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家酷嗜收藏书法绘画文献，是隋唐五代私藏流行时尚，而且绵延数百年不衰。隋代萧瑀、许善心、杨素、楮安福等皆为一时藏书私家，收藏有书画。入唐以后他们本人或其后代先后向李唐皇室献过书画作品。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二《论鉴识收藏购求阅玩》云：“国初左仆射萧瑀及许善心、杨索、褚安福家并进图画，兼隋代所有，乃成林薮。”《旧唐书·薛稷传》载藏书家魏征氏安宅第“富图籍，多有虞、褚旧迹”；《颜师古传》云师古“搜求古迹及古器，航好不已”；《李元嘉传》言元嘉“聚书至万卷，又采碑文古迹，多得异本”。
及至唐中叶，书画收藏家就更加繁多。《旧唐书·王方庆传》称其聚书之多不减秘阁，“至于图画，亦多异本”；《李范传》云其“多聚书画古迹，为时所称”；《韦述传》载其收藏大量“古今朝臣图，历代名人画，魏、晋已来草隶真迹数百卷”；《钟绍京传》曰绍京“雅好书画古迹，聚二王及褚遂良书至数十百卷，《新唐书·张弘靖传》言其三代为相，东都思顺里宅盛丽甲当时，“家聚书画，侔秘府“。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二《论鉴识收藏购求阅玩》列举中晚唐二十五人，称他们是书画藏品的“蓄聚之家，自号图书之府”，“蓄聚既多，必有佳者，妍蚩浑杂，亦在诠量”。
五代时期，书画收藏依然为藏书家所热衷。《旧五代史·王都传》载后唐王都藏书至三万卷，“名画乐器各数百”。《十国春秋·王惠范传》称南平王惠范“以金帛购古书图画，日披玩为志”；《钱惟治传》言吴越钱惟治“家聚法帖图书万余卷，多异本”。隋初至五代，前后近四百年，为何藏书家这般痴迷书画，并且持续如此之久？这不得不从当时社会文化生活中去寻找原因。
首先，隋唐五代社会信息的传递主要是靠文字，纸张为政府文件、私人信函、书籍等各种信息物的基本物质载体。尽管五代已开始应用印刷技术，此时尚未普及，因此文字抄写成为社会文化阶层的主要工作方式。字迹是否工整、美观，直接隐响到内容理解的准确性及接收效果，而个人对书法的审美意识逐渐演成全社会对书法水平的高度要求。唐代国子监有七学：国子、太学、广文、四门、律、书、算。据《新唐书·百官志》载，书学专门教习书法，以“石经、《说文》、《字林》为专业，兼习余书”。《唐会要》卷六四《弘文馆》载，贞观元年（627），具有贵族学校性质的弘文馆也专门设书学，召五品官以上子弟“有性爱学书，及有书性者，听于馆内学书。其学法内出”。唐吏部选官，《新唐书·选举志下》云：“凡择人之法有四：一日身，体貌丰伟；二日言，言辞辩正；三日书，楷法遒美；四日判，文理优长。四事皆可取，则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劳。得者为留，不得者为放。”书法水平低下，致仕都难。
其次，历朝皇帝多酷爱书画作品，所谓上之所好，下必随之。《唐会要》卷三五《书法》载：唐太宗“尝以金帛购求王羲之书迹，天下争赍古书，诣阙以献。当时莫能辨其真伪，遂良备论所出，一无舛误”，”初购求人间书，凡真行二百九十纸，装为七十卷；草二千纸，装为八十卷。每听政之暇，则临看之”。太宗本人也善书法，常为飞白书，赐赠朝臣。太宗之后，武后、中宗、玄宗、德宗、宪宗、穆宗、文宗等也都喜好书画。如玄宗曾在开元十年（722）十二月派太子中允张悱充知搜访书画使，天宝中派徐浩充采访图画使，专门收集图画。[19]最高统治者的意趣所向，无疑对私人藏家是否珍视书画藏品起着巨大影响与引导作用。
第三，因隋唐五代社会相对稳定，文化发达，此时期书法、绘画艺术异常繁荣，人才辈出。曹之曾统计过明人陶宗仪《书史会要》、俞剑华《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辞海》、薛锋等编《简明美术家辞典》等书，并将各朝代书画家人数列一表格如下：[20]
从表中可看到，隋唐书法家、画家要占历史上的多数，达到百分之五十三的比例。书法家、画家迭出不穷，也表明社会追求艺术品味为当时风尚。
书画作品与其他文献不同之处在于其原始真品不可再生。不似金出于山，珠产于水，可以取之不尽。随着岁月流逝，原始真品只能越来越少。也因此，隋唐五代藏书家在书画收藏方面，也体现出种种特点。
