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中央官府藏书来源研究

宋代中央官府藏书，从宋初的仅万余卷，到北宋末三馆藏书达七万多卷，如果包括皇家与其他中央政府机关藏书在内，不计副本，保守的估计，当在数十万卷。北宋灭亡后，虽然原有藏书被破坏殆尽，但经绍兴到淳熙几十年时间，国家藏书又较快地得到恢复，至宁宗嘉定间，不到一百年，馆阁藏书基本达到北宋鼎盛时期水平。究其原因，是宋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图书的收藏，采取多种措施，有多种渠道的藏书来源。

北宋初期，国家藏书得以较快地增加、扩充，主要来源是收归南方各割据政权的图书：

（1）乾德元年（963），平荆南，诏有司尽收高氏图书以实三馆。

（2）乾德三年九月，平蜀，遣右拾遗孙逢吉往四川取其图籍。次年，孙逢吉还，凡得书一万三千卷，付史馆。

（3）开宝八年（975）冬，平江南。明年春，遣太子洗马吕龟祥，就金陵，籍其图书，得二万余卷，送史馆。

（4）太平兴国三年（978），割据漳、泉一带的陈洪进向宋“纳士”，太宗命收其图籍。

（5）太平兴国三年，吴越钱俶“归地”，其图书也由宋收取。

（6）太平兴国四年五月，太原平，命左赞善大夫宙德源入城点检书籍图画。

以上是据《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书所载整理而成，其中收归原后蜀、南唐二国的图书数量有明确记载，分别是一万三千余卷与二万余卷，^[38]其余几次无明确记载。如果对其他几次作一谨慎的、留有余地的估计，以平均每次一万卷计算，那么，宋初收取各割据政权的图书数量当在七万多卷。上文曾提到，据《宋会要辑稿》、《文献通考》等载，宋建国之初三馆藏书仅一万三千卷。至太平兴国三年新建崇文院成，三馆所藏图书正副本共八万卷（时陈洪进、吴越及太原图书尚未收归）。由此可见，宋建国之初，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国家藏书增加了六七倍，主要靠收归被征服的各割据政权的图书。

宋代国家藏书的另一重要来源，是实行优待奖励措施，号召朝野臣民进献图书。对于进献图书者，或给予科举出身，或直接授于官职，或赐以钱财。下面是北宋时期，国家号召进献图书所制定的具体奖励政策措施。

乾德四年（966）闰八月，诏购亡书，凡进书者先令史馆点检，馆中所无者则收之。献书人送学士院试问吏理，堪任职官者具名以闻。是岁，三礼涉弼、三传彭翰、学究朱载皆应诏献书，总千二百二十八卷。赐弼等科名。^[39]

太平兴国九年正月诏，三馆以开元四部书目比较，所缺者于待漏院榜示中外，臣僚之家，有三馆阙书许上之。有书来上者，三百卷以上者，经学士院引脸，如堪任官职者，与一子出身。不及三百卷者，据卷帙多少，优给金帛。如不愿纳官者，借本缮写。^[40]

真宗咸平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又诏中外土庶有收得三馆所少书籍，每纳到一卷，给千钱，如及三百卷已上，量材录用，与出身酬奖。并令史馆抄出所少书籍名目，于待漏院张挂，及遣牒诸路转运司严行告示。^[41]

大中祥符八年（1015）四月，荣王宫火，延燔崇文院秘阁，于是，于皇城外别建外院，陈影年上书请募购，五百卷以上者优其赐。有献书者十九人，得书万七百五十四卷。献书者悉赐出身及补三班。^[42]

仁宗嘉祐五年（1060），诏士庶上馆阁所缺书每卷支绢一匹，及五百卷者，特与文武资内安排。^[43]

此后，又多次下诏，号召各地臣民献书，大力奖赏献书者，在最高统治者“宜开购赏之科，以广献书之路”^[44]的号召、鼓励下，许多藏书家踊跃献书，极大地补充、增加了国家图书馆三馆及皇家藏书。下面是根据《宋会耍辑稿·崇儒》、《续资治通鉴长编》、《文献通考》等书记载的北宋几次大的献书活动。^[45]

