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书院藏书兴起研究：第四节

书院是我国古代读书人集居一地，围绕着书，开展包括藏书、读书、教书、讲学、著书、校书、刻书等各种活动，从事文化积累、创造与传播的文化教育组织。

书院藏书随书院的兴起而出现。时至唐代，适应读书人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我国出现了“书院”这一新的组织。究其来源，它有官办、民办两途。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书院最先出现在唐代初期。唐太宗时期，深得李世民赏识的军事家李靖在青州临胸就建有“书院”，居中读《司马兵法》等书，人称“李公书院”。这种起源于民间的书院，绝大多数都与读书有关，少数则具讲学授徒、祭祀先贤、讨论时政等功能。

官办书院则晚出一些，到唐玄宗开元年间，始有长安、洛阳两都的丽正、集贤书院的出现。经过玄宗、张说等一代君臣的提倡，书院得以兴起于各地。据统计，终唐之世，全国至少已有书院三十六所。^[28]

兴起中的唐代书院，对藏书有足够的重视。在《全唐诗》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读书林下寺，不出动经年。书阁连僧院，山厨共石泉。雪亭无履迹，龛壁有灯烟。年少今头白，删诗到几篇“^[29]这样的诗句。书院建阁藏书，书生坐拥书城，可以经年不出，在其中读书删诗的情形已被诗人描写得栩栩如生。其他如赵氏昆季书院之“咏雪因饶妹，书经为爱鹅。仍闻广练被，更有远儒过”^[30]；李群玉书院之“一双幽色出凡生，数粒秋烟二尺鳞。从此静窗听细韵，琴声长伴读书人”^[31]；田将军书院的“井当深夜泉微上，阁人高秋户尽开。行背曲江谁到此，琴书锁著未朝回”^[32]；李宽中秀才书院的“披卷最宜生白室，吟诗好就步虚坛。愿君此地攻文字，如炼仙家九转丹，^[33]等等，描述的都是唐代士人在书院读书的情景。

在地方志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明确记载为读书人读书之所的书院，如四川南溪凤翔书院为进士杨发读书处，巴中丹梯书院为状元张曙读书处，福建漳浦梁山书院为进士潘存实读书处，福鼎草堂书院为进士林嵩读书处，福消闻读书院为永部郎中陈灿读书处，浙江龙游九峰书院为集贤殿学士徐安贞读书处，广东阳山尊韩书院为韩愈读书处，湖南澧州文山书院为李群玉读书处等。^[34]

既然读书人居院读书，那就意味着院中必然藏有一定数量的图书。以上唐人诗句和地方志的记载都表明，在唐代，书院虽然处在兴起阶段，但它的藏书活动已经相当普遍。因此，可以说藏书作为一种事业追求，它和书院天生连为一体，从初期阶段起，就形成了同步发展的态势。

唐代书院的藏书规模不一。官府如东都洛阳宫之集贤书院，开元十九年（731）时有藏书八万九千卷，数量已经相当多“需要指出的是，丽正、集贤书院藏书的特殊性，一方面它上承东观、兰台之制，具有皇室图书馆的性质与功能，从大处着眼，可以视作官府藏书；另一方面，它又开后世书院藏书事业之先绪，在中国藏书史上，起着将千余年国家藏书事业的经验传输给新兴的书院组织的桥梁作用，为日后书院藏书事业的发展及其特色的形成、制度的成熟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民间书院的藏书数址比官府书院要少很多，一般为千余卷或数千卷。如江州陈氏义门书院，建有书楼，藏书数千卷，凡族中子弟之秀者，弱冠以上皆令就学其中；四方游学之士，亦可进院登楼读书。大顺元年（890）制订的《陈氏家法》还规定：“除现置书籍外，须令添置。于书生中立一人掌书籍，出人须令照管，不得遗失。”^[35]十分明显，义门藏书已经将唐代书院藏书的两个特点突显出来了：

