1242〜1308），字公亮，安喜（今河北定县）人。从伯颜灭宋，官拜少中大夫、江西湖东道肃政廉访使。性喜书法，嗜读书，虽在军中行阵，置书袖间，下马休息辄诵读，军中相渭“赵生”。宋亡，出槖中金购书万卷辇致家，以其副分遣顺德、怀孟、许三郡学官。[2]
李治（1192〜1279），字仁卿，真定（今河北正定）人。金正大七年（1230）词赋进士。元世祖即位后，至元二年（1265）以学士召，就职期月辞归，隐于封龙山。袁桷所撰《封龙书院重修记》称，“地旧有书院，兵革蹂躏，公（李治）拮据尽力以成之“，出所藏书，“今遗书具存在于书院者”[3]。
在捐书助学的元代藏书家中，捐赠图书最多，最值得称道的是冯梦周。
冯梦周，字士可，许州（今河南许昌）人。幼失怙，育于兄，历官八品，辟湖广省掾。捐资创建颍昌书院，郑元佑（1292〜1364）为之作记，略云：
许昌冯君梦周所以建书院于颍昌，有不暇顾夫或者之议也……。梦周昔为温州路经历，尝梓镜《六诸图》诸书，及为平江路推官，得庸、学、语、孟善本并小学书，梦周更为商经下注，其为书版凡若干卷，悉以归之书院而不以私于其家，其平日捐金以购买之书籍，自六经传注子史别集以至稗官杂说，其为书凡若干万卷亦悉归之书院。[4](www.xing528.com)
以上是撰者初步掌握的元代藏书家用私人图书捐献给书院、县学、府学发展地方教学事业的材料，实际事例当不止此。即使如此，已经占元代私家藏书人数的很大比例。众所周知，元代的地方教育，特别是肇始于唐中期、兴于宋的书院教学有了更快的发展，书院在元代如雨后春笋，遍布各地；而县学、府学的发展也比较稳定、持久，在诸多原因中，元代藏书家在图书方面给予的资助与提供方便当是其中之一。
我国古代藏书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一般都情书如命，对家藏图书不轻易出借，有的还立有家规家法，要子孙恪守。但是，元代一些藏书家的这一观念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如上文提及的元代大藏书家冯梦周，在其将家藏图书捐赠兴办颍昌书院前，就买书千卷，构堂贮之，以待乡里无力购书者读用，且制定借阅规则，凡借者恣所取，记其名与书目，读完归还则销其籍，损坏者不贡偿，不归者遂与之，以激其后。图书缺损者则随补之。[5]对此，时人张翥题诗赞云：“不惜黄金为买书，要令弦诵被乡间。圣贤事业千年上，经史文章万卷余。”[6]元代如冯梦周这样开明的藏书家固然不多，但却不是仅此而已。他如恩州（今山东武城县东北）张汝卿，生平多蓄经史图籍，构堂贮之，号曰万卷堂，又于堂右筑文会斋，接待四方贤士。[7]而上述将领出身、乘战乱中得到数万卷图书的张柔渭其将仕曰：“昔蔡中郎书籍畀之王粲，而粲卒名世。今吾之书若是不有所界，适足以为蠹鱼之食，不免堕檐之讥矣！”于是，在其藏书楼“万卷楼”之侧，筑堂曰“中和”，尽以楼之书借学者文士“肆其观览”。著名学者、名臣郝经就曾常被邀至张府观书，而张柔则喜曰：“吾之书有归矣！”[8]再如上文亦已提及的吴钧，筑楼霄溪岸边，命为南楼，置书万卷其中，杨维桢为其所撰《南楼记》称：“一时名士考经断史及东南民事，多客是楼。”[9]可见，吴钧的藏书楼对外人是开放的，允许借阅。
综上所述，元代藏书家们在对图书的使用保管上，其观念的确有了更新、进步，他们除了自己阅读与用以教学子孙外，还用图书举办家塾、义塾，用于资助地方教育事业，将藏书向社会开放，允许他人披览、借阅，甚至无偿地捐献给地方书院、学校，从而大大提高了图书的社会利用率，有力地促进了元代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元代文化学术事业的发展。可以说，这是元代藏书家的重大贡献，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与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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