乾德四年（966），三礼涉弼等三人献图书一千二百二十八卷，赐弼三人科名。

大中祥符八年（1015）四月，十九人献书一万七百五十四卷，悉赐出身及补三班。

天禧元年（1017）八月，学究刘溥候、惟哲各献太清楼无本书五百卷，共一千卷。

天禧二年五月，长乐郡主献家藏书八百卷，赐钱三十万，以书藏秘阁。

熙宁七年（1074），四川郭友直、大亨父子献书三千七百七十八卷，其中三馆所无者五百三卷，诏官大亨为将作监主簿。治平间（1064〜1067），郭友直又献书千卷，恩授将仕郎。

政和问（1111～1117），诏求遗书，归宋燕人、江陵尉田伟上千卷，补三馆之阙。^[46]

宣和五年（1123），荥州助教张颐献进图书五百四卷，开封府进士李东进六百卷。张颐赐进士出身，李东补迪功郎。

宣和七年，取索到王阐、张宿等家藏书与三馆秘阁现管帐目所无书六百五十八部，一千五十一册、轴，计二千四百一十七卷。王阐补承务郎，张宿补迪功郎。

以上是北宋时期，见于记载的献书五百卷以上的藏书家向中央政府的献书情况，共献书二万三千余卷。而据撰者搜录到的材料，有确切记载的藏书家向中央政府主动献书的有六十多人次，所献图书四万余卷。另有多人献书版、书画墨迹等。

南宋建立之初，皇室与中央各政府机关藏书损失殆尽，南宋统治者更是号召臣民踊跃献书，并作为恢复国家藏书的主要措施，也确实收到了很好效果。撰者曾对《宋会要辑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及生活于南宋初、中期人的文集作过认真的阅读、搜寻，仅宋高宗绍兴年间，见于记载的较大规模的献书活动就有三十余人次。如绍兴初年，即有进士何克忠上《太祖实录》四册、国朝《宝训》十二册、《名臣列传》二册、国初《会耍》三册；故右金吾卫上将军张懋妻王氏以亡夫家藏六朝《实录》、《会耍》、《国史志》等书二百二十二册来上；处州缙云县若澳巡检唐开上王珪重修国朝《会要》三百卷；又有黄蒙者，上《太祖实录》、《太宗实录》、《真宗实录》、《仁宗实录》、《英宗实录》五百余卷，《天圣南郊卤簿记》十册；而太常少卿赵子画等人见太常寺缺陈祥道《礼书》等数十种图书，称家有写本，主动投进。南宋初，不但献书人员多，而且所献图书数量多。如绍兴五年重建秘书省时，大理评事诸葛行仁献《册府元龟》等书凡万一千五百一十五卷。^[47]绍兴二年三月，故太常少卿曾旼子温夫献累朝典籍二千余卷；绍兴三年五月，承奉郎林俨上家藏徽宗御书、御画、御笔札七轴，《实录》、《会要》等古文书籍二千一百二十二卷。

宋朝政府除了号召臣民进献图书，给予优厚奖励外，还鼓励奖赏朝野士庶进献本人或他人撰写的著作，且作为与科举、恩荫并行的选拔人才的一项政策。对于进献著作者，已有官职者给晋级提升或物质奖励；布衣无功名者可直接授于官职，也可免解直接参加科举考试。对此《宋会要辑稿·崇儒》五之一九至五之四三”献书升秩”用了很长篇幅记录了《国朝会要》（即太祖至英宗五朝）中自太平兴国八年（983）至《光宗会要》绍熙三年（1192），二百余年中约一百五十次的进献撰著活动。据粗略统计，约有各种著作二百余种，其中重大的进献著作活动有：雍熙三年（986）正月，著作佐郎乐史自著《贡举事》、《登科记》等书七种一百四十五卷。乐史因此擢为著作郎、直史馆。熙宁五年（1072）八月，欧阳修病逝后，其家上欧阳修所撰《五代史》。哲宗元祐间太常博士陈祥道进献《三礼图》及《礼书》等。另外，南宋绍兴末年，著名史学家郑樵进献了所著《通志》，乾道间李焘进献了《续资治通鉴长编》。这些进献的著作，经有关部门审查后，或诏送三馆、秘阁，或令雕版颁行天下。所以，在宋代，个人进献著作也是宋代官方藏书的重要来源。

