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寺院藏书缘于统治者“奉佛尤谨”[87]的宗教政策。金建国后，佛教、道教很快受到尊崇，甚至太宗自身皈依，每年设立斋会，将檀瑞像“恭迎燕京”[88]。于是在京的佛教老尊斋被称为国师，其威仪如王替师，国主有时而拜，服贞红袈裟，升堂问诰讲经，与南朝等。[89]可以说从这个时候起，为备讲经和诵经之需，寺院藏书亦不可少。
在太宗天会年间，上京已设有天元寺、储庆寺、兴元寺、兴王寺、宝胜寺和林尧寺。这六座寺院是上京寺院中的著名者，其余寺院尚有一些，正是由于寺院众多，寺院藏经之需迫切，这也促进了金代上京刊刻经卷业的发展。
在辽之旧地，重要的寺院亦有发展。闾山原耶律倍的读书堂先被改建为崇福寺，后再改为上清庵、下清庵。原望海堂、桃花洞的藏书有些亦被寺院收藏。
辽宜州的奉国寺在金天卷三年（1140）已“宝殿穹临，高堂双峙，隆楼杰阁，金碧辉映，潭潭大厦，楹以千计，非独甲于东莹，视陀部以为甲“[90]。此时，藏于各大佛像腹内的经卷及寺之藏经均有增加。当年，凡幼年入寺之僧人都要先学儒学，再攻佛典。寺内不仅有学问A深的长者，也有丰富的藏书。金初宜州厅峪道院的《辽藏》为火所焚，皇，统八年（1148）郡人马祐与颜寿集千人立为一社，“募钱易经，鸠工构藏，随其卷帖，贮以柜匣”[91]。
贞元初年（1153）在宝坻大觉寺建内经一藏，漆函金饰，工制瑰玮。[92]
大定二十九年（1189）后明昌六年（1195）前，济州普照寺智照和尚听说京师弘法寺有藏经版，特地从山东赶去该寺，用钱二百多万，印造两部藏经以归。一部是黄卷赤轴的卷子本，归藏宝轮藏；一部是摺登的梵册本，漆版金字，藏在壁藏。[93]
山西赵城县东南四十里的广胜寺，因收藏金刻《大藏经》而著名。该经或称为《赵城藏》，总数达七千余卷。
千山龙泉寺、祖越寺、中会寺、大安寺、香岩寺为巨大名刹。有的兴于汉、唐，有的起建辽、金。但金时均有数度维修和整建。龙泉寺藏经阁现为大三间硬山式砖木结构建筑，内藏宋、明版藏经六百余函。祖越寺的玉皇阁为金代遗物，其间也藏经卷。中会寺为千山各寺僧集会和研讨佛法的地方，其藏经卷当在丰富之例。大安寺藏经始于唐代，后因失火，残卷已移龙泉。香岩寺处境优越，大兴于金，大定二十六年（1186）寺成时，世宗亲自到寺，赐名大永安，给田二千亩，栗七千株，钱二万贯。[94]其藏书之书亦有盛名。
千山在有金一代成为禅林荟翠之地，亦是佛教兴盛、藏经丰富的地方。
金东京（今辽阳）的垂庆寺，由内府金钱三十余万改建清安寺。因是太后所建，有资巨百万，凡市易者十数，金吊如山……中有仆僮四百人。[95]清安寺所藏经卷也是非常丰富的。
金朝道土真人往来各地传道，所建宫院等稍逊于佛教，但道教藏书颇丰，且多集中在山东、山西、华北之地和关中地区。
中都成为金的首都以来，佛道两教日渐发展，寺院藏书逐渐丰富。地处北郊的西刘村寺亦建有藏经阁，由唐天王寺改建的大万安寺，泰和三年（1203）由天长观改建的太极宫、报国寺、顺天寺、十方普益寺、辽太竟寺改建的灵泉寺、大定二十六年（1186）由世宗赐名的大永安寺，又称甘露寺，皇统时改名的大万寿寺（今谭柘寺）、戒台寺等等均有数量不等的藏经。
其他如天眷三年（1140）重建的华严寺的薄伽教藏殿，共有藏经柜三十八间，收藏经卷不少。天会二年（1124）创建的（应县）净土寺及天德二年（1150）改建的崇福寺等均设藏经楼、阁。五台山亦是著名禅林及佛教胜地，其藏书名扬海内。
金代统治者不仅信佛，而且也崇道教。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因此道教在金朝盛行一时。信徒既众，自然有关道教书籍的需求也大。道观为了满足信徒的需要，不仅零星刻印《七真要训I》、《重阳全真集》、《水云集》、《磻溪集》、《周易参同契简要释义》等道教书籍，而且也往往收藏有好几部《道藏经》。
关于金代道观收藏道书，在文献中多有记载。早在大定二十四年前，田子虚、韩元英在老子故乡毫县再创修太清宫之“太极殿，并转轮大藏，仍印经以实之”[96]。在世宗召见丘长春的同年，有诏以《南京道藏经》版付天长观。这付南京版“取诸魏、梁，致之汉燕”。张秀民认为，此为宋版，[97]为福州闽县报恩光孝寺原刊，原名《飞天法藏》，五百四十函（或作五千四百八十一卷），政和四年赐名《政和万寿道藏》，以镂版进于京。[98]这部由福州市而开封而燕京的《政和万寿道藏》版，也就是金人的战利品之一。天长观旧贮藏经，缺而未完，以藏于飞玄阁之藏经，与玉虚观藏经对调。提点观事孙明道又分遣黄冠，访遗经于天下。共得遗经一千零七十四卷，补版者二万一千八百册有奇，积册八万三千一百九十八，列库四区，为楹三十有五，以架计者一百四十。明道于是倡诸道侣，商校同异而诠次之，物成一藏，凡六千四百五十五卷，为秩六百零二，题名为《大金玄都宝藏》。泰和七年（1207），金章宗元妃施道经二藏，一道丘处机所居的栖霞太虚观.，一送王处一所居的圣水玉虚观。[99]
注释
