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历程：宋代书院藏书事业

宋代书院称名天下，并汲取官学、私学及佛赦丛林、道家清规等长处，和各大学派紧密结合，确立规制，形成制度，从而走上了繁荣发展的道路。这一时期的书院总数，白新良统计为五百十三所，而我们统计则为七百十一所^[1]，其数量之大，远不是唐五代时期之三四十所可以比拟的。其分布范围，北及今山东、河北、山西、陕西，西达四川、贵州，南抵海南岛，尤以江南地区比较密集，其中江西最多，浙江、福建、湖南次之。

这个时期书院的藏书事业也得到了大的发展，藏书楼建设、藏书规模、藏书品种、藏书特色等都有可纪之处。

宋代书院藏书事业的发展历程，可以南北宋为断，划分为两个时期。北宋初年，天下初定，受条件限制，一切皆因地制宜。如岳麓书院，其前身是唐末五代麓山寺僧智璿等人创建的教学之所，当时山中“经籍缺少，又遣其徒市之京师，而负以归”，使得儒家土人“得屋以居，得书以读”^[2]。宋开宝九年（976），漳州知州朱洞等在僧人所建院舍的基础上因袭增拓，扩建为书院，于是僧徒购建的图书就成了岳麓最早的院藏之书了。朱洞离任之后，主持不得其人，形成“诸生逃解，六籍散亡，弦歌绝音，俎豆无睹”的局面。直到二十余年之后，李允则知潭州时，“询问黄发，尽获故书”，旧藏之数才得以恢复。为了确保其不再散失，他又创建书楼，专予收藏，并配合着敞门屋、开讲堂、序客次、请水田、供先师贤哲等，最终奠定了岳麓书院的基本格局。^[3]其他如南京应天府睢阳书院，其地本为五代戚同文讲学之所，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由乡人曹减出资三百万改建而成，有学舍一百五十间，藏书一千五百余卷。^[4]

除了上述书院自己的努力之外，北宋书院藏书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国家最高当局予以关顾，将相当于官方标准读物的国子监印本九经等书籍颁赐给书院。在宋初天下四大书院中，就有白鹿洞、嵩阳、岳麓三书院得到过皇帝的赐书。白鹿洞得书的时间最早，在太平兴国二年（977），当时应江州知州周述之请，宋太宗皇帝赵光义将国子监所印《诗》、《书》、《易》、《礼记》、《仪礼》、《周礼》、《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等儒家九经赐予白鹿师生学习，并派车船专程送到洞中。嵩阳书院第一次得书在至道三年（997），亦为宋太宗所赐印本九经。第二次在祥符二年（1009），宋真宗皇帝赵恒亦赐九经给书院。是时书院尚名太室书院，乃改五代周时所建太乙书院而成，到景祐二年（1035）奉敕重修时，始改名嵩阳书院。宋人李廌《嵩阳书院诗》曾谈到院中藏书情况，其称“崇堂讲遗文，宝楼藏赐书，赏田逾千亩，负笈若云趋”。^[5]岳麓书院在宋初也两度得到皇帝赐书，第一次是咸平四年（1001），应漳州知州李允则之请，宋真宗赐国子监诸经释文、义疏及《史记》、《玉篇》、《唐韵》等书，藏之书楼。第二次是祥符八年（1015），其时山长周式以“学行兼善”，办学富有成绩而受到宋真宗皇帝的召见，并任命为国子监主簿。因周式坚请回山教授，乃赐给内府中秘书、对衣鞍马及御书“岳麓书院”匾额。前后不到十五年时间，就两次得到御赐书籍，故书楼遂改名“御书阁”，以表其崇。

皇帝赐书的主要目的和赐田赐额一样，是为了奖赏书院办学以替代官学为其培养人才，并借机推广官方标准读物，以求统一思想，客观上有利于书院藏书事业的推进。因为赐书不仅表明了皇帝对书院藏书的重视，而且此举本身在封建皇权的国度内，对各地书院更能形成一种巨大而持久的激励机制，推动书院藏书活动的继续发展。

南宋时期，书院的藏书继续得到了朝廷的支持。如淳熙八年（1181），孝宗皇帝应朱熹之请，将高宗皇帝御书石经拓本一套及国子监印本九经一部赐给白鹿洞书院。但总体而言，中央政府对书院藏书的支持远不及北宋。首先是，除了此次赐书之外，再也找不到其他记录。其次是，赐书不像北宋时期那样主动，基本上是一种被动行为。因此，就其影响力而言，已经从北宋时期的主力地位退了下来，南宋书院的藏书事业已经由书院的建设者们独立承担起来，这种变化，正是其事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www.xing528.com)

