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图书:一是制敕诏书与所谓的御书御札;二是国子监雕印的经史典籍。
据生活在南宋初期的大藏书家王铚所撰《燕翼诒谋录》卷四记载:
令县邑门楼,皆日“敕书楼”。淳化二年六月癸未,诏曰:“近降制敕,决遗颇多,或有厘革刑名,中明制度,多所散失,无以讲求,论报逾期,有伤和气。自今州府监县应所受诏敕,并藏敕书楼,咸著于籍,受代批书、印纸、历子,违者论罪。”则是敕书楼州县皆有之也,今州郡不闻敕书楼矣。
此条记载亦见于《宋会要辑稿·方域》四之——,所载下诏时间为淳化三年(992)六月。足证所述有据,北宋时各州府监县均有敕书楼。如上已述,宋代各朝君主好舞文用墨,作诗撰文,留下了数以千万计的御书御礼,除了赐给近侍大臣外,还赐给寺庙宫观,也赐给地方官府、学校。为了表示得到君主的宠爱和褒扬,如同寺庙宫观建立御书阁,州府也都将颁赐的御书御札视为珍宝,专门筑书阁宝藏之,亦称为御书阁。而据高闶(1097〜1153)所撰明州《州学御史阁记》,南宋时,还以高宗亲书的经史雕印后“遍赐泮宫(学校)”[109]。另据《建炎以来系年耍录》记载,绍兴十三年(1143)正月,高宗同意集英殿修撰、新知湖州秦棣乞前后御书经史,并以墨本颁赐诸州学宫。[110]这说明,南宋时赐给州学的不仅是一般的御书短札,还有高宗亲书的经史墨本。
除了颁赐御书图籍外,朝廷还更多地赐给各地官学九经等教学必需图书。对此,早在太宗淳化时,“诏以《九经》赐荆楚、湖湘、江、吴、杭、越、闽中、岭外诸郡”[111]。接着真宗咸平四年(1001)六月丁卯,又“诏诸路州县有学校聚徒讲诵之所,并赐九经”[112]。以后,朝廷多次对州县官学颁赐国子监雕印的经史典籍。尤其是仁宗庆历四年三月,诏天下州县立学,号召大力兴办官学后,以建康府为例,自仁宗朝建府学到理宗景定(1260〜1264)间,曾先后三次得到朝廷颁赐图书:第一次是天圣七年(1029),丞相张士逊(964〜 1049)出守江宁府,奏请于朝,全赐国子监书;第二次是绍兴十六年,宋高宗亲书《九经》及《先圣文宣文赞》,刻石于国子监’首以石本赐之;第三次是景定二年,守臣马光祖“复求国子监书”[113]。再如绍兴十三年(1143),镇江府学,累赐宸翰有《易》、《书《诗》'《孝经》、《论语》、《春秋左氏传》等,以及法帖手诏《损斋记》总五十轴‘皆墨本。[114]
宋代地方官方刻书事业十分兴盛,所刻印的图书成为府藏书之一。地方官府刻书部门很多,既有路一级机构的监司、转运司、茶盐司、提刑司,又有州府、县刻图书,还有州学、府学、甚至县学刻印的图书。
两宋三百余年,地方官府、学校刻印了多少书,无人统计过,也无法统计。但有不少学者根据文献记载,有关书目著录,对两宋地方官刻图书情况进行了探考。以浙江地区而言,据顾志兴考证著录,北宋时,杭州地方官刻图书可考有十余种,南宋临安府官方刻书二十四种,约七百余卷;南宋时,两浙路公使库刻书三十余种,约一千五百卷。[115]当然,宋代杭州(临安府)与两浙路官方刻印的图书远不止此,当数倍、十数倍于此。元祐四年(1089),苏轼在知杭州任上,曾上《乞赐州学书板状》,称:“前知州熊本,曾奏乞用废罢市易务书版赐于州学,印赁收钱,以助学粮而据“见今转运使差官重行估价,约计一千四百六贯九百八十三文”,“市易务原造书版用钱一千九百五十一贯四百六十九文”。苏轼请求将这些书版无偿赐给州学。[116]“市易务”是宋代地方官方刻书机构,苏轼此《状》中虽未具体记录当时杭州市易务所刻书版数量,但其所用经费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宋代地方官方刻书风气之盛,刻书之多,原因之一是有利可图。仁宗嘉祐间,知苏州王琪“假库钱数千缗,大修设厅,既成,漕司不肯破除。琪家有《杜集》善本,即俾公使库镂板,印万本,每部直千钱,士人争买之。既赏省庠,羡余以给公厨”[117]。宋代地方政府和地方氏官正是出于发展本地文化教育事业和增加地方财政收人,对刻印图书表示了极大热情,“凡搢绅家世所藏善本,监司郡守搜访得之,往往锓板以为官书”[118]。而地方官方刻书不但丰富了当地官府、官学的藏书,方便了个人购买,也增加了中央官府的藏书。对于地方官府刻印的图书或印版,朝廷可诏馆阁径自收取。对此,南宋秘书省内专设有收藏诸州刻印的图书的印版书库。[119]绍兴十四年(1144)三月庚辰,就曾“召诸军应有刻板书籍,并用黄纸印一帙送秘书省”[120]。
为了扩大地方官府藏书,宋代各级地方行政长官一般都比较注意收集图书,除了向朝廷请求赐予外,还通过购买、向民间广泛收集的办法积聚图书。如据《宋史》卷三三三《沈立传》载:“立在蜀,悉以公栗售书,积卷数万“神宗问所藏,立上其目及所著《名山水记》三百卷。”从“立上其目”而神宗未加批评看,沈立以公粟为官府购买图书,是允许的。宋代国子监是中央官府的主要刻印图书机构,所刻图书向地方官府及私人出售,而特别是对国子监所印经书,真宗时曾专门下诏“降付诸路出卖”,“所有价钱于军资库送纳”[121]。有大臣提出,国子监书价格太低,请求提价,朝廷则下诏曰:"曩以群书,镂于方板。冀传函复,用广师儒,期于向方,固靡言利。”明确表示,“国子监经书更不增价”[122]。朝廷对地方政府的这些优待政策,在经济上减轻了各地购置图书的压力,加上朝廷的颁赐,从而保证了地方官府、官学基本的图书收藏。
除了通过购买监本或其他公私刻印的图书外,各地还注意收集散落在民间的一些私家藏书。如江西筠州藏书世家刘氏,自刘恕及羲仲死后,子孙无闻,“书录于南康军官库”[123]。成都一与苏轼同时代的平民藏书家杨汇,藏书万余卷,古今石刻超过欧阳修《集古录》所录,其子死后,将图书与石刻奉献给地方长官,所得犒赏只不过几壶酒浆。[124]当然也有出于振兴当地文化教育事业主动向地方官府献图书的。南宋孝宗时,宇文绍奕知资州,不但将州的官方聚书楼整治一新,采购缀录,比旧藏增加一千余卷,而且还将自祖父起历年累积的图书一万多卷搬入州聚书楼,称“吾家故所贮,吾幸得之,不欲擅而有也;盍传之是邦,以为学士大夫共之。于是摹刻汉石经及他碑凡五十四卷,复以石柱大厦,名其堂日博雅”[125]。