[1]《河北守御二十策》，《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〇。
[2]清钱曾（读书敏求记》卷一《龙龛手鉴》载：江圣宗时，“名僧硕士，相与探索古文，穿贯线之花，翻多罗之叶，镂板制序，垂于水久，岂可以隔绝中国（中原）而易之乎？沈存中言：契丹书禁极严，传入中国者，罚至于死。独此本流传于劫久之余，润希世珍也”。
[3]《辽史》卷二二《道宗纪二》。
[4]《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
[5]《辽史》卷四八《百官志四》。
[6]《辽史》卷一三《圣宗纪四》。
[7]同②。
[8]陈述《辽代教育史论证》，《辽金史论集》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9]《辽史》卷一〇三《史学传》序。
[10]转引自朱师尊《日下旧阳》在二儿。
[11]苏辙《栾城集》卷四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2]洪皓《松漠纪闻》，见《古今逸史·列传》，影印《元明善本丛书十种》本；《辽史》卷二五《道宗纪五》。
[13]《辽史》卷七二《义宗倍传》。
[14]《辽史》卷一《太祖纪上》。
[15]同①。
[16]《论语·八佾》。
[17]《周易·革》。
[18]王偁《东都事略》卷一二三，影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政协北宁市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编：《北宁文史资料》第十五题《历史文化名城广宁》第300页《望海绝顶》。
[20]政协北宁市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编：《北宁文史资料》第十五题《历史文化名城广宁》第122页《辽皇陵葬在闾山》。
[21]《契丹国志》卷二三《试士科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22]《辽史》卷一八《兴宗纪一》。
[23]《辽史》卷三〇《天祚帝纪四》。
[24]《辽史》卷一《太祖纪上》。
[25]苏辙《栾城集》卷四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26]《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
[27]《辽文存》卷四，太平二年（1022）《大慈恩玄化寺碑阴记》。
[28]参见杨树森著《辽史简编》第310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9]参见张秀民《中国印刷史》第23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30]即满《妙行大师行状碑》（乾统八年），见《辽文汇》卷八。
[31]赵尊仁《涿州白带山云居寺东峰续镌成四大部经记》，见《辽文汇》卷七。
[32]沙门志才《涿州涿鹿山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见《辽文汇》卷八。
[33]沙门志才涿州涿鹿山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见《辽文汇》卷八。
[34]耶律劭《兴中府安德州创建灵岩寺碑铭》（乾统八年），见《辽文汇》卷八。
[35]《湛然居士文集》卷八，中华书局1998年版。
[36]《安次县祠域里寺院内起建堂殿并内藏碑记》（大安五年），见《辽文汇》卷七。
[37]韩温教《金山演教院千人邑记》（乾统三年），见《辽文汇》卷八。
[38]徐卓《宜州厅峪道院复建藏经千人邑碑》（皇统八年）《金文最》卷六六。
[3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〇。
[40]吴广成《西夏书事》卷一三，隆福寺影印小山房本。
[41]吴天墀《西夏史稿》，第22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42]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第135～147页、第59～63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www.xing528.com)
[43]《宋史·夏国传上》:“元吴自制番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沈括《梦溪笔谈）卷二五：“其徒遇乞先创造著书，独居一楼上，累年方成。”野利仁荣是西夏著名学者，后曾主掌“夏字院”（野利）遇乞是西夏著名武将，由他“独居一楼上，累年方成”，缺乏足够的根据。近代西夏学者们普遍认同下列观点，即西夏文字非一人所造，乃集体智慧之结晶。由元昊以最高统治者的身份主持，而由野利仁荣演经并具体完成。这一观点也不排除在此之前，野利遇乞将军曾在某处“制造”过“蕃书”的可能性。
