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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与完善过程:探索佛道大藏的历程

时间:2023-07-2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怫道两教都行自己的大藏,即各自经典的结集。可以说,六朝隋初时期,佛教经本的大藏经就已基本形成。“会昌废佛”事件之后,佛教界收拾废像遗经,人们多依《开元释教录》中的《入藏录》来重新整比补缺,建立本寺“大藏经”藏书,竟使《入藏录》风行全国,成为天下寺院佛经入藏的定本。因此,《开元释教录》的成书,标志着佛教大藏经体系的完善与成熟。道藏可以说是受佛教大藏经之影响而逐步形成的。

形成与完善过程:探索佛道大藏的历程

怫道两教都行自己的大藏,即各自经典的结集。初,佛道两教随着经本的增加,对自身圳有的众多经本不断进行整治汇集。这样的工作一般都在富有藏书的寺观里开展,是以寺观所藏经本为工作基础的。当时结集起来的一套藏书尚无成熟之名称,日“众经”或“一切经”。如东晋释道安在襄阳白马、檀溪两寺整理寺藏新旧经本,编出一部《综理众经目录》(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用此名称,现已佚)。梁释僧绍、宝唱各依宫苑华林园宝云殿藏经分别编出《众经目录》一部。唐代僧人慧琳在元和十二年(817)编成佛教经本名词检索辞典,名日《一切经音义》。

道教受佛教影响,也曾称自己的经典结集为“众经”或“一切经”。如隋大业(605〜617)年间皇室内道场收藏佛道两教经本,当时道教藏书目录据《道藏阙经目录》卷上著录,名为《众经目录》。

又贞松堂藏敦煌写本《本际经》卷末有“冲虚观主宋妙仙入京写《一切经》”之记载,此处“一切经”即指唐时道藏。唐代玄宗先天(712~713)年间,救太清观观主史崇玄等编撰道教经本名词检索辞典,称为《一切道经音义》。这部道教名词辞典,比佛教《一切经音义》编撰得还早。但此前,佛教经本的结集已广称“一切经”,如《广弘明集》卷二五载北周王褒《周经藏愿文》云“奉造一切经藏”,《大正藏》卷五五《静泰录》卷一云“贞观九年四月,奉敕苑内写一切经”等,因此史崇玄等编撰的《一切道经音义》,名称中加一“道”字,以便与佛教“一切经”有所区别。

佛教“大藏经”一词最早出现在隋释灌顶《陷天台智者大师别传》中,文内有日智者大师共造“大藏经十五藏”[5]。但实际上,佛教经本成藏在南北朝后期就已形成。从图书学角度来看,大藏经是一套大型丛书。而丛书的本质特征是:一耍有一个总书名,二要有一个联接各部图书的内在体系结构(如分类体系,便于编制总目录及览者检索)。佛教“大藏经”,“藏”是容物的意思,最早为梵文pitaka意译,梵文pitaka原义即指盛东西之箱、笼等,“经”是梵文sutra的意译,sutra原为“贯穿”的意思,“藏经”两字组合便成为佛教经本结集之总书名。《大正藏》卷五一宋释非浊《三宝感应要略录》卷中云:“齐高宗明帝写一切经。陈高祖武帝写一切经一十二藏。陈世祖文帝写五十藏。陈高宗宣帝写十二藏。魏太祖道武皇帝写一切经。齐肃宗孝明帝为先皇写一切经一十二藏,合三万八千四十七卷。”因此,至迟在四世纪中叶,即公元550年左右,佛教经本已成“藏”,并且“藏”字还开始用为计量单位名称。

当时每一版经本都有其内部联系结构。随代开皇十七年(597),翻经学士费长房编撰成《历代三宝记》十五卷,其中卷十三、十四两卷为《人藏目》,即费长房把他认为应该入藏的经本,编成一个目录,并根据以往《众经目录》诸本,提出了自己的藏经结构体系,且首次以“人藏目”名之,对后世影响十分巨大。可以说,六朝隋初时期,佛教经本的大藏经就已基本形成。只不过此时尚未定型,还没有产生一个通行全国、被社会公认的藏经结构体系。唐代玄宗开元十八年(730),长安西崇福寺沙门智升编纂成一部《开元释教录》二十卷,这部目录之作的最后两卷也是《入藏录》,所列入藏经本悉经智升目验考订,是西崇福寺寺藏经本,共有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四百八十帙。其《入藏录》分类体系如下:

表一:大乘经律论入藏表

表二:小乘经律论及贤圣传入藏表(www.xing528.com)

《开元释教录》因蒙敕入藏,故流传甚广。“会昌废佛”事件之后,佛教界收拾废像遗经,人们多依《开元释教录》中的《入藏录》来重新整比补缺,建立本寺“大藏经”藏书,竟使《入藏录》风行全国,成为天下寺院佛经入藏的定本。因此,《开元释教录》的成书,标志着佛教大藏经体系的完善与成熟。

道藏可以说是受佛教大藏经之影响而逐步形成的。北周道士王延在通道观校定道教经本八千零三十卷,编撰经目《三洞珠囊》七卷时,道藏就初具雏形。“道藏”一名见于文献记载在唐初高宗、武后时期,据《宝刻类编》(粤雅堂丛书本)卷八著录,唐初高宗及武后时期名道士王悬河曾在成都刻“《道藏经序碑》二,其一高宗制,其一武后制。弘道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刻“。今敦煌写本S. 1513号《老子十方像名经》卷前,有题为“御制”之一篇《一切道经序》。序文有哀“孝敬皇帝”病逝,并敕令“为写一切道经三十六部”之辞句。[6]考“孝敬皇帝”乃高宗与武后所生之李弘,显庆元年(656)立太子,上元二年(675)病逝,追谥孝敬皇帝。因而所谓“御制”《一切道经序》应为高宗或武后为追悼太子而作,即当与王悬河刻《道藏经序碑》其中一篇为同文。“道藏”一词的出现,表明此时期道藏已正式形成。[7]

道藏的体系结构成熟较早,南北朝时期就形成了“三洞四辅七部十二类”的分类体系。北宋张君房《云版七签》卷六载:“《道门大论》云‘三洞’者,洞言通也,通玄达妙。共统有三,故云'三洞'。第一‘洞真',第二'洞玄’,第三,洞神,。“三洞”之名,始于刘宋陆修静所撰道教书目《三洞经书目录》,后渐形成“三洞四辅”。其分类体系如下:

三洞各部又各自细分为十二小类(本文、神符、玉诀、灵图、谱箓、戒律、威仪、方法、众术、记传、赞颂、表奏),共计三十六类。三洞经典为道教主经。“四辅”中,太玄部辅洞真,为《道德经》及有关注疏;太平部辅洞玄,主要是《太平经》;太清部辅洞神,为丹经;正一部通辅三洞。隋唐以后,虽然此七分颇有牵强之处,但历代编修《道藏》均沿袭三洞四辅的分类方法。

佛道两教的大藏,在隋唐时期都已定型完善。后世大藏在经卷种数、卷数上,以及体系结构上均无实质性大的改观。两教经本是佛道文化的最根本的载体,一旦形成大藏经形式,其利处在于存真本、去疑伪,缀集难散,有易于传世保存,以及便于抄写复制,进行流通。消代官方主编的以突出儒学经典为主的古代文献集成之丛书《四库全书》,就是受大藏经影响、启发而编撰出来的。不利之处在于一藏经本,一旦被社会承认入藏,就有了相对稳定性,加之体系结构严谨,佛道两教经本种类,数量难以增加,而藏外经本容易散落失传,这就限制了教内典籍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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