其一，曲尽周折，得之不易。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二《论鉴识收藏购求阅玩》云：“夫识书人多识画，自古落聚宝玩之家固亦多矣”，“开元中有商胡穆聿别识图书，遂直集贤，告讦搜求，至德中白身受金吾长史，改名详”。商人因别识书画有专长，竞被召入内库。内库又通过他对藏书家的了解告发去搜征书画，私家珍藏必流入官藏机构不少。不过也有官藏书画外泄者。《历代名画记》卷一《叙画之兴废》载：“天后朝张易之奏召天下画工，修内库图画，因使工人各推所长，锐意模写，仍旧装背，一毫不差，其真者多归易之，易之诛后为薛少保稷所得，薛殁后为岐王范所得（玄宗弟，谥惠文太子）。王初不陈奏，后惧，乃焚之。时薛少保与岐王范、石泉公王方庆家所蓄图画皆归开天府，禄山之乱，耗散颇多。肃宗不甚保持，颁之贵戚，贵戚不好，鬻于不肖之手。物有所归，聚于好事之家，及德宗艰难之后，又经散失，甚可痛也！”书画珍品就这样由私藏人公藏，然后又流落民间。一卷书、一幅画就是一部凝聚坎坷悲欢的沧桑史。
还有个别藏书家所藏书画珍品之来历史为奇特。《新五代史·温盾传》载：“韬在镇七年，店诸陵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而昭陵最固，韬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阂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笔迹，纸墨如新，韬悉取之，遂传人间。”昭陵即唐太宗陵墓，温韬所劫昭陵书画，后来传之于南唐郑元素之手。《十国春秋·郑元素传》云：元索“避乱南奔，隐居庐山青牛谷四十余年，樵苏不爨，弦歌自若。构一室于舍后，会集古书千余卷，遂终其身焉。元素，温韬之甥也，自言韬发昭陵，从蜒道下见宫室阂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列石床，床上石函中有铁匣，悉藏前代图书及钟、王墨迹，韬尽取之。稻死，元素得之为多”。
其二，累世珍护，贻传后代。《旧唐书·李靖传》载，唐初名臣李靖玄侄孙李彦芳在文宗大和（827～835）中任凤翔府司录参军，“诣阙进高祖、太宗所赐卫国公靖官告、敕书、手诏等十余卷，内四卷太宗文皇帝笔迹，文宗宝惜不能释手。其佩笔尚堪书，金装木匣，制作精巧。帝并留禁中，令书工模写本还之，赐芳绢二百匹、衣服、靴、笏以酬之”。李氏家族所珍藏唐高祖、唐太宗笔迹，历五代之手，经有百余年，故而弥足珍贵，使文宗爱不释手。彦芳为何献出家藏不得而知，不过，许多索世私藏珍品者是不愿主动献官的。武则天时，王方庆家藏书籍不减秘阁，他在武后要求下才献出珍藏书迹。《旧唐书·王方庆传》言：“则天以方庆家多书籍，尝仿求右军遗迹。方庆奏曰：‘臣十代从伯祖羲之书，先有四十余纸，贞观十二年，太宗购求，先臣并已进之。唯有一卷见今在。又进臣十一代祖导，十代祖洽，九代祖瑁、八代祖县首、七代祖僧绰、六代祖仲宝、五代祖骞、高祖规、曾祖褒，并九代三从伯祖晋中书令献之已下二十八人书，共十卷。'则天御武成殿示群臣，仍令中书舍人崔融为《宝章集》，以叙其事，复赐方庆，当时甚以为荣。”《旧店书》史臣“共以为荣”之句应是饰语，王方庆献出累世家藏珍品，必难以割舍。
当然也有个别藏书家后代不肖，竟然以先人藏书作为易官之资本。唐长庆（821～824）中，宰相段文昌喜好图书古画，《旧唐书·钱徽传》云：“故刑部侍郎杨凭兄弟以文学知名，家多书画，钟、王、张、郑之迹在《书断》、《画品》者，兼而有之。凭子浑之求进，尽以家藏书画献文昌，求致进士第。”不过此类人事毕竟少数。
其三，鉴识有方，禁锢严密。版本目录之学，于藏书家来说是第一学问，否则妍蚩不分难以成家。就收藏书画作品来说，仅懂版本目录，仍嫌不足。因为鉴别书画真伪、风格，难度更大。有时为了能妥善保存，藏者甚至还须懂去污、装裱技术。《旧唐书·萧祐传》载：“祐博雅好古，尤喜图画。前代钟、王遗法，萧、张笔势，编序真伪，为二十卷，元和末进御，优诏嘉之，授兵部郎中。《历代名画记》作者张彦远自述：“余自羽年鸠集遗失，鉴玩装理，昼夜精勤。每获一卷，遇一幅，必孜孜葺缀，竟日宝玩，可致者必货弊衣、减粝食，妻子僮仆，切切嗤笑。或曰：’终日为无益之事，竟何补哉？'既而叹曰：'若复不为无益之事，则安能悦有涯之生？'是以爱好愈笃，近于成癖。”[21]萧祐、彦远称得上是书画鉴识大家。
《历代名画记》卷三《叙自古跋尾押署》记载历代御府鉴识艺人押署，隋有江总、姚察、朱异、何妥、薛道衡、诸葛颖、柳顾言、释智果等九人，唐有褚遂良、杨师道、马怀素等四十四人。这些人是当时官府藏书机构中鉴识专家，其水平绝非私人藏家能比。又，《历代名画记》卷三《叙自古公私印记》收录许多书画藏家的藏书印，其中藏书家印有四十八枚、加代藏书印四十六枚、分属四十二名藏书家，如：金部郎中刘绎印，印文为“彭城侯书画记”；鄂州司马张怀瓘、弟盛王府司马怀瑰印，印文为“张氏永保”；故相国邺侯李泌印，印文为“邺侯图书刻章”；故犯法人宰相王涯印，印文为“永存珍秘”等等，“皆是识鉴宝玩之家印记，并可为验证”。
