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地区建寺颇早。自前凉张轨政权占据凉州(301)以后,敦煌世信佛教,村坞相属,多有塔寺。该地之译经常传入关中,内地经本也往往流向敦煌。加之地处西北边陲,战事较少,内地衣冠人物不乏避乱而至者,东汉以来的文化学术在此保存、留传较为完整,佛教寺院也能在此地稳定发展而免遭战争破坏。唐武周圣历元年(698)《重修莫高窟佛宠碑》记载,符秦建元二年(366),沙门乐僔杖锡来到敦煌,在三危山“架空镌口,造窟一龛。次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又于傅师龛侧,更即营建。伽蓝之起,滥觞于二僧”。这就是莫高窟现存四百九十二个窟室佛寺的始建。不过,尽管寺院在敦煌早有建立,然而寺院经藏藏书却受中原经藏制度的影响,在唐代才趋昌盛。通过敦煌遗书中的某些文书及经卷上的题记,我们知道在盛唐、五代时期(713~960),至少下列寺院是有经藏的:
这些寺院有的在莫高窟(如三界寺),有的在沙州城里(如龙兴寺)。从皆为僧寺此情况看,敦煌地区佛教藏书是以僧寺为主的,尼寺经藏不见经传,则尼寺藏书显然不如僧寺富有。P.3852号卷子背面有题记五行,为龙兴寺清点经藏时关于缺经的一则原始笔录:
戊辰年九月七日奉/处分龙兴寺大藏经,准入藏录点勘经律论集传等。除见在/无者谨具数目如后:见欠经□□七十二卷,共欠律口□卷/论共欠三百一卷,集共欠一十四卷,贤圣传共欠二十一卷/经律论传集等都共计欠八百八十八卷。
此题记中的“入藏录”有可能是指《开元释教录》的入藏录。盛唐以后,寺院经藏所藏大藏经一般都有个五六千卷。龙兴寺缺经记录上署“戊辰年”,虽暂不能确定准确年代,但当在中唐以后,该寺经藏曾有五六千卷经本也不必怀疑。因而龙兴缺经数目也大得很,一次就近九百卷。(www.xing528.com)
敦煌的道教藏书虽然不如佛教藏书兴盛,但也有一定规模。仅敦煌石室发现的道教遗书,总数约有五百余件写本。1978年日本福武书店出版的大渊忍尔的《敦煌道经目录篇》,著录敦煌道教经本四百九十三件,其内容包括道家诸子、道教经典、科仪、类书、论著、诗词、变文等一百多种。写经年代约在六世纪中叶至八世纪中叶,即北朝后期至唐代中期约二百年间。尤以店高宗、武后至玄宗时的写本为多,恰与中原地区道教兴盛期相符。其中许多写本是元代《正统道藏》所未收之早期道内古籍。[18]现存敦煌写经P. 3233、S.3412、S. 3389,P. 2894,P.2959、S. 930、S. 318、P. 2444、P. 2473、P.2365、P.2424、P. 2473、P. 3309、P. 2366等十余件,为道教重要经典《洞渊神咒经》一至十品存本。p. 3233“誓魔品第一”卷末题记云:“麟德元年七月廿一日,奉敕为皇太子于灵应观写/初校道士李览/再校道士严智/三校道士王感/专使右崇掖卫兵曹参军事蔡崇节/使人司藩大夫李文暕。”麟德元年为唐高宗时年号,此经写本为当时官写。是官本写经流入敦煌的实例。
敦煌地区道观今可考者,有清都观、神泉观、法都观等。这些道观皆有藏书。今存数种道经写本,题记中列有观名,知这些写经均出于该观写经道士或经生之手。而这些道观应有藏书:
以沙州(今甘肃敦煌)神泉观为例,开元二年(714)道士洞玄于观内抄写过《本际经》(见S. 35632256题记)、《老子化胡经》二卷(见S. 1857、S, 6963题记)、《太上道本通微妙经》(见S. 2999题记)等,可明洞玄乃玄宗时专以写经为业之道土。写经要有底本,神泉观中如无道经收藏,难以开展写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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