在这种进献著作活动中，还有一部分是名儒重臣的妻、子家属，进献的是其夫、父、祖生的所撰的著作及文集。献书的目的一是响应朝廷号召，以得到授官或奖赏；二是光耀门庭，使父、祖著作得到朝廷的褒扬，得以流传。在宋代，子孙进献父、祖家集是一种颇为流行的风气，朝廷也有一定的规定和做法。如庆历元年（1041）八月，诏“子孙进纳家集须得尽以编录，如或分次重叠投进苟求恩泽者，仰中书勘会以闻”^[48]。庆历八年三月，中书言：“臣僚子孙将父祖文集编进，陈乞恩泽，多是亡殁多年，狂妄侥求。诏今后丞郎并龙图阁直学［士］以上薨卒五年内，如有家集并许亲的子孙投进，当议送两制看详。如文章典雅，为众所推，即具闻奏，特与依例施行。其文集仍乞馆阁。”^[49](www.xing528.com)

从上面所引两条材料中可看到，为了得到奖赏，当时一些名臣子孙进献家集有“亡殁多年，狂妄饶求”，故意编造的；也有不加编录，分次重叠投进的。但不管怎样，有了这一进献家集的政策措施，不少大臣亡殁后，其文集由子孙投进，避免了散佚，也增加了官方藏书的来源。

实行优待奖励措施，广泛号召臣民献书的同时，宋代最高统治者又经常命令三馆、秘书省等图书管理机构官员在朝野臣民及各地主动访求、征集收购图书。如太宗淳化五年（994）四月，参知政事苏易简言，故知制诰赵邻几生前为修订《唐书》纪传，收集了大量自唐及近代将相名贤事迹及家状、行状。于是派直史馆钱熙往宋州赵邻几家征集到补唐会昌后《日历》二十六卷，文集三十四卷及他书与邻几所撰书五十余种，诏以钱十万赐其家。^[50]大观四年（1110），根据秘书监何志同奏，“选文学博雅之士，访求《总目》以外，别有异书，并借传写或官给笔札，即其家传之，就加校定”^[51]。政和二年（1112），又据秘书少监赵存诚言，命诸州以监官总领取访遗书事。^[52]在北宋时期，仅据今本《宋会要辑稿》所载，朝廷下达的类似有关各级官吏访求、征集图书的诏令不下十余次。

南宋初，国家藏书几乎一无所有，所以南宋小朝廷更是大力号召臣民献书，命令有关部门官员和各地守臣访闻搜觅图书。绍兴二年，首先访闻到平江府贺铸之子正在出售其家所藏图书，即命守臣尽数收买，送秘书省收藏。既而贺铸子贺縻以所藏书籍五千卷上之，诏与本家将仕郎恩泽一名。^[53]接着，又访得福州前故相余深、泉州故相赵挺之、前执政薛昂、湖州故执政林摅家藏有《国史》、《实录》、《国朝会事》及其他图书，而太平州芜湖僧寺内收寄有奸相蔡京书籍，对此，朝廷或命地方收取，或命守臣劝诱献纳，或命以书来上。^[54]南宋初期，同时由秘书监官员或地方官搜求征集到的图书还有故相韩琦、前任秘书省长官洪楫与赵明诚家藏图书。绍兴十三年（1143），高宗又下诏诸路搜访遗书。这一年访求到越州直秘阁陆宰（陆游父）家所藏图书凡万三千卷有奇。^[55]尔后，绍兴十六年，又特命提举秘书省秦嬉专门下诸路搜访图书，井立献书赏格，凡献秘阁缺书善本及献书二千卷者，有官人与转官，士人免解。愿给钱者听。^[56]诸路监司守臣访求晋、唐真迹及善本书也照此奖赏。此赏格还被镂版颁行各地，一直作为朝廷主动访求搜购图书的政策而沿用不戳蹙，并取得了显著效果。对此，淳熙十三年（1186）九月二十五日，秘书郎莫光言：

国家崇建馆阁，文治最盛。大上皇帝（商宗）再造区更，绍兴之初，巳下借书分校之令，至（绍兴）十三年，诏求遗书，十六年又定献书推赏之格，图籍于是备矣。然至今又四十年，承平滋久，四方之人益以典籍为重，凡措绅家世所藏善本，监司郡守搜访得之，往往锐版以为官书，乞诏诸路监司守臣，各以本路本郡书目解发至秘书省，听本省以《中兴馆阁书目》点对，如有未收之书，即移文本处取索，庶广秘府之储。^[57]

