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繁荣的元代南北出版业

元代的图书出版事业，由于元统治者实行了一系列的文化措施，如崇儒兴学、科贡并举，举贤招稳，以及保护工匠等，客观上为出版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据清代钱大听《补元史艺文志》的统计，元代刻印出版的图书计有：经部八百零四种、史部四百二十七种、子部七百六十三种、集部一千零九十八种，共计三千一百四十二种。总元一代，历时不到百年，刻印出版图书如此之多，其成绩是显著的。当时出版的图书有官刻本、私刻本和坊刻本三类。

北方出版的官刻本，以中央官府兴文署的刻本为最著名。兴文署是元代政府机构中掌管刻书的机关，其中最早、最好的刻本是至元二十七年（1290）刻的《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通鉴释文辨误》十三卷。国子监的刻本有延祐三年（1316）小字本《伤寒论》十卷。艺文监的广成局至元十九年（1282）夏四月己酉刊行蒙古畏吾儿字所书的《通鉴》^[2]。太医院刻有医书，如《圣济总录》、《得效方》、《风科集验方》、《世医得效方》等。太史院的印历局，专门掌管历书的印刷。其他中央官署刻的还有《至元新格》、《大元通判》等书。

北方出版的私刻本，据清叶德辉的《书林清话》所载，著名的有：平阳梁宅元贞丙申（1296）刻的《论语注疏》二十卷，平水曹氏进德斋大德三年（1299）刻的《尔雅郭注》三卷和至大三年（1310）刻的元好问《中州集》附《中州乐府》，平水许宅大德十年（1306）刻的《重修政和经史类证备用本草》三十卷。其他，还有平水高昂霄尊贤堂、平阳司家颐真堂、平阳道参幕段君子成等刻印的书本。

北方出版的坊刻本，主要的是宋德方的弟子秦志安在平阳玄都开局校刊的《玄都宝藏》，这是一部宏伟的道藏，共七千八百多卷，现存的《云笈七签》残本，即《玄都宝藏》中的一种。

北方的私刻本和坊刻本，以平阳（即平水，今山西临汾）出版为最多，因为这里在辽、金时代没有受到战乱的影响，是北方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也是刻书业荟萃之处，书坊特别兴盛，所刻的书镂版精工，是元代刻本中的优良版本。

元代南方的出版业，主要是福建、浙江和四川三个地区，尤以福建建宁（包括建安、建阳两县）最有名，这里是南宋刻书业的中心，也是书坊聚居的地方，其著名的私刻和坊刻的书坊，有建安崇化坊余氏勤有堂、麻沙镇刘氏南涧书堂、刘锦文日新堂、建安虞氏务本书堂、建安郑天择宗文书堂、叶日增和叶景逵的广勤堂，历史都很悠久。余氏勤有堂元统三年（1335）刻的苏天爵《国朝名臣事略》十五卷，刘锦文日新堂（后）至元六年（1340）刻的虞集《伯生诗编》三卷，虞氏务本堂至元十八年（1281）刻的《赵子昂诗集》七卷，郑氏宗文堂至顺元年（1330）刻的刘因《静修先生文集》二十二卷，广勤堂天历三年（1330）刻的《新刊王叔和脉经》十卷等，都是元代坊刻的善本。此外，建安的郑明德宅、蔡氏、刘承父、詹璟、陈氏庆余堂、朱氏与耕堂、同文堂、万卷堂等也是刻书有名的书坊。(www.xing528.com)

元代浙江的杭州，也是出版业发达的地区。因为元代杂剧盛行，杭州中瓦子张家书铺刻的平话小说有《唐三藏取经诗话》，又有《关大王单刀会》、《尉迟恭三夺槊》、《风月紫云庭》、《李太白贬夜郎》等杂剧，均为古杭新刊的本子。杭州刻印的元大德本《绘画烈女传》，在我国版刻艺术上有较高的价值。

佛经出版方面，杭州南山大普宁寺于元初刊印的《大藏经》，世称《普宁藏》。西熨藏经（《河西字大藏经》）也是大德年间（1297〜 1307）杭州大万寿寺刻的。

元代杭州的西湖书院，是南宋太学旧址，原是岳飞故第，这里藏有南宋国子监的四部书版二十多万片，南宋亡时，没有运到北方。宋、辽、金三史都是由西湖书院刊行；此外，许多监本书也是这里刻印的，世称“院本”。另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也是西湖书院刻印的，刻印俱精，字体优美，行款疏朗悦目，为元版本中的代表作。

总之，元代南、北方的出版业，北方以山西平阳（即平水）为中心，南方以福建建宁府（包括建安、建阳）为中心，两地都有刻书业的历史传统，为南北图书出版业的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