由于有朝廷与中央政府的支持,有良好的私家藏书作基础,再加上多种渠道的藏书来源,宋代的地方官府藏书发展较快,藏书数量较多,各地官府都有本地的藏书目录。而地方官府藏书的发展,与私家藏书一起成为中央官府藏书事业发展的坚实基础。
注释
[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太平兴国四年八月纪事。
[2]王应麟《玉海》卷一六四《咸平太清楼》,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8年联合出版。
[3]《玉海》卷一六四《咸平太清楼》。《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四,咸平二年闰三月庚寅纪事作“诏三馆写四部书二本来上,一置禁中之龙图阁,一置后苑之太清楼”。
[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五,景德四年三月乙已纪事;《玉海》卷一六四《咸平太清楼》误作“乙亥”。另,所载藏书数量与《续资治通鉴长编》稍有不同。
[5]《续资治通鉴长编》此条记载亦见于《玉海》,只是所载藏书数量有所不同。《玉海》卷一六三《咸平龙图阁》:“祥符初建龙图阁,以藏太宗御书……阁在含光殿西偏北,连禁中。东日资政殿,西日述古殿,阁上藏太宗御制御书并文集,总五千一百一十五卷、轴、册,又有御书素扇数十。其下列六阁曰:经典阁,总三千三百四十一卷,史传阁总七千三百五十八卷,子书阁总八千四百八十九卷,文集阁总七千一百八卷,天文阁总二千五百六十一卷,图画阁总七百一轴、卷、册。”
[6]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五,中华书局1988年版;《宋史》卷二九《高宗本纪六)。
[7]《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七。绍兴二十四年十一月庚戌纪事;《玉海》卷一六三。
[8]详参《宋会要辑稿·职官》三六之九五,中华书局1957年版影印本。
[9]《宋会要辑稿·崇儒》六之六。
[10]按:南宋初御书院重建及罢废事,可参《玉海》卷一-六八《绍兴御书院》;《宋会要辑稿·职官》三六之九六、三六之九七。其中罢御书院(宋会要辑稿·职官》载于绍兴三十年正月十七日,《玉海》载于绍兴二十年正月十七日。疑《玉海》误绍兴三十年为二十年。
[1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六。
[1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四、卷八六。
[13]《玉海》卷一六〇《景德玉宸殿》、《明道成化殿》。
[14]《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之五〇;《玉海》卷一六五《建隆昭文馆·太平兴国三馆·四馆》;《石林燕语》卷二。
[15]《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之四七、四八;《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三,淳化三年五月甲寅纪事、八月壬成纪事。
[16]《宋会要辑稿·崇儒》四之一五;《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乾德四年五月乙亥纪事。
[17]《宋会要辑稿·崇儒》四之一五。
[18]同②。
[19]《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之四七。
[20]《宋会要辑稿·崇儒》四之七。
[21]程俱《麟台故事》卷一《储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2]《宋会要辑稿·崇儒》五之一九。
[23]《宋会要辑稿·崇儒》五之二三。
[2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开宝五年九月纪事。
[2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开宝九年十一月纪事。
[26]以上关于秘书省的记载还可参《皇宋十朝纲要》卷一八台故事》卷四。
[27]《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二,绍兴元年二月丙戌纪事;《玉海》卷一二一《绍兴秘书省》。
[28]《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绍兴十三年十二月癸已纪事。
[29]上述两次秘书省较大规模修缮,见《南宋馆阁续录》卷二《省舍》中华书局1998年版)。
[30]《续资治通将长编》卷八二。
[31]《续资治通鉴氏编》卷六〇,景德二年五月戊辰纪事。
[3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四。
[33]《宋会要辑稿·职官》五五之一〇,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
[34]《宋会要辑稿·崇儒》四之一五,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
[35]《文献通考》卷一七四《经籍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
[36]《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之五〇;《文献通考》卷一七四《经籍一》。
