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在唐末五代长达近一个世纪藩镇割据分裂局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开国君主宋太祖赵匡胤虽为后周禁军将领，又是通过“黄袍加身”军事政变当上皇帝的，但同五代那些认为“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1]的军阀不同，他在建立赵宋政权以后，在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基础上，推行重文抑武政策，重用文臣。他深感“宰相需用读书人”[2]。不但宰相用读书人，而且作为军事机构的枢密院长官也由文臣担任，各级官员、地方长官也都用文人。宋太祖本人，虽然出身行伍，却喜读书，重知识。早在其为后周将领时，就“喜观书，虽在军中，手不释卷，闻人间有奇书，不吝千金购之”[3]。当上皇帝后，不但自己坚持读书，还劝勉臣下读书学习。开国元勋、宰相赵普精于吏道，但寡学术，太祖每劝以读书，赵普“遂手不释卷”[4]。
宋太宗赵光义继承并发展了太祖的重文政策，进而实行“兴文教、抑武事”[5]，采取了扩大科举取土，发展教育，加强包括大力编纂、刻印、收集图书在内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及推进文化学术事业繁荣等一系列措施。他本人更是好读书，虽然政务繁忙，但常看书至“深夜乃寝”[6]，并规定每天要达到一定的读书卷数。由于长期坚持读书学习，太宗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能诗文，善书法。不但太祖、太宗如此，通观宋代各朝君主，不管其政绩如何，大都好学重教，重视文化学术事业，都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有的还在宋代文化学术史上有较高的地位和影响。(www.xing528.com)
在以重文政策为指导的文官政治统治下，加上最高统治者身体力行的号召劝勉，宋代社会文化气息浓厚，文化相对普及，哲学、史学、教育、科技、文学艺术的发展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各个领域都涌现了一批杰出人物。如在哲学思想方面，是继春秋战国以后又一次学派林立、百家争鸣十分活跃的时期。经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至朱熹集大成，产生了融合儒、佛、道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主要统治思想的理学。史学方面，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撰写的《资治通鉴》，对中国一千多年的社会发展历史作了全面的总结，特别是对历代统治阶级的统治经验及其成败得失进行了总结，成了当时及后世历代统治者吸取、借鉴统治经验的政治教科书；而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更是开创了一种史学新体裁。教育方面，从国子学、太学等中央官学，到遍布各地的州府县学；从名儒主持的授徒讲学的书院到延师教子的私塾、义塾、家塾方兴未艾，遍地开花。科技方面，如上所述，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四大发明中的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就是在宋代发明的。文学艺术方面，在中国文学史上与唐诗一样被‘誉为璀灿明珠的宋词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兴盛起来的。至于书画艺术，也是推陈出新，百花齐放，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所以，当代国学大师陈寅恪在《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中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7]而当代著名学者邓广铭先生甚至认为：“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达到顶峰……是空前绝后的。”[8]陈、邓两位先生的话，是在对宋代及其整个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进行全面而深入地研究后得出的符合历史发展事实的结论。文献典籍是文化的载体，凝聚若社会的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发展过程，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宋代的图书事业正是在高度发达繁荣的文化大背景下不断发展起来的，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文化的发展与繁荣；藏书业作为整个图书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正是高度发展的宋代文化的反映，在此同时，它也为推进宋代文化的繁荣起了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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