王涯，文宗时宰相。其藏书印印文“永存珍秘”，与其藏书之法颇吻。王涯因李训事件牵连而就诛，《新唐书·王涯传》称：“涯居永宁里，乃杨凭故第，财贮巨万，取之弥日不尽。家书多与秘府侔，前世名书画，尝以厚货钩致，或私以官，凿垣纳之，重复秘固，若不可窥者，至是为人破垣剔取奁轴金玉，而弃其书画于道。”所谓永存珍秘，竟成一败涂地。
其四，书画名家，自藏自娱。《历代名画记》卷四至卷十叙历代能画人名，其中收录隋唐书画家二百二十八人。他们当中许多人既是书画名家，同时又是书画收藏家。如唐高祖第十一子韩王李元嘉，聚书万卷，“善画龙马虎豹”；薛稷工书画，“尤善花鸟人物杂画，画鹤知名，屏风六扇鹤样，自稷始也”；钟绍京为钟繇十世孙，以工书法时号小钟；陈闵“为永王府长史，善画写貌，工鞍马，……家蓄图画绝多”；诗人王维“蓝田南置别业，以水木琴书自娱。工画山水，体涉今古”；刑部员外郎张諲“善草隶，工丹青，……尤善画山水”。
一般说来，名书画家都有珍藏。《历代名画记》卷二《论名价品第》云：“凡人间藏蓄，必当有顾、陆、张、吴著名卷轴，方可言有图画；若言有书籍，岂可无《九经》、《三史》？”唐书法家柳公权，其作品深受唐穆宗、文宗、宣宗所钟爱，《新唐书·柳公权传》称：“当时大臣家碑志，非其笔，人以子孙为不孝。外夷人贡者，皆别署货贝曰：'此购柳书。’尝书京兆西明寺《金刚经》，有钟、王、欧、虞、褚、陆诸家法，自为得意。凡公卿以书贶遗，盖巨万，而主藏奴或盗用。尝贮杯盂一笥，滕识如故而器皆亡，奴妄言叵测者，公权笑曰：'侬杯羽化矣！'不复诘。唯研、笔、图籍，自铺秘之。”柳公权名动京师，故其书迹值钱。而公权不爱财物而爱自藏图籍，一派名画家藏书的率真天性。
注释
[2]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41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www.xing528.com)
[4]《全唐诗》卷三人，中华书局1960年版。
[5]《全唐诗》卷三八八。
[6]《全唐诗》卷六九二，中华书局1960年版。
[7]陆游《南唐书·烈祖本纪》，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民国25年（1936）影印砂藏经第465册。
[9]《全唐诗》卷八七，中华书局1960年版。
[10]《全唐诗》卷三四二。
[11]《全唐文》卷六九〇，中华书局1983年版。
[12]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三，中华书局1985年版。
[13]《新五代史》卷四二《王师范传》。
[14]李肇《唐国史补》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15]黄本骥编订、凌家民校《颜真卿集》，第194～195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6]徐松《登科记考》，第329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17]叶廷珪《海录碎事》卷一八，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魏书》卷九〇《李谧传》。
[19]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二《论鉴识收藏购求阅玩》，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版。
[20]曹之《中国印刷术的起源》，第197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1]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二《论鉴识收藏购求阅玩》，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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