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历史的原因，在现存的汉文和西夏文的历史文献中，至今为止尚未发现有关西夏藏书的明确记载。上述兴庆府和黑水城的藏书情况是根据本世纪考古发掘所出土的大量图书实物以及史书中有关的零星记述汇集所得。尽管我们尚不能了解西夏王朝近二百年的藏书全貌，但就已知的兴庆府和黑水城两地的藏书情况，可以归纳出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西夏时期的藏书主要有官府藏书和寺庙藏书，而以寺庙藏书为主。在藏书内容上有世俗图书和佛教经典，而以佛教经典占绝大部分。
第二，西夏藏是中包括汉文、西夏文、藏文、回鹘文、女真文、蒙古文、突厥文、叙利亚文等多种文字。其中汉文、西夏文占较大比重。这与其他地区和其他时期的藏书形成鲜明对照，也是其一大特色。
第三，西夏藏书中有写本、雕版印刷品和活字印刷品，而以雕版印刷品居多。藏书中以文字图书为主，但也有相当数量的图像、图画。不管是文字和图画，也不管是写本和刊本（包括活字印本）均有相当高的水平。
1.保存了珍贵的历史文献
处于公元11世纪至13世纪的西夏王朝与宋、辽、金政权同处一个时代。这一时期的中国封建社会正在鼎盛时期，造纸业已近成熟，印刷事业刚刚起步，封建文化处于高峰期。众所周知，宋版书流传至今者已凤毛麟角，国内外所存者不过一千部左右，且大都为南宋时期的，北宋时的只有屈指可数的几部。金刊本除《赵城藏》外，现存于世的不及二十部。辽刊本更少，只存数种；[68]而西夏时期刊本（不包括写本）现存于世的就多达百余种。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出土的几百种西夏文佛经中，除有明确刊刻年代、确属西夏时期的几种外，其余的几百种均未统计在内。
从已经出版的《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部分目录中，[69]就可以得知下列情况：宋刻本四十七利“其中北宋刻本四种，西夏刻本一百二十种，五代刻本三种，金刻本十四种，西夏写本六十六种，唐写本八种，五代写本一利”宋写本五种。宋刻本《吕观文进庄子义》系蜀刻蝴蝶装，包括内外篇五卷，天地头有杂写、注音字，背面还有抄写的《粉蝶儿》词。与它同时出土的还有宋刻蝴蝶装《平水韵》和《广韵》，其中《广韵》中有朱笔批校并有避讳缺笔，中缝还有刻工姓氏。四种北宋刻本分别为：（1 ）《慈觉禅师劝化集》，蝴蝶装，首有崇宁三年（1104），朝请大夫崔振孙序；（2）《真州长芦了和尚劫外录》，蝴蝶装，首有中桥居七吴敏序，末有宜和癸卯（1123）宴堂自赞；（3） 《立志铭心诫，蝴蝶装，通理大师制有朱笔圈点；（4）《金刚股若经钞第五》，卷轴装，朱笔圈点，末有大中祥符九年（1016）知丹州军州梁某印施题记。在一个城镇的遗址中竟同时出土了如此众多又如此有价值的文献，实为罕见，弥足珍贵。
再者从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世俗文献部分的提要中得知，有大量从汉文译成西夏文的早期文献，不仅用实物证实了中原汉文化对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同时由于有些汉文原书已经失传，西夏文的译书更为仅存。如《孝经传》不分卷，译自宋绍圣二年（1095）吕惠卿《孝经传》，吕注原书久已失传；又《孟子传》十四卷，现存汉文《孟子》传注中未见此书底本；又《类林》十卷，据唐于立政所传《类林》译出，于氏原书久佚；又《六韬》三卷，全书译自汉文，其间有“一战”、“攻城”两篇为今本《六韬》所无。仅举数例，可见一斑。西夏藏书是中国古代藏书的一部分，它为世人保存了大量及其珍贵的历史文献。
2.为西夏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元代统一中国之后，曾以惯例编纂了《宋史》、《辽史》和《金史》，惟独没有《西夏史》，只是在上述几部“正史”中编写了篇幅有限的《夏国传》。其所以如此，是与当时西夏在灭亡前后遭到一系列天灾人祸密切相关的。据史书记载，[70]由于兵乱、屠城、地震、水利失修，加之发生在元初的大规模叛乱，致使城镇成为废墟，府库被洗劫一空，社会经济文化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在元代，有关西夏的史料已残缺不全；明清以后，行关西夏的历史更加不言其详。自本世纪初，黑水城文物占迹的发掘，特别是西夏文字陆续被今人破译，这才揭开了西夏历史的神秘面纱。(www.xing528.com)
