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道两教流传到唐代，由于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其影响之大，甚至超过了儒家学识，这就引起了唐中后期一些士大夫的担优。为了维护儒家学识的正统地位，以韩愈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掀起了尊儒排佛运动。至北宋前期，一些文人学者，如石介、欧阳修等，继续韩愈等人的排佛老斗争，正所谓“自唐以来，天下士大夫争以排释老为言”[30]。但就宋代最高统治者来说，对佛老都采取十分宽容、提倡的态度，有的甚至把佛道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北宋建国之初，建隆元年（960），宋太祖即下诏对后周世宗时所废而未毁、或已毁寺院内的佛像加以保存。太宗时又在五台山、峨嵋山、天台山大建佛寺。真宗在位时，更是大力提倡佛教，他本人亲撰《崇释论》，宣称“释氏戒律之书，与周孔荀孟迹异而道同“[31]。至天禧末，全国僧尼达到四十六万人，寺院近四万所。在此以后，宋王朝虽对僧尼人数加以限制，但僧尼人数一般仍有数十万，寺庙几万所。
赵宋王朝对道教也大力提倡。宋太宗曾专门召见华山道士陈抟（？〜989），赐号“希夷先生”，并在开封、苏州等地建立道观。真宗、徽宗对道教的推崇、提倡更是不遗余力。大中祥符二年（1009）十月甲午，真宗下诏：“诸路、州、府、军、监、关、县择官地建道观。并以‘天庆'为额。民有愿舍地备材创盖者，亦听。“[32]明年，真宗又“遣官葺舒州灵仙观、常州宜兴洞灵观”[33]。真宗在位后期，为粉饰太平，伪造天书降临，虚构一赵姓祖先赵玄朗为道教的天神，尊为“太上混元皇帝”，再次在都城开封和各地广建宫观。其中在开封所建玉消昭应宫、会灵观以宰相领使；各地所建宫观，以“提举某某宫”的形式安置退职大臣，并成为一项制度。宋徽宗赵佶则自称是神霄帝君临凡，甚至指使道录院册自己为“教主道君皇帝”。此外，他还对道士封官授禄，置道阶，设道官，等级有差，不一而足。(www.xing528.com)
在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宋代佛道两教不但得到极大发展，也使宋代前期那些以复兴儒学为己任、排斥佛道的士大夫们感到单纯地排佛去道已不可能，于是，他们从钻研佛道之学着手，以佛道思想引援人儒。在这过程中，一些人的思想也受到了佛道的影响，不但对佛道经典烂熟于胸，而且也转而遵佛奉道。佛道两教为了争夺思想阵地，其僧徒道土也奔走于士大夫之门，谈禅说理，崇老扬道，同时注意吸收儒家思想，揉儒人佛、揉儒人道。于是，经过氏时期的互相排斥、互相揉援、互相吸收，终于使儒、佛、道三者融合，成为一种新的思想体系。这不但使孔孟的儒家学说的发展达到一个新的阶段，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即理学，也使佛道两教在土大夫的思想上成为合法化，并使佛道经典的传播更加普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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