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府藏书，可分为宫廷藏书、机构藏书和学校藏书。但严格地说，宫廷藏书属官藏私用。即或由战争中掠获，或由社会上购得，但只要进入宫廷书楼，就只能由皇家，甚至只能属皇帝本人专用了。所谓机构，即为编修史书等而设立的专门机构，其藏书亦只能是专藏专用。学校藏书数量不大，而且学校也不是官府。但在金朝，州以上之设学均为官学，都有一定的藏书；在此，一举附于官府藏书。
自金阿骨打始即注意对图书经籍的搜求。他要求：“若克中京，所得礼乐仪仗图书文籍，并先次津发赴阙。“[74]太宗依然，在战争中对《资治通鉴》等爱不释手，对苏轼、黄庭坚的诗文及其书籍、镂版无不尽职。
金第四代皇帝完颜亮（即海陵王）通晓汉制汉文化，并主张女真族要学习汉制，对本族旧俗加以改革。天德三年（115D，海陵王以“求言诏”的形式大造迁都舆论，并令熟通汉文化的辽阳渤海族人张浩改建燕京（今北京）为新都。三年的时间，新都建成，称中都。[75]在宫殿之外，还在宫城内起建了藏书楼，专供皇帝藏书。正隆二年（1157）十月，海陵王下令：”会宁府毁宫殿、诸大族第宅及储庆寺，仍夷其址而耕种之。”[76]这样上京既废，原上京宫廷中的藏书亦南下中都。
金世宗完颜雍即位前曾两度为东京（今辽阳）留守，其母贞懿皇后亦长居东京，东京已形成完颜雍的势力集团。他又自幼博读汉文历史书籍，熟悉汉族皇帝的治术，注意汲取历朝统治思想和经验，因此广收经籍，在东京辟有藏书楼，并留下词曲等作品。
大定元年（1161），完颜雍在东京即位，是为金世宗，旋即赴中京，所藏经籍一并用车载入宫内藏书楼。
金章宗完颜璟更是具有较高汉文化素养的皇帝，他十分重视图书的收藏，明昌五年（1194）诏求宋《崇文总目》内所缺书籍，不愿送官者，官为誊写，归还原主，并给半价。泰和元年（1201）又敕有司购遗书，高其价。由于宫中藏书甚富，因此章宗具有很高的文学水平，但其风格与以诗言志的完颜亮又有不同。他为人题扇，有“大柄若在握，清风满天下”的名句。作诗有“五云金碧拱朝霞，楼阁峥嵘帝子家。三十六官帘尽卷，东风无处不揭花”的名篇。填词亦有《蝶恋花·聚离扇》的佳作。[77]如此纤巧绮丽的词风、清新高远的意境与其得益于藏书和习读是不无关系的。(www.xing528.com)
由于金代统治者非常重视图书的收藏，因此内府藏书之富，可与两宋匹敌。例贞祐二年（L214），金宣宗南迁南京，图籍、重宝委弃之余迁至南京者，尚有书籍三万车，数量非常惊人。[78]
金朝重视对史书的编撰，除设记注院，由专人修起居注，学记言行外，又由秘书监领设著作局，掌经籍图书，校书郎专掌在监文籍，并专司修日历等事。这样专门的史官及著作局等机构亦设有专门的收藏档案、秘籍、图经等书籍之所。特别是正隆年间始置登文院、大定年间设立的洋经所、明昌年间设立的宏文院等都有专门收藏图书的场所，其他如国史院、蓬莱院、贲文馆等。这些机构不仅收藏大量汉文典籍，而且也收藏有契丹文、女真文等书籍。
百数年间，这些机构涌现出杨云翼、赵秉文、韩玉、元好问、刘祁等著名史家，也出现了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大家。《金实录》（已佚）、《金国史》三卷、《辽史》、《龟鉴万年录》、《君臣政要》、《元勋传》、《壬辰杂编》、《归潜志》、《大金集礼》、《辽东行部志》、《鸭江行部志》、及《中州集》、《金石文例》、《长白山行》、《西厢记（诸宫调）》、《刘知远（诸宫调）》等史学、文学名著不仅影响当代，而且惠及后世，成为金朝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
地方官府也往往拥有许多藏书。如大定（1161〜1189）中，长治县建藏书楼，名“斯文楼”，贮书万余卷。
海陵王天德三年（1151），初置国子监，下又设国子学，属中央一级教育机构，亦设有藏书之所。世宗朝设立国子学、太学、女真国子学和女真小学。至大定二十九年（1189）金共置诸节镇学三十九处，诸防御州汉学二十一，诸防御州女真学六处。[79]这些学校都在县学之上，与县学之民办不同，属官设。因而其藏书亦可称为官府藏书。此间教育的发展与世宗治世思想有关。其言：“经籍之兴，其来久矣，垂教于后世，无不尽善。”[80]于是章宗时期亦下诏修曲阜孔子庙学，并于其后又下诏各刺使、州部都耍增修孔庙学舍，学校藏书又有发展。另据《金史·选举志》载，金国子监所印的《六经》、《论语》、《孟子》、《孝经》、《十七史》及《老子》、《荀子》、《扬子》等书，曾被金主授诸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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