《番汉合时掌中珠》不分卷，西夏乾祐二卜一年（1190）骨勒茂才撰，乾祐年间张氏刻本。这是一部解读西夏文字的关键著作。该书是黑水城出土的夏汉文合壁杂字体字书，词语为夏汉互义、夏汉互音四行对译。该书以天地人三才归部，从多方面反映了西夏社会情况。与它同时出土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二十卷是西夏天盛年间刻本。这是一部西夏法典，也是现存中国少数民族法典中最为古老、中国古代法典最为详尽的法律大全。该书纂修时曾参考《唐律疏义》及《宋刑统》，集刑法、诉讼、行政、民法之大成，全面反映了西夏乃至中原的政治、经济、社会面貌，为研究西夏学及中国法律史的宝贵资料。其他如黑水城出土汉文西夏写本的《军户编册》、《回贷文书》、《边境军事文书》，宋刻本的《官员题名》、《历书》，西夏刻字司刻本的《西夏诗集》，详细记载西夏自然地理和社会风俗与中原《艺文类聚》体例相同的西夏刻本《圣立义海》，反映西夏自然地理风貌、社会情况及民族关系的西夏刻本《三才杂字》等，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
数百年来，由于西夏王朝没有专修国史，西夏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诸领域存在着大量的难解之谜。通过考古发掘使得西夏藏书得以重见天日，加之对西夏文字的成功破译，从而对于勾初西夏社会的整体风貌有了第一手资料，同时为研究宋夏辽金元关系史、汉夏藏佛教交流史、丝绸之路史的相关部分，补充了重要内容，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3.丰富了中国书史、藏书史、印刷史和出版史的内容
迄今为止，在书史、藏书史、印刷史和出版史中，没有或很少有关于西夏的记载。随着西熨藏书的公布于世，人们不得不对西莫的出版、印刷和藏书情况给予新的评价。
西夏的刻印事业相当发达，不仅有官方的刻字司，许多寺庙也大量印施佛经佛像，而且还有不少个体私人的刻字作坊，如乾祐年间的“张氏刻本”、“杨山刻本”等。西夏仁宗时一次法会上就散施二十五万卷的佛经，如果没有发达的刻书业作保障是无法实现的。
在现存的西熨藏书中，不仅可以见到大字本，也有小字本；不仅有文字，还有图像；不仅有卷轴装、经折装，还有大量的蝴蝶装；不仅有雕版印刷品，还有活字印刷品。黑水城出土的一部《德行集》（不分卷）就是西夏天庆年间（1194〜1206）番大学院的活字本，该书现存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91年从宁夏贺兰山腹地拜寺沟方塔废墟中出土的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更是一个伟大的发现。[71]这一伟大的发现必将改写科技史、印刷史和图书史。它向世人宣告，在公元12世纪后期，在中国西北边陲地区已经有了相当成熟的西夏文的木活字印本，从而把中国（也是世界）木活字印刷技术的发明时间至少提前了一百多年。
4.充实了佛教经典
西夏藏书中的绝大部分是佛教经典，包括汉文、西夏文、藏文和其他文字的，其中有些佛典不见于现存的各种大藏经，颇具佛教史研究价值。有些经文相互间颇有差异如汉文《大方广佛华严经人不思议解境界普贤行愿品》就有甲、乙、丙、丁、戊多种版本，还有的经文空白处附有僧人支用帐目，这对了解当时西夏寺院、僧侣的生活情况颇有意义。
西夏佛经多为皇室出资委托寺院所刻，也有个人或民间集资刻印者，故其版式及装订形式丰富多样，卷轴装、经折装、梵笑装、蝴蝶装、线装兼备。许多木刻本佛经卷首都有版画插图。西夏文佛经中有很多序、跋、发愿文以及大量题款，其中有的还是皇帝御制。在西发佛教文献中还有西夏帝师的著述，[72]更是极为珍贵的资料，这些都极大地充实了佛教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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