[44]据罗福长《俄人黑水访古所得记》（见《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四卷第三号，1932年出版）一文记载仅西夏文字书计有三十四种，其中刊本十种。据徐庄《略谈西夏雕版印刷在中国出版史中的地位》（见《宁夏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一文记载，黑水城出土的文献中可以肯定为西夏雕版刊印的汉文和西夏文文献（不包括尚不能确定年代的）四十九种数百件。
[45]《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四卷第三号，1932年版。
[46]徐庄（略谈西夏雕版印刷在中国出版史中的地位》，见《宁夏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
[47]甘肃武威地区博物馆宁笃学、钟长发《甘肃武威西郊林场西夏墓清理简报》，见白滨《西夏史论文集》第541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48]宁夏文管会、贺兰县文化局《宁夏贺兰县宏佛塔清理简报》，见《文物》1991年第8期。
[49]俞木《一个伟大的发现一宁夏出土世界上最早的木活字印本》，见《图书馆理论与实践》1997年第1期。
[50]史金波、黄振华《西夏文字典“同音”序跋考释》一文中，在四友义网可7以τ有下列记载：“今番文字者，乃为祖帝朝搜寻。为欲使繁盛，遂设刻字司，以番学士为首，雕版流传于世，后刻工印匠不（晓）事人等因贪小利，肆开文场，另为雕刻。彼既不谱文字，来得其正，致使印而首尾颠倒左石限杂，子有恐人。从上述记载中可知，确有“刻工印匠”“肆开文场另为雕刻”。。史金波、黄振华的文章载《西夏文史论丛》，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另外，在黑水城也有张氏、杨山等私人刻印的书籍实物。
[51]戴锡章编撰、罗矛昆校点《西夏纪》，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5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九，天圣八年十二月丁未。
[5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五；《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
[5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九，至和二年四月庚子。
[55]张鉴《西夏纪事本末》卷二〇，光绪十一年（1885）金陵刻本。
[56]戴锡章《西夏纪》卷一三，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57]《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下》等。
[58]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第69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59]更金波《西夏佛教史略》第69页，另参见该书《西夏佛经》和《西夏的寺庙》两节。
[60]承天寺现为宁夏博物馆所在地，寺内高达六十四点五米的承天寺塔（又称西塔）为西夏时兴建，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61]“亦集乃”是西夏语“黑水”的音译，蒙古语称“哈拉浩特”，意为黑城。令人仍俗称黑水城为黑城子。
[62]见罗福苌《俄人黑水访古所得记》，载《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四卷第三号（西夏文专号）。
[63]向达《斯坦因黑水获古纪略》，见《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四卷第三号（西夏文专号）。
[64]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第83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65]向达《斯坦因黑水获古纪略》，载《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四卷第三号（西夏文专号）。
