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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雕版印刷的广泛应用加速了图书的生产与流通

时间:2023-07-2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唐代发明的雕版印刷,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大贡献。到了宋代,由于政治上的统一,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雕版印刷技术的日臻成熟、完善,使这一图书生产的新技术得到广泛推广运用,刻印图书十分普遍。北宋时东京、南宋时临安等地,书肆林立,形成了规模巨大的书市。仅陈起所收集刻印的江湖诗人作品总集人数就超过一百家。就刻书的地区而言,遍布全国各地,并形成了几个重要的刻书中心。

如何雕版印刷的广泛应用加速了图书的生产与流通

唐代发明的雕版印刷,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大贡献。但是,根据文献记载与实物留存来看,雕版印刷在唐代还属于初创时期。到了宋代,由于政治上的统一,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雕版印刷技术的日臻成熟、完善,使这一图书生产的新技术得到广泛推广运用,刻印图书十分普遍。就刻书单位而言,有官刻、私刻、坊刻三个系统。官刻系统包括中央各机关,如国子监、崇文院、秘书监、司天监、太史局、礼仪局等都能刻书,其中以国子监为主。地方官府刻书包括几乎所有的路府州军,还有各路使司。私家刻书发展更快,特别是在神宗熙宁年间放松了刻书禁令后,私人刻书更是蔚然成风。除了一些世宦大族和世儒之家子孙为了光耀门庭,刻印祖、父家集外,有的还出于营生与牟利,刻印其他图书,出现了数以千百计的私人刻书家,包括如陆游、子遹父子及朱熹、岳珂、廖莹中这样的著名学者。坊肆刻书虽在唐中期已经出现,但规模小、数址少,至宋代才得到迅速发展,形成了一个专事刻印出售图书的新行业和从事这一行业的新书商群体。这些书商开设的书肆或称经铺、经坊,或称经籍铺、经书铺、书籍铺、文字铺等等。书铺一般后面是刻印图书的作坊,前面是店铺,出售自家刻印的图书。北宋时东京、南宋临安等地,书肆林立,形成了规模巨大的书市。如东京大相国寺东门大街是北宋京城最大书市,而今杭州棚桥附近是南宋临安最大的书市。据王国维考证,仅浙江地区在典籍中有明确记载、找得到铺名的大书铺有十六家,[20]实际当不至于此数,至于中小书肆更是难以确定。这中间以临安棚北睦亲坊陈宅(陈思)书铺与陈解元(陈起)书铺最为著名。仅陈起所收集刻印的江湖诗人作品总集人数就超过一百家。

就刻书的地区而言,遍布全国各地,并形成了几个重要的刻书中心。南北宋之交的叶梦得在总结各地刻书时说:“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板,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21]叶梦得的这段话说明了宋代四大刻书中心京师开封、杭州、四川、福建刻书的质量优劣,同时也反映出宋代刻印图书之多,而刻印图书主要是为了出售,所谓“福建本几遍天下”又说明图书流通的广泛普遍。

宋代刻书业发展的另一表现是,刻书范围与内容的扩大,经史子集各种图书都有。由于科举发展和统治阶级为加强思想统治,以及统治者的提倡和实用需要,经史、医书与文集类图书刻印得更多。

宋代雕版印刷的广泛运用,使图书的生产从繁琐的手工抄写的单一过程变成了批量的重夏行为,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加快了出书速度,使图书数量成倍增长。士人得书也较先前大为便易。例如北宋建国不到半个世纪,景德二年(1005),国子祭酒邢禺就向真宗说道:“臣少时业儒,观学徒能具经疏者百无一二,盖传写不给。今板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时之幸也。“[22]而对此苏轼的体会更深,他曾颇有感触地说:

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23]

以上邢昺、苏轼的这种亲身所见所闻,真实而具体地反映了10世纪末、11世纪初,即北宋中期始,雕版印刷在全社会广泛运用后,对图书业的促进,而所谓“板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市人转相票刻“、"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也正是雕版印刷的广泛运用,使图书生产速度加快,数量增多,流通便捷,宋代藏书事业得到大发展的可靠保证。

注释

[1]《旧五代史》卷一口七《史弘肇传》。

[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乾德四年五月甲戌纪事。

[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乾德四年五月甲戌纪事附记。

[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乾德四年五月甲戌纪事附记

[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太平兴国二年正月丙寅纪事。

[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雍熙元年十月甲申纪事附纪。

[7]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8]邓广铭《关于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载《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

[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开宝八年二月戊辰纪事。(www.xing528.com)

[10]《通志》卷二五《氏族略一》,万有文库》十通本。

[11]何忠礼《两宋登科人数考索》,载《宋史研究集刊》第二集,浙江省社联《探索)杂志增刊,1988年。

[12]张端义《贵耳集》卷下,学津讨原本。

[13]《王令集》卷二〇《故屯田郎中张公夫人许氏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4]《续资治通鉴氏编》卷一八,太平兴国二年正月丙寅纪事。

[15]《宋会要辑稿·崇儒》一之二九,中华书局1957年版。

[16]《宋会要辑稿·崇儒》一之二九;《宋史》卷一五七《选举三》。

[17]《宋史》卷一五七《选举三》,参《新唐书》卷四四《选举上》。

[18]欧阳修《居士集》卷三九《吉州学记》,世界书局1936年版。

[19]刘清之《戒子通录》卷六《教子语》:“人生至乐无如读书,至要尤如教子。陆游《剑南诗稿》卷五五《题斋壁》谓其晚年“力稍输公上,藏书教子孙”。

[20]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一《两浙古刊本考序》,中华书局1959年版。

[21]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中华书局1984年版。

[22]《续集资治通鉴长编》卷六〇,景德二年五月戊辰纪事。

[23]《苏轼文集》卷一一《李氏山房藏书记》,中华书局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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