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胡应嶙说：“凡道家之书，始于周，盛于汉，极于晋、唐。凡释氏之书，始于汉，盛于梁，极于隋、唐。”[1]佛、道两教经本几乎都在隋、唐时期达到繁盛，一方面是因为经本种数增加，另一方面是写经活动持久不衰。
佛教经本在萧梁时期，皇室宫苑华林园藏有五千四百卷，而至隋代，皇室禁中则收藏有六千一百九十八卷。[2]经本种数迅速增长近八百卷。另外，佛经复本的抄写在隋代非常盛行。《隋书·经籍志四》载：“开皇元年，高祖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廓，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又据唐释法琳《辨正论》卷三、唐释道宣《释迦方志·教相篇》以及唐释道世《法苑珠林》卷一百记载，隋文帝时官写佛经达到四十六藏、十三万二千零八十六卷的数量。可以说佛经复本的生产，在印刷术发明以前，此时已达到极高的限度。
隋帝在大力写经同时，还治故经（即整校旧有经本）。因为写经要有精良底本。隋初佛典散落，疑伪丛生。仁寿二年（602）翻经沙门及学士所撰《众经目录》序曰：“近遭乱世，颇失原起，前后写译，质文不同，一经数本，增减亦异”，“致使凡人得容妄造，或私采要事，更立别名；或辄构余辞，仍取其号；或论作经称，疏为论目，大小交杂，是非共混，流滥不归，困循未定”。所以文帝在写经的同时就非常重视治故经。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卷三。末载，开皇之初“敕沙门法经定其正本，所以人中造作五百余卷同并燔之，余不尽者，随方间出。比诸经藏，唯录正本，通数则有三千余卷。已外别生、杂集并不写之”。《释迦方志·教相篇》称，附文帝治故经三千八百五十部，隋炀帝治故经则达六百十二藏、二万九千一百七十二部。这些数字的准确性值得考证，不过佛经的大量写治，确使得经本复本数量得以成倍增长。
道教经籍的增长不如佛教迅速，但也相应有所发展。从经本种数上看，萧梁时期阮孝绪编制的藏书目录《七录》，其中《仙道录》将道教经本类分为经戒、服饵、房中、符图四部，共著录有四百二十五种、四百五十九帙、一千一百三十八卷。及至隋代，《隋书·经籍志》卷四载列道教经本经戒、服饵、房中、符录四部书，共有三百七十七部、一千二百一十六卷。萧梁至杨隋，道教经本卷数基本无大变，仅增加数十卷。不过，这种稳定局面至唐代就得到了改观。(www.xing528.com)
唐代以前，道教发展滞后于佛教。李唐皇室与老子攀亲，自称李耳后裔，大力推行道教。尤其唐玄宗执政的近半个世纪，道教甚为繁荣昌盛。玄宗研读《老子》、推崇《老子》，亲自为《老子》一书注疏并颁之全国。据金代《龙角山记》中《唐明皇诏下庆唐观》载，开元二十一年（733）玄宗诏令百官卿士各须详读《道德经》，“其《老子》宜令土庶家藏一本，乃劝令习读，使知指要。每年贡举人，等量减《尚书》论议一两条策，准数加《老子》策，俾敦崇道本，附益化源”[3]。每家要收藏一本《道德经》，天下写经数量必十分庞大。
唐初高宗时期（650〜683），长安昊天观观主尹文操，据观中藏书编制书目《玉纬经目》，我书七千三百卷。这个数字恐已包含道外杂书，不过道内经本也应较隋一千二百余卷增加不少。唐玄宗先天年间（712〜713），长安太清观主史崇玄曾主编《一切道经音义》，史崇玄《妙门由起序》曰：“今且据京中藏内见在经二千余卷，以为音训，具如目录。”[4]是知此时道藏经本种数已二千卷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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