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的藏书大家首推耶律倍（909～946）。其契丹本名图欲，小字托云，倍是汉名。倍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之长子，述律后所生。神册元年（916）春被封为太子。[13]天赞四年（925）十二月，阿保机带倍亲征渤海。次年（天显元年，926）取胜，以原渤海地组建东丹国，阿保机自称天皇王，萧皇后（倍之生母）被封地皇王，耶律倍则被册封为人皇王，留驻新成的东丹国。原渤海都忽汗城改称天福城，人皇王亦称东丹王，并可穿天子服、设百官、用汉语，掌军政大权，建元甘露。[14]于是，耶律倍派人搜集散佚住各地的藏书，并准备在都城设立专藏文献典籍的书楼。
渤海原本就是唐朝的地方割据政权，汉族文化即是当地的主流文化之一。耶律倍进占渤海广搜史籍亦在情理之中。实际上，耶律倍早就主张契丹族要重视儒家思想的传播。还在阿保机刚刚称帝与群臣讨论治术时，耶律倍即力排众议，提出“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15]的思想。遂为太祖采纳，并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要。耶律倍认为儒家思想可以达到长久统治的目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16]，“小民革面，顺以从君也”[17]。而收集藏书则是广播儒家思想之必需。
天显元年（926），阿保机死，由于述律皇后的操纵，耶律倍被迫让出帝位继承权。随即又受到其弟耶律德光（即辽太宗）的戒备，受命南迁东平（今辽阳），设南京，治理南迁后的东丹国。耶律倍刚到南京，便下令在宫廷西部起建藏书楼做为收藏由天福城带来的图书的专所，并致王继撰建南京碑。此时，耶律倍名号仍是东丹王，所以设在辽阳的西楼可以称为辽皇族的第一座藏书楼。
但仅仅过了一年，耶律倍在东平（南京）也难以呆下去了。太宗派人暗中监视，皇族中也有人打小报告。为了避祸，表明自己无意于政治，耶律倍决意迁徙到闾山。
闾山与契丹族源深厚，自大贺氏、遥辇氏直至迭剌氏，其活动地域均与此地有关。[18]间山又是自舜时所封十二镇山之一，隋唐时还被封建统治者封为广宁公，可见山名之远播。加之耶律倍常常来此游玩，这里又是其爱妃高美人的故里，于是耶律倍住闾山是经过审慎抉择的。不同的是，这次住闾山为久居，而且着意于读书、作画，所以建设藏书楼成为首务。
在闾山最高峰，即海拔八百六十点六米的地方，砌筑基台，起建两层殿宇及东西配房。建筑群的中心是十间藏书库，东西配房各三问及军士用房等。楼成，名日“里海”，故称之望海堂，后人称为辽太子读书堂。《辽史·义宗倍传》载他“市书数万卷，藏于医巫闾绝顶之望海堂”。又，《契丹国志》卷一四东丹王传载，耶律倍曾“令人资金宝私人幽州书市，载以自随，置书堂于医巫闾山上，匾日‘望海堂'”。
耶律倍收书目标明确，举凡能收到的中原典籍都在收罗之列。当时已罕见的真本和善本或通过派人入关求购，或由内外书商呈进。对此，后唐学者即感佩耶律倍求书的热望和大气，同时对其丰富的收藏亦多为羡慕和称赞。
由于数量激增，耶律倍又在望海堂下北侧起建了桃花洞建筑群。其中轴有三层大殿、配殿十间，规模宏敞，专为藏书之用。此后，闾山遂成为辽朝皇家最大的图书馆，也是东北历史上最大的藏书楼。(www.xing528.com)
耶律倍建望海堂、桃花洞不能只看成是一种政治伪装，也不能只看成是失意之举。他每天读书、吟诗、抚琴、作画，与中原文化人已毫无二致。他亲译《阴符经》、作《乐田园》诗等也不仅仅是给太宗看，或传给他听的，他在大石棚所刻画的《逐鹿图》，所作《骑射》、《猎雪骑》、《千鹿图》等，都表明已达到知名诗人、画家的造诣。正因如此，当天显五年（930）耶律倍被迫浮海投奔后唐时带走了一部分藏书，但所遗藏书仍然成为惠及子孙的文化食粮；他所创造的问山文化情境仍然为历代文人所景仰。清代李维桢曾诗赞《东丹王倍》：“武略文谋两擅长，储君何必握朝纲。一军扫荡扶余境，万卷书藏望海堂。让国竟追吴太伯，浮家犹载越夷光。任教介弟承洪祚，孝友孤忠久自彰。”姚元之在《里海楼》诗中亦云：“黄云白日雨茫茫，耶律移书此秘藏。安德读残十万卷，卧看东海自沧桑。”[19]
另外，秦晋国妃肖氏（1000〜1069），其父为枢使北宰相驸马都尉昌宁，母为魏国公主长寿奴（即景宗次女，圣宗之妹）。肖氏“幼而聪警，明暗若神，博览经史，聚书数千卷，能于文词。其歌词赋咏，落笔则传诵朝野，脍炙人口”[20]。尽管其婚姻迭遭不幸，但有书相伴，且不修容饰，颇习骑射，堪称女中奇才。十六岁嫁圣宗之弟秦晋国王耶律隆庆，当年丈夫故去。又奉诏改嫁隆庆之长子耶律宗政，宗政不奉诏。在契丹族俗“妻其庶母”仍存在的辽皇族中，耶律宗政是反对这一陋习的勇敢者，肖氏也是支持者。后虽奉诏改嫁刘二云，但肖氏仍轻财重义，延纳群彦，内外显祭多出其门。肖氏作为辽代唯一有文字可考的女书画家，文化影响是客观存在的。
正是肖氏的丰富藏书使她能撰志若干卷行于世。
辽朝从太宗耶律德光会同初年起始行仿宋的科举制度。陆续由仿唐制的一年一试，发展为仿宋制的三年一试。这样，为应乡、府、省三试之设，[21]大批汉族知识分子或就学于各级学校，或藏书苦读。辽朝通过五十三次廷试，共考进士二千二百十一人，[22]所有这些人都可能有一定数量的藏书，但其分布地区大多集中在燕云十六州及汉族家庭。
二百数十年间，契丹贵族也广泛学习汉文，读经卷。后来建立西辽的耶律大石是太祖的八世孙。因其通辽、汉字，善骑射，曾登天庆五年（1115）进士第。[23]这虽然没有普遍性，但藏经籍、习汉文已渐成时尚。
辽五京应该有不少藏书家，其中东京（今辽阳）、南京（今北京）更是藏书文化传播的中心。见于史籍者有耶律倍、肖氏、耶律隆先（倍之子）、耶律琮、耶律资忠、耶律庶或、耶律良、萧孝穆等，因为他们是契丹贵族。而未见于史籍的汉族学问家、藏书者更是难以数，特别是因为佛教寺庙的普遍存在，今义县大佛寺、应县佛宫寺'大同华严寺、北京报国寺等均有较多的经卷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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