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的长安：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与著名藏书家的故事

长安是隋唐两代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虽地处北方秦中，但其融南北学术、中西文化为一炉，具有国际大都会之气概。唐诗人孙元晏《淮水》诗中有句称：“文物衣冠尽人秦，六朝繁盛忽埃尘。”^[1]近人向达先生曾说：“第七世纪以降之长安，几乎为一国际的都会，各种人民，各种宗教，无不可于长安得之”；“开元、天宝之际，天下升平……异族人居长安者多，是长安胡化盛极一时。此种胡化大率为西域风之好尚：服饰、饮食、宫室、乐舞、绘画，竞事纷泊；其极社会各方面，隐约皆有所化，好之者盖不仅帝王及一二贵戚达官而已也”^[2]。作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这里也培育出了大批藏书家。

隋代长安城内著名的藏书家有陆爽、许善心等。《隋书·陆爽传》载，陆爽（539〜591），北齐灭时，独载书数千卷入周京师长安。后仕隋，官至太子内直监等。《隋书·许善心传》载，许善心（558〜 618 ），隋灭陈时，其家藏旧书万余卷皆遭焚荡。后至长安居住，史传书籍有所补葺。开皇十七年（597），任隋秘书丞，仿阮孝绪《七录》编著《七林》。入唐以后，长安藏书家更如雨后春笋。唐初名臣魏征（580〜643）曾任过秘书监，居永兴坊，据《旧唐书·薛稷传》载，家富图籍，外孙薛稷曾于其家学书法，见所藏中“多有虞、楮旧迹”。后来薛稷也喜好藏书。薛稷（649〜713）任过昭文馆学士、礼部尚书。张易之被诛，其窃秘阁之书悉为薛稷取去，收为家藏。《新唐书·颜师古传》载，北齐学者颜之推孙颜师·占（581〜645），少传家业，博览群书。任秘书少监职时，“多藏古图画、器物、书帖，亦性所笃爱，颜师古在贞观、永徽年间居长安敦化坊。《旧唐书·王方庆传》载王方庆（？〜702）官至太子左庶子，曾居劝善坊，”聚书甚多，不减秘阁，至于图画，亦多异本。诸子莫能守其业，卒后寻亦散亡”。明人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一二四载，开元初任尚书右丞的倪若水（？〜719），“藏书甚多，子弟直日看书，有借书者先束修投贽，然后写之“。《旧唐书·李范传》载，李范（？〜726）为睿宗第四子，“多聚书画古迹，为时所称”。他后来曾把薛稷之藏收为己有。钟绍京、杨绾等官爵颇显者，据《旧唐书》本传载，也都是当时的藏书家。

八世纪中叶，正值唐开元、天宝之际，天下富足，海内升平。此时西京长安不但多有藏书家，而且还有家藏图书富在万卷以上者。如韦述（？～757），官至尚书工部侍郎，《旧唐书·韦述传》载其“家聚书二万卷，皆自校定铅椠，虽御府不逮也”。所藏图书内容极广，有图画、书迹、碑拓、药方、格式、钱谱、谱、尺牍等。李泌（722～ 789），官至宰相，曾居于光福坊。明人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一二四载其“积书三万卷，经用红牙签，史用绿牙签，子用青牙签，集用白牙签“。八世纪末九世纪初，德宗贞元（785～805）时人苏弁，曾任太子詹事等，《新唐书·苏弁传》载其“聚书至二万卷，手自雠定，当时称与秘府埒”。刘伯刍（755〜815），任过集贤殿书院学士、左常侍等。《大唐传载》载其“聚书至二万卷”。刘伯刍曾居长安城内靖安坊、安邑坊。蒋乂（747〜821），曾在集贤院供职，后任秘书监。（旧唐书·蒋乂传》载其“好学不倦，老而弥笃，虽甚寒暑，手不释卷。……家藏书一万五千卷千韦处厚（773～828），起家校书郎，官至宰相。《新唐书·韦处厚传》言其“性嗜学，家书雠正至万卷“。这一时期，其他一些京官及文学之士，如侯钊、韦少保、杨凭、羊士谔、柳宗元、崔立之等人也都是长安的藏书家。

九世纪上半叶，尤其是文宗时期（827～840）及其以后，长安藏书家仍有名于社会者。如王涯（约765～835），文宗时宰相，家居永宁坊。《旧唐书·王涯传》称其“博学好古，能为文”，“家书数万卷，侔于秘府”。杜牧（803～852），曾任弘文馆校书郎，其安仁里宅第藏书万卷。《全唐诗》卷五二。杜牧《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有句曰：“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书法家柳公权（778～865），官至太子少傅，《新唐书·柳公权传》称其不善理家，“唯研、笔、图籍，自镭秘之”。柳公权之兄柳公绰（765～832）少时家贫，但有书千卷，也曾是一个藏书家，后官至刑部、兵部尚书。柳公绰之子柳仲郢（？～865），初为校书郎，后任刑部尚书等。《新唐书·柳仲郢传》载其“家有书万卷，所藏必三本：上者贮库，其副常所阅，下者幼学焉”。仲郢之子玭，在《柳氏序训》中云自家升平里西堂藏书，经史子集皆有三本^[3]。此外，王铎（？～888），任中书令时，其永宁里第中专有书斋。徐夤，乾宁（894～ 898）中进士，授秘书省正字，家有藏书。李磎（？～895），在史馆任过修撰，后至相。《新唐书·李碌传》称“家有书至万卷，世号‘李书楼所著文章及注解诸书传甚多“。(www.xing528.com)

开元至唐末，是长安藏书家最盛时期，除以上有事迹可考者之外，尚有事迹不详或待考者众多。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二《论鉴识收藏购求阅玩》云：“夫识书人多识画，自古蓄聚宝玩之家，固亦多矣。……又有从来蓄聚之家，自号图书之府。”接着下有小字注，对这些自号“图书之府”者有所列举，言开元天宝中有邠王府司马窦瓒、右补阙席异、监察御史潘履慎、金部郎中蔡希寂、给事中窦绍、婺源县令滕升、陆曜、福先寺僧朏、同官尉高至、国子主簿晁温、鄂县尉崔曼倩、永安府长史陈闳、监察御史薛邕、太原人郭晖，贞元、元和以来则有郎中张从申、侍郎张惟素、萧祐、李方古、归登、道士卢元卿、侍郎韩愈、裴璘、宰相段文昌、中书令裴度、太尉李德裕，总有二十五人。其中除婺源县令滕升、鄠县尉崔曼倩外，这些藏书家藏书地点大致聚于京师。如窦瓒为邠王府司马，邠王府即在长安皇城中兴化坊；陈阂所任长史之永王府，也在皇城东部；僧朏所在福先寺，亦在城内延福坊。他们蓄聚图书，名于一时。

以上所列隋唐时期京师长安藏书家共五十五名。五代时期，长安城因遭战乱焚荡，从此丧失掉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地位，已无藏书家可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