[66]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第83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67]同①。
[68]徐庄《略谈西夏雕版印刷在中国出版史中的地位》，见（《宁夏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
[69]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编纂《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部分目录、西夏文世俗部分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70]陈育宁主编《宁夏通史》（古代卷），第213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该书在谈到西夏灭亡时曾有下列记述：在西夏灭亡后的三十余年里，由于蒙古军队的严重破坏，一直未曾恢复元气。一，是“郡县废于兵”，西夏灭亡前，中兴等路遭受地震、兵乱和屠城，大部分城镇成为废墟；二是“土瘠野扩，十未垦一”，由于居民逃散，大批田野荒芜；三是原有水利设施“兵乱以来，废坏游浅”。在这样的情况下，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之初，宁夏地区又爆发了一次浑都海、阿兰答八之乱。这次叛乱发生后，所在郡县的府库被洗劫一空，本来就稀少的居民，为了避兵，纷纷逃置山谷，宁夏地区的社会经济遭到了更加严重的破坏。
[71]俞木《一个伟大的发现——宁夏出土世界上最早的木活字印本》，见《图书馆理论与实践》1997年第1期。
[72]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编纂《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部分目录、西夏文世俗部分提要。
[73]张秀民《金源监本考》，见《图书季刊》1935年第2卷第1期。
[74]《金史》卷二《太祖本纪》。
[75]《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
[76]《金史》卷五《海陵本纪》。
[77]张博泉《金史简编》，第379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78]杨循古《金小史》卷八，《辽海丛书》第一集，辽海书社1931年版。
[79]《金史》卷八。《赤盏晖传》。
[80]《金史》卷七《世宗本纪》。
[81]《大金国志》卷一二，中华书局1986年版。
[82]《金史》卷七九宇文虚中传》:“六年二月，唐括酬斡家奴杜天佛留告虚中谋反，诏有司鞠治无状，乃罗结虚中家图书为反具，虚中曰：死自吾公。至国图籍，南来士大夫家家有之，高士谈图书尤多于我家，岂亦反耶？'有司承顺风旨并杀士谈，至今冤之。”
[83]《金史》卷七九（高士谈传》。
[84]《金史》卷一二六《元好问传》。
[85]《金文最》卷二八，中华书局1990年版。
[86]张秀民《中国印刷史》，第24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87]《三朝北盟会编》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88]《金史》卷三《太宗本纪》。
[89]《大金国志》卷三六《浮图》，中华书局1986年版。
[90]《辽宁名寺》，《辽宁政协文史资料》第19辑。
[91]徐卓《宜州厅峪道院复建藏经千人邑碑》，载《金文最》卷六六。
[92]《金史纪事本末》卷二三引宝坻旧志》，中华书局1980年版。
[93]赵沨《济州普照禅寺照公禅师塔铭》，《金文最》卷一一一。
[94]《金史》卷八《世宗本纪下》。
[95]辽宁省博物馆（内编）《辽阳白塔清安寺》，《辽宁史迹资料》，1964年。
[96]湖]光绪《鹿邑县志》卷一〇下，清光绪刻本。
[97]张秀民《中国印刷史》，第26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98]宋]淳熙《三山志》卷三八，《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版。
[99]李道谦《七真年谱》。一说泰和二年天长观毁于火，经版被焚，与此说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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