莫光这一奏疏，总结了南宋初期几次术大的征集图书活动及其奖赏措施。说明不但中央官府借书抄书，广求遗书，而且各地监司郡守亦积极搜访民间图书，锓版以为官书。而他又建议以地方官府征集馒版的图书，对照当时《中兴馆阁书目》，凡秘书省所无的，允许取索。孝宗同意了这一建议。南宋统治者正是采取了这种经常性的、主动的征集图书方法，使国家藏书得到很快增长。据保守的统计估算，南宋期间，中央政府主动征集到的图书有四万余卷。^[58]

宋代官方藏书的另一重要来源是各个皇帝的御集笔札、书画及御制图书。

宋代不但推行右文政策，而且几乎所有的皇帝都喜欢舞文弄墨，吟诗写字作画。每逢元旦等各种节日与盛典大庆，都要欢宴庆贺，君臣免不了吟诗作赋，挥毫泼墨；另如宫中某一殿阁落成，臣下一般清皇帝亲书殿名阁匾，而帝王们在宫中巡幸，或一时兴起，曲宴之中，赋诗书之，并令侍从大臣附和，有时又以御诗御书赐近侍大臣。所以，宋代历朝君主生前都有一批数量：不少的诗文笔札与墨迹。自宋太宗赵匡义死后起^[59]，由继位的皇帝诏令大臣编集前代皇帝的诗文作品为御集，整理编次其笔札为御书。以太宗为例，就曾多次为其编辑御集。咸平三年（1000），曾由翰林侍读学士吕文仲上新编太宗御集三十卷，诏藏秘阁。大中祥符五年（1012），龙图阁学士陈彭年又表上奉诏编次的太宗御集四十卷。另有太宗御书法帖目一卷，凡十五部，总三百三十六卷；^[60]而藏在龙图阁中的太宗书帖就有三千七百五十卷。而真宗御集多达三百卷。^[61]宋代皇帝们在亲自撰写诗文时又常将亲笔书写的诗文赐给近侍大臣，这一对大臣宠幸的做法使得到御书御札的大臣们引以为荣，都要上表表示感谢，而对所赐御书御札都珍藏家中，有的近侍大臣所得赐诗御札颇多，在皇帝去世后或由本人或由其子孙再奉献朝廷。前已提到，每逢庆典或皇帝即兴宴游赋诗时，随行大臣们都要赋诗撰文附和，所以每一庆典或宴游过后，围绕皇帝所撰的诗文，有一批大臣们的附和歌颂之作，而有关部门的官员往往将其编集一起，或藏于太清楼、殿阁，或送三馆收藏。

另外，由于宋代各皇帝好学为文，喜欢前代诗文笔札书画，为了欣赏学习及临摹，甚或完全出于个人喜受，他们常常以个人的名义组织近侍大臣、馆阁官员编辑集合前代人的诗赋文章及法书墨迹图画。仍以太宗为例，《玉海》卷二八《祥符太宗御制御15目录》载云：

《太宗御集》四十卷、目一卷，《朱邸桀》十卷、目一卷，《至理动怀篇》一卷、《文明政化》十卷、《逍遥咏》十卷、《缘识》五卷、《秘藏诠》三十卷、《禅枢要》三卷、《莲花心轮回文偈颂二十五卷》……（下略，包括《君臣赓我集》三十卷、目一卷）凡百一十九部，总二百一十八卷。龙（图）阁、大清楼、御书院、秘阁各藏一部。副本二千一百四十八部，总万四千五百八十六卷。从《玉海》的这条材料，我们可以惊奇地得知，以太宗名义编纂的御制书目竟多达一百十九部、二百十八卷，副本更是多达二千一百四十八部、一万四千五百八十六卷。通观宋代各个皇帝的御集御制，太宗的御集御制副本属较多者外，其正本并不算多。由此可知，御集御制御礼在宋代官方藏书中占有一定的比例，它也是宋代官方藏书特别是皇室藏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代官方藏书的来源除了上面所述的几种外，另一重要途径，也是宋代图书业繁荣兴盛的重要标志，是国家组织的经常性的编纂、刻印图书活动。概而言之，有以下几种：

