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是以党项族为主体，包括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建立的封建割据政权。西夏立国本名为“大夏”，由于地处祖国的西部，故史称“西夏”。自公元1038年元吴称帝立国，直至公元1227年成吉思汗率领蒙古铁骑将其灭亡，共传十帝，历时一百八十九年。西夏政权先后与辽、北宋、金、南宋鼎足而立，其领地包括今宁夏全部、甘肃大部以及陕西、青海、内蒙古的部分地区，首都设在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
由于历史原因，元代在修前朝的正史时，修了《宋史》、《辽史》和《金史》，惟独缺少一部西夏史。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西夏的史料逐渐散失。自清代以来，特别是随着近代和当代一批批西夏文物的陆续出土，对西夏学的研究才引起了世人的关注。从现有资料中，我们尚未发现西夏时期有关藏书机构和藏书情况的文字记载，但从众多的出土实物和历史文献中，却可以推断出，当时的西夏王朝确实藏有大量图书。挖掘、整理、研究这些藏书及其特点，不仅是了解我国中古时期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且也是研究中国藏书史的重要内容。
西夏建国前，其社会性质仍处于家长奴隶制阶段。自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由于党项族和汉族人民之间的交往日益增多，上层统治集团中也大量吸收汉族封建地主和封建文人，从而加速了党项族封建化的过程。在这一转化过程中，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汉族文化对西夏有着巨大、强烈、至关重要的影响。在西夏的统治阶级内部，围绕着实行“汉礼”还是“番礼”曾进行过多次的、长时期的斗争，而斗争的实质则是保留落后的习俗文化还是吸取汉族的先进文化。斗争的结果是先进的封建文化终究战胜了落后的习俗，并且成为发展和形成西夏文化的基本内容。宋代名臣富弼在概括西夏的经济文化情况时曾说：“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属，行中国法令。”[39]他的这一番话恰恰说明了西夏重视汲取地处中原的汉族文化，同时也明确说明了西夏文化是整个中华民族古代文化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
西夏重视汲取汉族文化，是与其统治者采取积极政策分不开的。西夏开国皇帝元昊本人就通晓番汉文字，倾慕汉文化，热心搜罗购买翻译汉文书籍。其后的几代皇帝如乾顺、仁孝等更把引进、普及、推广汉文化定为国策，先是建国学（即汉学），置教授，招收弟子员三百，官府供给食宿；后又下令在各州县设立学校，在校人数达到三千人；再后更创立大汉太学，尊崇孔子为文宣帝，令各地设文庙祭祀，崇尚儒学，并定唱名法，设童子科和翰林学士院。“于番汉官僚子弟内，选俊秀者入学教之。俟习学成效，出题试问，观其所对精通、所书端正，量授官职。并令诸州各置番学，设教授训之”[40]。即使到了西夏后期与南宋关系断绝，西夏仍遣使赴金购买儒家经典和佛教典籍。[41]
由于元昊等西夏几位皇帝的大力提倡，先进的汉族文化在党项等各族人民中逐渐扎下了根，得到了普及和发展。在西夏也涌现了一些杰出的学者、诗人、史学家和文字学家，如野利仁荣、骨勒茂才、斡道冲、焦景颜等。至于流传下来的书籍，包括汉文古籍和用西熨文字翻译编著的书籍甚多，如《易经》、《论语》、《孟子》、《孝经》、《贞观政要》、《六韬》、《庄子注》、《本草》、《千金方》、《唐书》、《册府元龟》等。
佛教于两汉之际从印度传入中国，兴盛于隋唐，至宋代以后而见衰微。就在中原地区佛教不甚景气的时侯，几乎与宋朝相始终的西夏王朝却在西北地区大力发展了佛教。
西夏将佛教立为国教，宫廷中设有三个功德司——僧众功德司、出家功德司和护法功德司，官居二品，仅次于中书和枢密。朝中还封授国师和帝师，其中帝师的地位仅次于皇帝和皇太子，国师的地位则与中书、枢密相等。
西夏全境寺庙林立、僧人众多，据记载仅一次敬斋饭僧就多达三万零五百九十人，仅一次法会上就剃度番汉僧员三千人。另外，在西夏较大的施经法会上，所施佛经、佛画往往数以万计。天盛十九年（1167）印造番汉佛经二万卷；乾祐十五年（1184）印造番汉佛经五万一千卷、彩画功德大小五万一千余帧；乾祐二十年（1189）西夏仁宗在大度民寺作的大法会上，散施佛经多达二十五万卷；随后在另一次法会上，罗太后又散施佛像和经卷十七万帧、卷。
在西夏境内流传的佛经主要有西夏文、汉文、藏文三种。在西夏前期，由于政治、经济等原因，西夏曾先后六次向北宋赎经，用数十匹马充当工值以求得到《大藏经》。北宋朝廷皆准其所请，不仅赐给《大藏经》，还往往退还其马匹。[42]到西夏中后期，西夏文字通行，印刷技术发展，译经活动出现高潮，佛经的数量迅猛增加。特别是仅用半个世纪就集中力量用西夏文翻译了三千六百余卷《大藏经》，这实为一次壮举。而西夏刻印的汉文大藏经，是我国中古时期屈指可数的几部大藏经之一，在中国佛教史和印刷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西夏文字是根据西夏语（党项羌语）的本质特点，摹仿汉字的形体结构、部首偏旁而创制的。西夏文字与汉字行许多相同之处，也是方块字，一字一个音节，行文书写同样是从上到下，由右到左，字符常取平整和对称方式，以求得结构上的匀称美观。西夏字的字数大约有六千多个。
