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藏书家们对图书进行整理的另一项工作是对图书进行认真校雠订误，并长期坚持不辍。“校书如扫尘”，这一至今仍为学者文人奉为至理名言之语就是宋代藏书家总结出来的，也是宋代藏书家们校书实践的真实写照。
沈括《梦溪笔谈》卷二五载云："宋宣献博学，喜藏异书，皆手自校雠，常谓校书如扫尘，一面扫，一面生，故有一书每三四校，犹有脱谬。”宋宣献即宋绶（991～ 1040），是宋代著名的大藏书家，家藏图书二万多卷，所藏图书以校雠精审著称于时。[41]其子宋敏求（1019～ 1079），不但承继并增加其父藏书，也继承发扬其父用打灰尘精神校书的家风。苏颂为宋敏求所撰神道碑称：“家”数万卷，多文庄（杨徽之）、宣献（宋绶）手泽与四朝赐札，藏秘唯谨。或缮写别本，以备出人。退朝则与子侄繙雠订正，故其收藏最号精密。平生无他嗜好，唯沈酣简牍以为娱乐，虽甚寒暑，未尝释卷。“[42]朱弁《曲洧旧闻》卷四记载说：“宋次道龙图（引者按，宋敏求字次道，晚年官拜龙图阁直，学士）云：’校书如扫尘，随扫随有。'其家藏书皆校三五遍者。世之蓄书，以宋为善本。”(www.xing528.com)
宋代藏书家中，如宋绶、敏求父子这样重视校书、精于校书者颇多，也是宋代私家藏书中较为普遍的风气。如上述晁说之家藏书“虽不敢与宋氏争多，而校雠是正，则未肯自让”[43]。再如宋城王钦臣藏书四万多卷，虽秘府之盛无以逾之，“每得一书，必以废纸草传之，又求别本参校，至无参误，乃缮写之……此本专以借人及子弟观之。又别写一本，尤精好，以绢素背之，号镇库书，非己不得见也，镇库书不能尽有，才五千余卷”[44]。《宋史》卷三四。《刘挚传》载刘挚（1030～1097）：“嗜书，自幼至老，未尝释卷。家藏书多自雠校，得善本或手抄录，孜孜无倦。"郭延泽“聚图籍万余卷，手自刊校”[45]。婺源王汝舟亦手所校书万余卷。[46]莆田方崧卿（1135〜 1194），聚书四万卷，手自雒校。尤喜韩昌黎文，为举正十卷，附录五卷，别成笺校十卷。[47]《宣和书谱》卷六载道土陈景元藏书、校书事说陈景元“自幼喜读书，至老不倦，凡道书皆亲手自校写，积日穷年，为之拘偻。每著书十袭藏之，有佳客至，必发函，具铅椠，出客前求点定”。又谓其晚年归隐庐山，“四方学者来从其游，则随所类斋馆，相与校雠”。于是人人得尽其学，而所藏号为完书，“凡手自校正书有五千卷”。与王钦臣、陈景元相同，开封郭逢原（1040〜 1099），藏书数万卷，得一书不计字多寡，必亲录而手校之，心记其统类。[48]类似的记述宋代藏书家精心校雠图书之例亦是不胜枚举。诚然，有些记载，或许有夸大溢美之辞。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宋代藏书家们大都是学有专长的文人学者，又惜书如命，潜心学问，是否校书万卷，甚或数万卷暂且不论，但他们对图书校雠的重视和专心致志、锲而不舍，即如扫灰尘一样坚持不辍则是一种较为普遍现象，既是继承了前代藏书家们的优良传统，也为后世藏书家树立了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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