1.当代史书

宋代重视本朝史的修撰，建有一套以馆阁为主的完善的修史机构，负责编修起居注、时政记、日历、会要、实录、国史等。起居注是对皇帝言行与巡幸起居的详细记录，包括朝廷命令、庆典祭祀、制度修订更改、对百官的除授奖惩以及户口增减、州县废立、四时'（候变化、灾害疫情等等。时政记是对宰相执政议事及与皇帝问对的记录。日历是根据起居注、时政记等按月日编撰的一朝皇帝的史书。会要则是专载每朝皇帝典章制度的专书。实录是每一皇帝统治期间的编年体史书，另有附传。国史是纪传体史书，是在实录的基础上编修而成的，一般合几朝皇帝为一史。这些繁简不一、体例不同的当代史书，详细地记载了小到皇帝一言一行，大到国家方针大略制订的历史；同时又丰富了官方藏书的内容，增加了皇室与三馆藏书数量。就以实录为例，仅《宋史·艺文志》著录自《太祖实录》至《理宗实录》有十七部二千二百五十卷又六百八十九册。另据《南宋馆阁录》与《南宋馆阁续录》“储藏”所载，南宋秘书省藏有太上皇（高宗）《圣政》六十一册、《日历》一千另二册；《孝宗会要》三百六十八册、《总会要》二百册、《日历》二千册、《圣政》五十册；《光宗会要》一百册、《日历》三百册、《圣政》三册；《宁宗会要》一百十五册、《日历》五百十册。仅四朝，其日历、会要、时政记就有四千七百零九册。由此可见，在宋代官方藏书中，有相当数量的官修当代史书，根据《宋史·艺文志》、《玉海》，结合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宋代官修的当代史书日历、会要、实录、国史等，最保守的估计，总数超过二万卷。

2.诏令制敕与礼书

为了统一诏令制敕，以便更好地推行贯彻，以及所渭的整齐礼仪，敦厚风俗，宋时朝廷还经常组织人员或指定熟悉某一方面制度的官吏将诏令制敕整理编次成书，整理编窠礼制礼书。前者如宋初太祖命窦仪等重定《刑统》三十卷、《编敕》四卷，仁宗天圣中庞籍受诏所编《天圣编敕》三十卷，南宋绍兴中张守等被旨编修《绍兴敕》十二卷、《令》五十卷、《格》三十卷、《式》三十卷等等。后者编纂礼书方面有扈蒙等所编《开宝通礼》二百卷，嘉祐中姚辟、苏洵等编《太常因革礼》一百卷，政和中朝廷组织依《开宝通礼》之序修纂的《政和五礼新仪》等等。为了使有关部门和各地遵守奉行，宋代最高统治者将这些诏令制敕和礼书雕版印刷后，颁行全国，同时也成为三馆及各中央藏书机构与地方官府的藏书。

3.其他图书的编纂

出于对图书事业的重视，宋代统治者经常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人员编纂各种图书，作为致治之具。其中组织最为完善、取得成效最为明显的是宋初四部大书的编蒙，即太宗朝编纂完成的《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和真宗时编纂完成的《册府元龟》。

《太平御览》，初名《太平总类》，由翰林学士李昉、扈蒙等于太平兴国二年（977）奉太宗之命编纂，历时五六年完成，后又经太宗亲自审定阅览，赐名为《太平御览》，是部类书，全书一千卷，引用图书一千六百九十种。

《太平广记》，这是与《太平御览》同时编纂的历代小说异闻汇编。全书五百卷，引书四百七十余种。

《文苑英华》，是在前二书基本完成后的太平兴国七年，太宗命李萌、扈蒙等二十余人阅前代文集，撮其精要，以类分之编成的诗文总集性文学类书，接续《昭明文集》，起自南朝梁末至于唐，全书亦为一千卷，收录梁、陈、隋、唐二千二百余人诗文二万余篇。

《册府元龟》，原名《历代君臣事迹》，王钦若、杨亿等奉真宗之命于景德二年（1005）九月开始编撰，历时八年，于大中祥符六年（1013）八月完成，是汇集历代政事的类书，全书一千卷。