[37]《文献通考》卷一七四《经籍一》;《宋史》卷二〇二《艺文志一》。
[38]《玉海》卷五二《祥符龙图阁四部书》注曰:凡得蜀书二万三千卷,江南书三万余卷,与《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文献通考》及是书他处所载均不符。当误。
[39]《宋会要辑稿·崇儒》四之一五;《续资治通要长编》卷七,乾德四年八月纪事,作彭干。
[40]《宋会要辑稿·崇儒》四之一六;《续资治通鉴氏编》卷二五。
[41]《宋会要辑稿·崇儒》四之一七。
[42]《宋会要辑稿·崇儒》四之一七、四之一八。
[43]《宋会要辑稿·崇儒》四之一八、四之一九。
[44]《宋会要辑稿·崇儒》四之一八。
[45]以下献书材料,凡未注出处者均见此三书。
[46]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六五,中华书局1992年版。
[47]《宋会要辑稿·崇儒》四之二四。又据《嘉泰会稽志》卷一六载,绍兴五年建秘书省,诸葛行仁以所藏书八千五百四十六卷进献。
[48]《宋会要辑稿·崇儒》五之二二,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
[49]《宋会要辑稿·崇偶》五之二三。
[50]《宋会要辑稿·崇偶》四之一六;《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淳化五年四月丙戌纪事。
[51]《宋会要辑稿·崇儒》四之一九。引者按:引文中《总目》,是指《崇文总目》。
[52]《宋会耍辑稿·崇儒》四之一九。
[53]《宋会要辑稿·崇慵》四之二——。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四:“高宗始南渡,书籍散失。绍兴初,有言贺方回(铸)子孙鬻故书于道者,上命有司市之。
[54]《宋会要辑稿·崇儒》四之二二,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
[55]《嘉泰会稽志》卷一六《求遗书》,《宋元方志丛刊》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
[56]《宋会要辑稿·崇儒》四之二八;《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五,绍兴十六年七月壬辰纪事。
[57]《宋会要辑稿·崇儒》四之三一。(www.xing528.com)
[58]据上引访求征集到贺铸家图书五千余卷,陆宰家图书一万三千多卷,仅此两家即有近二万卷,另献书数千数百卷者甚多,故言主动征集到四万余卷是有根据的而又保守的估计。
[59]宋代帝位从第二朝起,从赵国胤手里转到其弟赵光义及子孙手中,直至南宋高宗赵构之后从宋孝宗赵咨始,又转到太祖赵匡胤系统子孙中,故北宋不但没有专藏太祖御集御制的殿阁,也没有为太祖编集御集御札。
[60]《玉海》卷二八《祥符太宗御书》。
[61]《宋史》卷二〇八《艺文志七》。
[6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七,天禧五年五月辛丑纪事。
[63]《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后集卷四〇《国子监书库官》;《宋会要辑稿·职官》二八之一八。
[64]《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四《监本书籍》,中华书局1988年版。
[65]对《五代两宋监本考》漏载之宋代监本,现代学者已有指出。如曹之先生《中国古籍版本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93页指出是书漏录《唐六典》、《金既要略》等十二种图书。
[66]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67]王应麟《玉海》卷五二《咸平馆阁图籍目录》。
[68]《郴斋读书志》卷九著录《艺文志见圈书目》一卷:“右《唐书艺文志》,近因朝廷弥遗书,刻牍布告境内”,下注“书府所阙,俾之访求”
[69]对《崇文总目》的卷数,宋代各书记载不一。《续资治通鉴长编》作六十卷《麟台故事》引“中兴书目”作六十六卷,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作六十七卷,其他如《文献通考》作六十四卷、《宋史·艺文志》作六十六卷。
[70]《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五《史部·目录类一》,中华书局1965年版。
[71]《玉海》卷五二《元柘(秘阁书目》。
[72]《文献通考》卷一七四《经籍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
[73]《直斋书录解题》卷八《中兴馆阁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74]《文献通考》卷一七四《经籍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
[7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四,大中祥符八年四月壬申纪事。
[7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四,大中祥符八年五月壬辰纪事;《麟台故事》卷一《省舍》。
[77]以十三点内引文凡不出注的,均出自《南宋馆阁录》卷二《省舍》。
[78]《南宋馆阁录》卷六《故实》,中华书局1998年版。
