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富且具特色的收藏图书

宋代私家藏书的普及发展的另一表现是随着藏书家队伍的扩大，对图书典籍的收藏范围也有了扩大，内容丰富，各具特色。

就图书收藏而言，虽然有的求全求多，而务多得，但大部分是既多又精。如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五所云：“藏书之富如宋宣献（绶）、毕文简（士安）、王原叔（洙）、钱穆父（勰）、王仲至（钦臣）家及荆南田氏（伟）、历阳沈氏（立），各有书。因谯郡祁氏（元振）多书，号外府太清老氏之藏室……吴中曾皎彦和贺铸、方回二家书，其子献之朝廷，各命以官，皆经彦和、方回手自雠校，非如田（伟）沈（立）家贪多务得，舛谬讹错也。”有的喜欢收藏孤本、善本与不常见之书，如毕士安精于雠校，家多善本。赵安仁（958〜1018）”所得禄赐、多以购书”，“三馆旧缺虞世南《北堂书钞》，惟安仁家有本，真宗命内侍取之，嘉其好古，手诏褒美”^[10]。叶梦得藏书注重实用而求精，其藏书中“自《六经》诸史与诸子之善者，通有三千余卷”，每年通读一遍，^[11]而其又注意搜取有价值的不常见之书，如南唐徐借（901〜947）所著《说文系传》一书，南宋初就已不多见，而三馆所藏已“一半断烂不可读”。大藏书家、目录学家尤袤“爱其博洽而不可得”，最后才辗转借阅到叶梦得收藏的从苏颂处得到的本子。^[12]而尤袤本人“藏书至多，法书尤富”^[13]。另如僧文莹，喜收藏当代人文集，自称“自国初至熙宁间，得文集二百余家，仅数千卷”^[14]。古世淳（1015〜1084）“家藏道书五千卷”^[15]。徐州人张成象，家多藏医书，太平兴国六年十二月，诏诸州土庶家有藏医书者许送官，张成象以献医书，补翰林医学。^[16]宋代藏书家们各具特色、各有爱好和侧重的图书收藏，很好地起到了私家藏书互相补充、拾遗补缺的作用，也丰富了图书收藏的品种，不但促进了私家藏书的普及发展，也极大地补充、丰富了宋代中央、地方的官府藏书。上文所述私家藏书者的献书活动与朝廷、地方政府向民间广泛征集图书的事例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宋代藏书家除了收藏图书外，还注意收藏书画。如历任后周世宗、宋初太祖朝宰相的王溺（923〜982）“好聚书，至万余卷“，“又多藏法书名画。”^[17]“陈亚少卿，蓄书数千卷，名画数十轴，平生所宝者。”^[18]钱惟演（977〜1034），其家聚书侔于秘府，又多藏古书画。^[19]洛阳李渎（957〜1019），家世多聚书画，己更喜聚书画，累积之七十编。^[20]此种例子举不胜举。

如果说宋代藏书家在收藏图书的同时，收藏书画也蔚然成风，但还不是宋代藏书家们发明的话，那么，对金石碑刻资料的收藏并由此形成了一新的专门之学——金石学，则是宋代藏书家们首先开始的。对此宋人张淏曾总结金石学在宋代的兴起时说：

秦汉以前，字画多见于钟鼎彝器间，至东汉时，石刻方盛。本朝欧阳公（修）始酷嗜之，所藏至千卷，既自为跋尾，又命其子棐撮其大要而为之说，日《集古录目》。晚年自号六一居士，《集录》盖其一也。其门人南丰曾公（巩）亦集古篆刻为《金石录》五百卷。后来赵公明诚所蓄尤富，凡二千卷，其数正倍于欧阳公；著《金石录》三十卷。石林叶公梦得又取碑所载事与史违误者，为《金石类考》五十卷。近时洪文惠公适集汉魏间碑为《隶释续》，凡四十八卷，昭武李公丙类其所有，起夏后氏竟五季，著于录者亦千卷，号《博古图》。正讹谬，广异闻，皆有功于后学。《隶释》复刻其文^[21]前代遗篇坠款，因得概见千方策间，尤可喜也。(www.xing528.com)

张淏的这段记述，列举了宋代几个有代表性的金石收藏家收藏金石的情况及其研究著作，这些人都是宋代有名的大藏书家，如欧阳修（1007～ 1072）晚年自号六一居士，这六一居士的由来用欧阳修自己的话来说，是“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22]曾巩（1019〜1083）的藏书，据周密《齐东野语》卷一二载，有一二万卷。李清照《金石录后序》则详细地记叙了与其夫赵明诚共同收藏、欣赏、校勘图书、书画及金石的经过；又记载了受靖康之祸、流离颠沛、亡命南渡其图书与金石拓片散失的情景。称“建炎己酉时，犹有书二万卷、又金石刻二千卷”。由此可推知北宋承平时他们夫妇的藏书当不下三四万。至于叶梦得，上文已述，其藏书在四五万卷。他自称：“余好藏三代秦汉问遗器。”^[23]至南渡前所藏各种碑就有千余帙。^[24]而所谓昭武李公丙者，亦是“乐于收书，勤于考古”的藏书家。^[25]以上数人，只有洪适（1117～ 1184）的藏书情况不详。

其实，宋代藏书家中收藏金石拓片，并对其研究，撰有专门著作的，远不止上面这几个人。南宋越中大藏书家楼钥（1137～ 1213）就曾云：“王顺伯厚之尝言本朝始自欧阳公《集古录》千卷，赵德父（明诚）二千卷，考订甚工，然犹未免差误，唯云林之书为尽善。”^[26]楼钥这里说的云林，是指邵武黄伯思（1079〜1118），字长容。《宋史》卷四四三《黄伯思传》称其“好古文奇字，洛下公卿家商、周、秦、汉彝器款识，研究字画体制，悉能辨正是非，道其本末，遂以古文名家，凡字书讨论备尽。”从《宋史》此条记载不但得知黄伯思对古金石器物研究之深，亦可知道当时“公卿家”收藏三代秦汉器物风气之盛。事实也确是这样，据笔者收集的材料，宋代有事迹可考收藏金石拓片较多或撰有这方面著作的藏书家有数十人之多。如华阴杨景略（1040〜1086）所藏书万余卷，又集周以来金石刻文至七十卷。^[27]李仕衡（959〜1032）之子李丕绪，不但家多图书，还集历代石刻，为数百卷藏之。^[28]胡蕺（1045〜1091）藏书万卷，集古今石刻又千卷。^[29]建安章绿（1062〜1125），政和四年致仕后，即舍旁营一室，聚书万卷，凡国子监、中秘所有皆具，集古今石刻千卷。^[30]而据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二载，成都布衣杨汇“藏书万签，古今石刻本过六一堂（欧阳修）中《集古录》所有者“。其他如朱熹（1130〜1200）从小就“好古金石文字，家贫不能有其书”，但刻意搜寻，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二十七时，已积至数十种。^[31]

以上诸多材料、事例反映出的宋代士大夫们对金石收藏、研究的热情，说明了宋代私家藏书的普及发展不仅表现在藏书家人数、收藏图书数量的大幅度增加上，而且其收藏的范围也有了扩大。

从一般的图书到书画、古器物、金石碑刻资料，并用此考证名物学故、人物事件，开辟了一条了解、研究社会历史的新途径。这是宋代藏书家们对保留、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作出的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