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福寺藏书研究：唐代佛教经文翻译场所及其影响

隋唐五代，写经之风盛行。《释氏稽古略》卷三载，贞观五年（631）唐太宗“敕法师玄琬于苑内德业寺为皇后写佛藏经。”唐释静泰《众经目录》序云：“龙朔三年正月二十二日，敕令于敬爱道场写一切经典。”是知皇室写经常在寺院中进行，以有经本可供抄写之故。今存敦煌写本P.3278号残卷《金刚经》，有题记如下：

上为官写佛经一项详细记录。不但有写经书手、用纸，还有装潢、校书、详阅等人物，官写经本都有此特定要求。详阅者多为太原寺僧，可以断定此经之抄写可能就在太原寺。太原寺在京师皇城西休祥坊，咸亨元年（670）以武后外氏故宅改立为寺。后又改称崇福寺。据唐释明侄等撰《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卷六载，该寺中有归宁院曾为译经场所，故可推知寺中藏书亦有不少。开元十八年（730）崇福寺智升法师根据寺内经藏撰出《续大唐内典录》一卷、《续古今译经图记》四卷，以及《大唐开元释教录》二十卷，皆为佛典杰出目录学之作。此时寺内所藏大藏有五千零四十八卷，外书尚不知有多少。距太原寺初建仅过六十年。因此太原寺立后必有经藏之设立，为日后写经活动开展提供了良好条件。

这一时期道教经本的抄写也往往在宫观内进行。如敦煌所出道经写本S.3135《太玄真一本际经》卷二题记云：“仪凤三年三月廿二日，三洞女官（冠？）郭金基，奉为亡/师敬写《本际经》一部。以此胜福，资益亡师。惟愿道/契九仙，神游八境。”此经本可能由道师郭金基写于三洞女冠观，后流入敦煌。考三洞女冠观，本灵应道士观，隋开皇七年（587）立于京师长安。贞观二十二年（648）自永崇坊换所居于城西醴泉坊。又，S.238《金真玉光八景飞经》题记云：“如意元年闰五月十三日经生邬忠写/清都观直岁辅思节诸用忌钱造/用纸一十八张。”此经本即写于沙州清都观。上海博物馆藏唐代《太玄本际经》一卷（登录号为2418），全卷硬黄纸，有题记云：“大周长寿二年九月一日，沙州神泉观道土口洞于京东明观为亡妹写《本际经》一部。”东明观在京师城西普宁坊，唐显庆元年（656）立，规度仿西明寺之制，长廊广殿，图画雕刻，为道观中宏盛者。沙州道士不辞辛苦于东明观中写经，自然用的是东明观内道藏经本。

据张九龄《上为宁王写一切经请宣付史馆状》载，唐玄宗开元年间，朝中重臣张九龄在东都洛阳时，一日去正平坊安国观行香，“伏见天恩为宁王及故惠宜代国金仙公主共写一切道经四本，万分感戴，遂提议“里宣付史馆，奉状以闻”^[25]。安国观为女道土观，本为太平公主宅。皇室写道藏经四本，赐存于安国观。虽未明确何处抄写，亦有可能就写于安国观内。诸经毕缮，景福云集。张九龄认为此事应记载于史册，传知世人，故上奏要求将此事宣付史馆。(www.xing528.com)

由于寺观有丰富的藏书，许多寺观经藏就成了教内外人士接受教育、潜心学习的场所。如唐玄宗时书画家郑虔曾在大慈恩寺学习书法。《新唐书·郑虔传》云：“虔善图山水，好书，常苦无纸，于是慈恩寺贮柿叶数屋，遂往日取叶肄书，岁久殆遍。尝自写其诗并画以献，帝大著其尾曰：'郑虔三绝。'迁著作郎。“再如京师西明寺，曾有日僧前往居住学习。其中空海（弘法大师）除受显蜜二教外，又学梵文及书法，留心文学。他归国后写的《文镜秘府论》六卷，是今日研究汉唐文学辞法的重要理论著作，饮誉中日。西明寺经藏藏书是十分丰富的，除了供人阅读、学习，还为著述活动做出了贡献。如道宣：撰写《法门文记》、《广弘明集》、《续高僧传》、《三宝录》、《羯磨戒经》、《行事钞》、《义钞》等二百二十余卷著作，道世编成佛门最著名的类书《法苑珠林》十帙一百卷。还有，《宋高僧传》卷五《唐京师西明寺慧琳传》言：慧琳“引用《字林》、《字统》、《声类》、《三苍》、《切韵》、《玉篇》，诸经杂史，参合佛意，详察是非，撰成《大藏音义》一百卷……贮其本于西明藏中，京邑之间，一皆宗仰”。慧琳撰《大藏音义》用时二十二年，参考了大量外典经籍，说明当时西明寺经藏中所藏外书颇涉经史子集。而无此类外书之参考，慧琳之作绝难问世。

唐玄宗先天年中（712〜713），曾命京师太清观主史崇玄及京城太清观、玄都观、东明观、宗圣观、东都大福唐观、绛州玉京观等观主、大德，与昭文馆、崇文馆众学士四十余人共同编撰当时规模最大的道教辞典《一切道经音义》。唐玄宗御制《一切道经音义序》言：“爰命诸观大德，及两宫学士，讨论义理，寻绎冲微，披《珠丛》、《玉篇》之众书，考《字林》、《说文》之群籍，入其间阈，得其菁华。所音见在一切经音义，凡有一百四十卷。其音义目录及经目不入此数之中。”^[26]所谓“披众书”、“考群籍”，是说《一切道经音义》的成书参考了大量文献。史崇玄《妙门由起序》记载了这次编纂活动过程，其中云：”集见在道经，稽其本末，撰其音义。然以运数绵旷，年代迁易，时有夷险，经有隐见。或劫初即下，却末还升。或无道之君，投以煨烬。或好尚之士，秘之岩穴。因而残缺，紊其部伍。据目而论，百不一存。今且据京中藏内见在经二千余卷，以为音训，具如目录。余经仪传论疏记等，文可易解者，此不详将。”^[27]由此可知《一切道经音义》作为辞典，取材范围主要限于京中各观所藏道藏存有的两千余卷经本。但编好这样一个辞典，参考资料恐怕要在成百上千。道教著作有颇能引用文献者，如唐王悬河编《上清道类事相》，仅为四卷，引书达百数十种，说明许多法师、大德在著述中非常注重参考宫观藏书。《上清道类事相》征引之书今多已亡佚，而今却可从其中以考校线索。所以，寺院宫观之藏书，是祖国文化传承重要载体之一，为学术延袭不断做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