党项族在公元1036年以前只有语音，没有自己的文字。为了巩固自己的民族语言，并作为民族自觉的表征，西夏的开国皇帝元昊在立国前二年，即公元1036年（宋仁宗景祐三年、西夏景宗大庆元年）颁行了一种新文字，即尊为“国书”的西夏文字。这种文字的创制在《宋史·夏国传》和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中虽有不同的记载，[43]但西夏文字的产生是多人集体创造，由元吴主持并颁行是显而易见的。
西夏文字的创制并用法律的形式予以公布和推行，为西夏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开辟了新纪元。元昊规定在西夏国内所有的艺文诰牒，一律用夏字书写，朝中设有夏字院和汉字院，而前者地位要远比后者崇高。西夏送达宋朝的公文，中书汉字，旁列夏字，由汉字院撰写；对于吐蕃、回鹘及西域诸国的来往文书，则一律用更字书写，而各以该国的文字为副，由夏字院担任撰写。
由于积极推行和大力提倡，西夏字在较短时间内即广泛使用，并迅速在社会上流行。上自官方文字，下至民间日常生活，大都以夏字为书写工具。正因为如此，迄今留存下来的西夏文字甚多，不仅有佛教经卷、儒学典籍，还有许多有关医药、历法、卜筮、法律、语言、文学、字学等类著作。这里应该特别提出的是，由西夏人所撰写的两部字书最为重要，一是《音同》，另一是《番汉合时掌中珠》。前者是按汉籍《广韵》编排的，也是现存最早的西夏文字的字典；后者则是一部“袖珍本”的夏汉、汉夏对照词典。由于这两部工具书的留存，才使今人得以窥识八百年前的西夏文字。(www.xing528.com)
西夏字又被称为“河西字”，直至公元1227年西夏灭亡后，其文字仍在西北地区通行。元统一中国后，在南方和北方还都雕印过西夏文的印刷品，其中元大德（六年（1302）在杭州大万寿寺雕刻的河西字（即西夏文）《大藏经》，计有三千六百二十卷，印造了三十多藏。
宋代是中国雕版印刷的极盛时期，西夏在宋文化的影响下，印刷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迅速地繁荣起来。
由于汉文史籍对西夏印刷事业从无记载，因此过去的出版史'印刷史和书史中对此均未提及，实为一大缺憾。实际上从大量出土的西夏时期印刷品的实物中可以看出，其数量众多、质量上乘’在中国乃至世界印刷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1908年俄国人科兹洛夫从西夏故城黑水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劫走大批西夏文物，其中印有明确年代的西夏时期的雕版印刷品至少有数十种数百件，如：西夏天庆二年（1195）刊，印的《佛说转女身经》、西夏乾祐二十年（1189）刊印的《金刚般若波罗密经》、西莫乾祐二十一年（1190）刊印的《番汉合时掌中珠》（骨勒茂才撰）、西夏正德六年（1132）刊印的《韵统》等。[44]
1914年英国人斯坦因又从黑水城掠走大批西夏文物，其中有不少西夏时期的印刷品。向达曾撰写《斯坦因黑水获古纪略》[45]一文，该文附有“略目”，据称被掠走的五十七件西夏文的古文书中“印本约居一半”，另有雕版画残页约六十片。
1917年从宁夏灵武县出土两大箱佛经，其中大部分为北京图书馆购得，可以确认为西夏时期刊印的有一种二件。[46]
1952年、1972年和1977年在甘肃武威先后发现了大批西夏文物，其中可以确认为西夏时期的刊本三种，绘有人物、家畜的版画雕版二十九块。[47]
1990年在宁夏贺兰县宏佛塔内出土了一大批西夏文物，其中除有西夏文刊本残页多种外，还出土了西汉文木雕残版二千余块，其中最大的一块残版高十二厘米、宽二十三点五厘米、厚二点二厘米，版面文字清晰，实为珍贵。[48]
1991年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中发现大量西夏文物，其中有西夏刊印的西夏文、汉文印本数种。尤为难得的是从中发现了一部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木活字印本。它的发现证实西夏不仅在雕版印刷上极为兴盛，而且活字印刷技术也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49]
综合以上材料，仅从历年出土的西莫刊本（包括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数量统计约有百余种，若与处于同一时代的宋、辽、金相比，其所存实物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从刊刻质量和印刷技术上看，西夏刊本也经历了一个由粗至精、由初期的较低水平到后期较高水平的发展过程，其中许多印刷品实物，不论是文字和图像，均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大可与同时代的宋版书相媲美。
西夏的刻印事业相当发达，朝廷设有刻字司和造纸院，寺院刻经更是相当普遍，同时还有私人的刻字作坊，[50]涌现了一批熟练的刻字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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