[79]北宋崇文院、秘阁与南宋秘书省曾分别受到过火灾影响而遭受损失。北宋时一次即为大中祥符四年荣王元俨宫失火延烧所至;南宋一次发生在绍定四年(1231),也是因秘书省傍民舍失火而延烧之。
[80]《南宋馆阁录》卷三《储藏》。
[81]《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之九,中华书局1957年版。
[82]《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之五一,中华书同1957年版。
[83]《南宋馆阁录》卷一〇《职掌》,中华书局1998年版。
[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五,成平二年七月丙午纪事。
[85]《麟台故事》卷三《选任》,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开宝元年四月丙子纪事;又见《宋史》卷二六四《卢多逊传》。
[8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雍熙元年十一月癸西纪事,参《宋史》卷三〇五(杨亿传》。
[8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〇,景德二年五月己未纪事。
[89]《宋史》卷二九一《宋绶传》。
[90]《南宋馆阁录》卷六《故实》,中华书局1998年版。
[91]同④。
[92]《南宋馆阁续录》卷六《故实》,中华书局1998年版。
[93]《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之九,中华书局1957年版。
[94]《南宋馆阁录》卷三《储藏》,又见《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之二五。
[95]《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之二七。
[96]《南宋馆阁续录》卷三《储藏》,中华书局1998年版。
[97]同①。
[98]《南宋馆阁录》卷六《故实》,中华书局1998年版。
[99]同③。
[100]《文献通考》卷六一《职官一五》,中华书局1986年版。
[101]清]嘉庆《眉山属志》卷一四,清嘉庆五年(1800)刻本。
[102]叶梦得《石林建康集》卷四《绅书阁记》,叶德辉观古堂刻本,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
[103]《宋史》卷一一《仁宗本纪三》。关于庆历四年三月“诏天下州县立学”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七、《宋史·选举志》有详细记载。
[104]欧阳修《居士集》卷三九《吉州学记》,世界书局1936年版。
[105]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卷二《邻州建学记》,《四部丛刊》本。
[106]林表明辑《赤城集》卷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7]清]康熙《广信府志》卷一一,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刻本。
[108]《宋史》卷二〇《徽宗本纪二》。
[109]《乾道四明图经》卷九,《朱元方志丛刊》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
[110]《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八,绍兴十三年正月乙已纪事。
[111]李闶《修九经堂记》,《乾道四明图经》卷九。
[11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九。
[113]《景定建康志》卷三三《文籍志一》,《宋元方志丛刊》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
[114]《嘉定镇江志》卷二〇《镇江府学》,《宋元方志丛刊》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
[115]顾志兴《浙江出版史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16]《苏轼文集》卷二九,中华书局1986年版。
[117]王士祯《居易录》卷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8]《宋会要辑稿·崇儒》四之三一,中华书局1957年版。
[119]《南宋馆阁录》卷二《省舍》,中华书局1998年版。
[120]《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一,中华书局1988年版。
[121]《宋会要辑稿·职官》二八之二,中华书局1957年版。
[122]《宋大诏令集》卷一五廪《国子监经书更不增价诏》,中华书局1962年版。
[123]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九,中华书局1979年版。
[124]张澍纂《蜀典》卷一一,清光绪二年(1876)刻本。
[125]张震:《博雅堂记》,[清]嘉庆《资州直隶州志》卷二九,嘉庆二十年(1815)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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