以上太宗、真宗朝所编纂的四部大书，其学术价值时人、后人及当代学者多有论述，我们在这里不再赘述。四部书篇幅总数凡四千五百卷，除了《文苑英华》外，其他三书当时都刻梓印行，为官方与私家藏书所收藏。

除了以上四部大书外，嘉祐中曾公亮等所编撰《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开宝中薛居正所修《五代史》一百五十卷以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二百九卜四卷等书，也都是奉旨被诏编修的。至于诏令馆阁人员或学有特氏的其他官吏编纂的图书则不胜枚举。比较著名的有司马光的《类编》四十九卷、丁度等的《集韵》十卷、李诫的《营造法式》三十四卷等。

宋代朝廷与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在经常性地、有组织地编纂图书的同时，又大力发展官方刻书、印书业，凭借其浓厚的财力、物力与其他有利条件，刻印了大量图书，不但为自身的图书收藏提供了更多更好的善于保存的图书，也极大地促进了包括私家藏书在内的整个宋代图书业的发展。

宋初，官方刻书的重点是佛教经典和儒家经典。太祖开宝四年（971），派人去成都雕刻《大藏经》，依照《开元释教录》的目次，历时十三年，至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才全部完成，凡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四十八卷，称为蜀版藏经。另综合《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氏编》等书记载，北宋时曾先后于太宗端拱元年（988）到淳化五年（994）刻印五经（《易》、《书》、《诗》、《仪礼》、《左传》），淳化五年至真宗咸平四年（1001）刻印七经（《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尔后，又从真宗景德二年（1005）至大中祥符七年（1014），补刻讹缺经版。天禧五年（1021），又“令国子监重刻经书印板，以本监言其岁久刓弊故也”^[62]。在刻印经书的同时，又对自《史记》至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全部正史在认真校勘的基础上，雕印成版。此项工程从淳化五年（994）校刻前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始，至熙宁五年（1072）欧阳修家上修所著《五代史》后刻印而成，历时约八十年。北宋中期以后，官方中央刻书范围扩大，经史子集四部书都有。不但及时刻印诏令大臣们编修之书，而且对朝野主动献进的有价值的图书与著作也令三馆、国子监等雕印。对此，上文已有记述。

宋代官方刻书机构较多，中央一级的有崇文院、国子监、太史局、秘书监等，另刑部、礼制局等一些机构也刻印有关法律、礼仪方面的典籍。其中最主要的刻书机构是国子监。

如上节所述，国子监是宋代最高学府与教育管理机关，也是国家图书管理机关。作为图书管理机关，其职能一是藏书，二是刻书。在履行刻书职能方面，宋初有专门掌管印刷事务的印书钱物所。淳化五年，因判国子监李至上言乞改印书钱物所为国子监书库，始置监书库官，其后，虽或有废，即又复置，至南宋乾道后，则常置而不废辍。国子监书库官北宋时多以京朝官充，南宋时多以选人充，职掌雕印经史图籍，以备朝廷宣索、赐予、颁发与出售，并与本监学官校定监藏图书。^[63]国子监作为中央官府主要的刻书、藏书机构，宋代官府所刻图书主要集中在国子监，所刻书版也贮藏于国子监。如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所载国子祭酒邢昺在景德二年五月真宗巡幸国子监时向真宗禀报的，宋初，国子监书版不及四千，而今十余万片。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书版增加了数十倍。由此可见，宋初国子监刻书数量之多。南宋高宗建都临安后，于绍兴九年（1139）重建国子监，“取旧监本书籍镂板颁行”。绍兴二十一年五月，高宗又令对“监中所缺之书亦令次第镂板，虽重有所费盖不惜也”，由是“经籍复全”^[64]。关于两宋国子监刻书种数，王国维《五代两宋监本考》载录北宋监本六十九种，南宋监本近七十种，共约一百四十种。这仅是王氏所见考证著录，实际远不止此数，其中不但遗漏不少，^[65]而且由于文献资料的散佚，有些监本已不可考。

综上所述，宋代最高统治者直接关心、过问的有组织的、经常性的编纂、刻印图书，是其自身藏书来源的重要方面，也为地方政府与私人藏书提供了大量图书。另一方面，组织学有专长的名儒大臣编撰图书时，又对相关图书进行了校订整理，提高了图书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