一是其公共性、开放性，藏书的目的是为了让进入院中的人阅读，有别于私家藏书和官府疲书；二是开始制度化管理，它表明书院藏书已摆脱自发的需要而进入一种自觉的追求，可以视作中国书院藏书制度初步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

唐末五代，中国社会进入战乱黑暗时期。这一时期的书院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仍肩负了收藏典籍、保存文化的使命。北方的洛阳龙门书院，创建于后唐，院中藏书对附近贫士颇有吸引力。范阳（今河北涿县）窦氏书院，创造于后周，聚书数千卷，礼聘师儒讲学，除其子弟外，四方孤寒之士只要有志于学，皆可入院听讲读书。南方的吉州泰和（今属江西），后唐时建有匡山书院，其圣殿、经阁齐全，得到明宗皇帝李嗣源的赐额。洪州奉新（今属江西）华林书院，建于南唐，筑室百区，藏书万卷，广纳英豪于其中。^[36]十分明显，其时的书院及其藏书，成了战乱中贫寒之士得以安身立命传承文化的凭藉，而在苦难之中，书院藏书的公共性、公开性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彰显。

注释

[1]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经籍会通二》，中华书局1964年版。

[2]《隋书》卷三五《经籍志四》。

[3]胡道静等《道藏辑要选刊》，第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4]史祟玄《妙门由起序》，见《全唐文》卷九二三，中华书局1983年版。

[5]方广锠《佛教大藏经史》，第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6]黄永武《敦煌宝藏》，第11册第309页，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1年版。

[7]王卡《道教典籍之流传与现状》，见《中国哲学史研究》1989年第1期。

[8]任继愈等《道藏提要》，第1208，120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9]仁寿年翻经沙门及学上《众经目录》序，影印硬砂藏经本。

[10]释道宜《广弘明集》卷二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释道宣《广弘明集》卷二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陈国符《道藏源流考》，上册第100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

[13]《全塘文》卷七二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www.xing528.com)

[14]《白居易集》卷四三，中华书局1979年版。

[15]陈国符认为“微”字当作“极”字。本节道观藏书主要参考其所著《道藏源流考》上册。

[16]《全唐文》卷三六四，中华书局1983年版。

[17]《全唐文》卷一九有唐睿宗《复建桐柏观敕》，知睿宗前已有此观。

[18]王卡《道数典籍之流传与现状》，见《中国哲学史研究》1989年笫1期。

[19][清]雍正《江西通志》卷一二〇，雍正刻本。

[20]《白居易集》卷七一，中华书局1979年版。

[21]《白居易集》卷七〇。

[22]《道藏》，第24册第749页，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联合出版。

[23]《道藏》，第24册笫753页。

[24]《道藏》，第24册第741〜766页。

[25]《全唐文》卷二八八，中华书局1983年版。

[26]《全唐文》卷四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

[27]《全唐文》卷九二三。

[28]唐代书院的情况，参见邓洪波《唐代地方书院考》，见《教育评论》1990年第2期；《中国书院的起源及其初期形态》，见《湖南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白新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中》第3页，天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29]于鹄《题宇文装山寺读书院》，《全唐诗》卷三一〇，中华书局1960年版。

[30]卢纶（宴赵氏昆季书院因与会文并串尔投赠》，《全唐诗》卷二七九。

[31]李群玉《书院二小松》，《全唐诗》卷五七〇。

[32]贾岛《田将军书院》，《全唐诗》卷五七四。

[33]吕温《同恭夏日寻真观李宽中秀才书院》，《全唐诗》卷三七〇。

[34]详见邓洪波《唐代地方书院考》，见《教育评论》1990年第2期；白新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第2～3页，天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35]《义门陈氏家乘，陈氏家法三十三条》，民国丁五年（1937）平江江洲义门聚星堂刊本。按：《陈氏家法》，载录于各地陈氏族谱中，惟文字稍有出人。

[36]五代各书院藏书的具体情况，参阅邓洪波等《中国书院制度研究》第127～128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