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统治者继承和发展了西汉成帝时命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国家藏书的做法，十分重视对图书的整理编目，并根据不同的目的要求，编制不同性质的目录。据《玉海》卷五二《藏书·目录》，参以《宋会要辑稿·崇儒》等所载，包括皇室藏书机构在内，中央官方各藏书机构都编有部门藏书目录，如皇室的《太清楼书目》、《玉宸殿书目》，中央机关的《国子监书目》等等。另有三馆、秘书省对所藏图书作统计而编制的某一时期的书目，如宋初乾德六年（968）所编的《史馆书目》，载录当时史馆所藏图书一万五千一百四十二卷。[66]再如咸平元年（998）十一月，宋真宗“以三馆秘阁书籍岁久不治，诏朱昂、杜镐与刘承珪整比，著为目录”[67]。类似的编目整理活动颇多。再有是为了有目的地征集、搜录图书而编制的现存书目与见版书目，如太平兴国九年编的《搜访书目》、《艺文志见阙书[68]、《秘书省四库阙书目》等都是为此目的编制的。而最为重要的是全面反映一个时期国家收藏情况，带有总结性的国家图书目录即三馆图书目录。北宋时主要有《崇文总目》、《元祐秘阁书日》、《政和秘阁书目》；南宋时有《中兴馆阁书目》与《中兴馆阁续书目》。
关于《崇文总目》的编写，《玉海》卷五二有较详细的汜述：
庆历元年十二月已丑，翰林学士王尧臣等上新修《崇文总目》六十卷，其书总数凡三万六千六十九卷。自大祖平定四方，天下之书悉归藏室，大宗、真宗访求遗逸，小则赏以金帛，大则授之以官，又经书未有板者，悉令刊刻，由是大备，起秘阁贮之禁中。景祐元年闰六月，以三馆秘阁所藏，有谬滥不全之书，辛酉，命翰林学士张观、知制诰李淑、宋祁将馆阁正副本书看详，定其存废伪缪重复，并从删去内有差漏者，令补写校对，仿《开元四部录》，约《国史艺文志》著为目录，仍令翰林学士盛度等看详。至是上之。
《玉海》的这一记述，说明《崇文总目》的编写，是自宋初经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的大力搜集、刻印，三馆图书数量有了很大增加的基础上，对国家图书的一次全面整理，反映了北宋前期国家图书馆即三馆秘阁的图书收藏情况。
《崇文总目》的编写，实际上分两步。先是景祐元年（1034）起，由翰林学士张观等对三馆所藏四部书看详，定其存废伪谬，补写校对差漏，仿《开元四部录》，约《国史艺文志》著为目录。接着，由王尧臣、聂冠卿、郭稹、吕公著、王洙、欧阳修等校正条目，讨论定稿。所以，《崇文总目》的编写过程，既是对三馆、秘阁藏书的一次全面调查、清理，也是对饰藏每本图书认真审阅校订一遍；不但编制了三馆、秘阁的藏书目录，还对每本图书撰写了一简明扼要的提要。由于参加编撰者均是学问博洽的史学家、文献目录学家，其中很多人乂是大藏书家，所以《崇文总目》不但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而且还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崇文总目》全书六十余卷，[69]是对当时四馆书（昭文、史馆、集贤、秘阁）图书的合并著录，共著录图书三万零六百六十九卷，分经、史、子、集四部，部下有类，类下为目，即书名。每条目之下，具有提要论说，即叙释。可惜南宋以后，叙释被删，只存书目。《欧阳文忠公集》中保存有是书《叙释》一卷，共三十条，但名为“叙释”，有叙无释，只有对每类书的叙述，而无对每一具体书的解释。今存清钱东垣辑《释本》五卷，补遗一卷。辑得原序三十箱，原释九百八十条，引证四百二十条。从中可窥原貌之梗概。《崇文总目》这种著录体例，使它在我国古代目录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作为北宋中期国家图书馆的藏书目录，不但全面地反映、总结了北宋前期官方藏书情况，也反映了一千多年来历代著作的存佚情况。诚如四库馆臣所说："今观其书，载籍浩繁，抵悟诚所难保。然数千年著作之目，总汇于斯，百世而下，籍以验存佚，辨真赝，核同异，固不失为册府之骊渊，艺林之玉圃也。”[70](www.xing528.com)
《崇文总目》编就以后，神宗元丰五年（1082），崇文院改为秘书省。以后，三馆的藏书在原有基础上又有了增加。哲宗元祐时，曾对秘阁图书进行过整理，编成《秘阁书目》[71]。在这以后，秘书省内所藏图书又有了较大数量的增加，政和七年（1117），校书郎孙觌言：“顷因臣僚建言，访求遗书，今累年所得，（崇文）《总目》之外，已数百家，几万余卷。乞依景祐故事，诏秘书省官以所访遗书，讨论撰次，增入《总目》，合为一书，乞别制美名，以更崇文之号。“[72]乃命孙觌及著作佐郎倪涛、校书郎汪藻、刘彦通撰次，名日《秘书总目》。《秘书总目》是北宋末对《崇文总目》的增订，它比《崇文总目》著录的图书增加数百家，一万余卷，是北宋官方藏书又一次系统、全面的总结整理，南宋以后一般将此书亦称作《崇文总目》。
宋高宗赵构定都临安后，重建国家藏书机构秘书省，通过几十年的广泛搜访，至孝宗朝图书数“大增。据陈振孙说，时“中秘所藏，视前世独无歉焉，殆且过之”[73]。于是，淳熙四年（1177），在秘书少监陈验的建议下，依《崇文总目》之例，为馆阁所藏图书进行了一次编目整理。次年六月，整理编目工作完成，名为《中兴馆阁书目》，共三十卷，另《序例》一卷。全书总分五十二门，著录图书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较《崇文总目》多一万三千八百一十七卷，大都为当代人的著作，说明南宋文化学术事业有了进一步繁荣发展，当代人撰著增多。《中兴馆阁书目》完成之当年，即命浙漕司雕版，可惜此书亦已失佚。民国二十一年（1932），贵阳赵土炜根据《玉海》、《山堂考索》、《直斋书录解题》等书，辑得该书原著录的一千零十九家，编为《中兴馆阁书目辑考》五卷，得以窥其原书大概。
《中兴馆阁书目》编成后近半个世纪，至宁宗嘉定间，自绍兴以来，'承平百载，遗书十出八九，著书立言之土又益众，往往多充秘府”[74]。于是，嘉定十二年（1219）又诏秘书丞张攀等继续整理编次馆阁图书，十三年成，名为《中兴馆阁续书目》，共三十卷，补充著录《中兴馆阁书目》后新增图书凡七百五十二家，八百四十五部，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三卷。此书体例一如《中兴馆阁书目》，只是亦已散佚，赵士炜在辑《中兴馆阁书目》时，亦辑得《中兴馆阁续书目》数条。
《中兴馆阁书目》与《中兴馆阁续书目》，是南宋中兴全盛时期，对馆阁藏书的两次最全面的整理、登记，反映了南宋中兴时期馆阁的图书收藏情况。次后，绍定四年（1231），馆阁大火，图书损失严重；接着，又由于蒙古贵族的入侵，政局动荡，南宋统治者也无暇对图书进行大规模的整理编目，故《中兴馆阁书目》与《中兴馆阁续书目》所反映的南宋中央官府藏书最兴盛时期图书的收藏数量、种类等情况，也成为马端临编撰《文献通考·经籍考》与元人修《宋史·艺文志》的主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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