书院建设者们孜孜不倦的追求，极大地推动了南宋书院藏书事业的发展。虽然书院与书有着血缘之亲，虽然皇帝颁赐图书提倡藏书风气，但如果没有书院建设者们的努力，书是不会从天上掉到院中书楼的。事实上，我们从史志记载中可以找到书院建设者们很多不辞艰难困苦追求藏书的事例。如淳祐年间，潮州一城建有韩山、元公两所书院，纪念唐代韩愈、宋代周敦颐。知州陈圭到韩山书院“讲明四书及濂洛诸老议论，以示正学之标的“。又“捐金市朱文公所著书，实于书庄，与士友共切劘之”。元公书院由周敦颐裔孙、知州周梅叟创建，除聚徒教学外，“市书藏于书院，司书职之，又刊元公文全帙，以广其传”^[6]。淳熙年间，朱熹重建白鹿洞书院时，谋求藏书的事迹更为感人。先是，他将替人撰写传记所获的谢礼手抄《汉书》四十四卷通捐给洞中。同时还向各官府求援，为白鹿征集图书，事见朱熹《与黄商伯书》：“白鹿成，未有藏书，欲于两漕求江西诸郡文字，已有札子恳之。此前亦求之陆仓矣。度诸公必见许。然见已有数册，恐致重复。若已呈二丈，托并报陆仓，三司合力为之。已有者不别致，则易为力也。书办乞以公牒发来，当与收附，或刻之金石，以示久远计。二公必乐为之也。旦夕遣人至金陵，亦当遍干诸使者也。”^[7]其求书若渴之心态，以及办法考虑之周详妥当，皆显示出朱熹已纯然将藏书当成了一种崇高的事业追求。不仅如此，他还亲自规划创建书楼以收藏图书，此事虽未亲成，但二十余年之后其志得遂，白鹿终于建起了云章阁。就是离任之后，他还以白鹿书藏为念，向朝廷打报告，请得高宗皇帝御书石经拓本一套与国子监印本九经注硫及《论语》、《孟子》等书。真可谓倾心其事，孜孜不倦。正是这种锲而不舍的追求精神，才直接推动了宋代书院藏书事业的不断发展。

南宋书院所肩负的发展学术的时代使命，使得它对藏书有着特别的关爱，形成了有别于当时官府藏书、私家藏书、寺观藏书的书院藏书的鲜明特色。从历史上看，南宋书院有着综合古今学说、集成各家学术成就、再造民族梢神的时代使命。不论是营造“乾淳之盛”的前朝学者，还是最终将程朱理学抬到官方哲学地位的后期学者，他们都以书院为基地，研究学术，传播思想，培养传人，奠定学派，使书院与学术之间形成了一种互为表里、互为倚势、隐显同时、荣辱与共、融为一体的特殊关系。

书院重学术的倾向，决定了它对书籍的重视，因为书籍作为文化的载体具有多重性，积累知识、研究学问、创造新说、传播理论等各个环节都离不开它，无论从事哪个环节工作的学者都需要它。因此，不要说强调“道问学”的闽中诸学派、湖湘学派、浙学各派的书院都十分注意藏书事业，就是主张“六经皆我注脚”、不大提倡读书的陆学中心基地象山精舍（书院），在陆九渊逝世之后，也由其创始人彭兴宗下山到出版事业十分发达的福建一带采购图书，以设法弥补其“书院颇少书籍”的缺撼。此事见《宋元学案·槐堂诸儒学案》，其称庆元二年（1196），彭兴宗“访朱子家。问其何故而来，先生以书院颇少书籍，因购书故至此”。朱熹则称“紧要书亦不须儿卷，某向来爱如此。其后思聚者必散，何必役于物”。他还作诗相赠：“象山闻说是君开，云水参天瀑响宙。好去山头且坚坐，带闲莫要下山来。”论者大多以为朱熹此说乃迎合象山之意，并视作朱熹晚年归于陆学的证据之一。

我们认为，解释此时的朱熹与重建白鹿的朱熹之所以判若两人的原因时，应注意到庆元党禁之祸已经发生的小实。此时构架乾淳盛世的大儒大多仙逝，硕果仅存的朱熹遭“伪学”之禁，被迫家居考亭讲学，而且禁学之风日趋紧张，随时都会发生不测之祸。面对如此形势，负有集诸学大成重大责任的朱熹，为了保护索来有别于朱学的陆学基地，劝说彭兴宗不要与其接近，以免引来禁毁之灾。其用心之良苦，唯天地可鉴。试想朱子不违心地表白自己趋同九渊之说，主张少藏图书，兴宗能很快返回象山坚坐，不再轻易下山来吗？唯其如此，才能尽量地保持学术种子、学术基地，只是朱熹用说假话为代价才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甚为可惜。诚然，我们的观点或许一时还难于被人接受，但无论怎样去解释朱熹前后矛盾的原因，都不能否定过去不甚经意藏书的象山书院已改变做法、追求藏书的事实。

不仅象山如此，陆门大弟子杨简的遗书在绍定三年（1230）被其乐平的门人荟萃到一起，建遗书阁珍藏。到元代，书阁终被扩建为慈湖书院。^[8]陆门另一位大弟子袁燮任江西提举常平盐茶权知隆兴府时，创建东湖书院于南昌，并征求江南西路十一军州图书充人院中。^[9]陆门各书院对藏书的重视，正支持我们南宋各个学派的书院皆注重藏书事业的观点。因此，我们认为，如果说各书院的建设者们的努力是推动宋代书院藏书事业发展的直接动力的话，那么各书院的学术需求则是推动其发展的原动力，它从更深层次影响、规范着宋代书院藏书事业的发展方向、时代特色，乃至规模形式等方方面面，成为支持其事业发展繁荣的一种更为持久的力量所在。支持学术事业，并在学术发展的同时发展自身，这就是南宋书院藏书的特点，也可以大而化作整个宋代书院藏书事业发展的一个主题鲜明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