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以前，图书刊刻活动仅限于民间与佛教领域。《五代会要》卷八《经籍》载：“后唐长兴三年二月，中书门下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度抄写注出，子细看读，然后雇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帙刻印板，广颁天下。如诸色人要写经书，并须依所印敕本，不得更使杂本交错。'其年四月敕：‘差太子宾客马编、太常丞陈观、太常博士段颙、路航、尚书屯田员外郎田敏充详勘官，兼委国子监于诸色选人中，召能书人端楷写出，旋付匠人雕刻，每日五纸，与减一选。如无选可减，等第据与改转官资。'”自此开国家官府刻书之先河。长兴国子监刻书，策划者为“常乐老”冯道与李愚。元代王祯《农书》云：“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版印卖，朝廷从之。”前后约用二十三年，至后周广顺三年（953）六月，“尚书左丞兼判国子监事田敏进印版《九经》书：《五经文学》、《九经字样》各二部，共一百三十册”[24]。至此，《九经》才全部刻完。当然，《九经》不是一次完成的，其中有几部成书较早。
官府从事经籍雕印事业，是雕版印刷技术发展成熟之结果，然而亦与五代特定社会环境有关。兵燹四起、朝代更迭，文化事业难以逐步建设繁荣。官府藏书制度及藏书数量遭到极大破坏，割据朝廷实无力组织大批土人聚至三馆进行图书校理与抄写录副。然而统治者亦知凡欲为治，须依典籍，故只得采取捷便省力之法，利用印刷技术来颁行图书。加之可以售卖以得钱利，何乐不为？因此，社会环境之纷乱恰是五代官府采用印刷技术刻印《九经》之主要原因之一。诸如五代时建筑技术甚为发达，也与战乱有关，宫室房屋焚毁无数，建筑业必兴盛不衰。建筑家喻皓名着《木经》三卷之传世，便在情理之中。
官府刻书印卖，其直接结果是向社会普及图书。后蜀宰相毋昭裔在广政（938〜965）年间先刻石《十三经》立于成都学宫，后又以木雕印《九经》版行于世。《资治通鉴》卷二九一后周广顺三年五月记载：“自唐末以来，所在学校废绝。蜀毋昭裔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刻板印九经。蜀主从之。由是蜀中文学”盛。”毋昭商除《九经》之外，还刻了《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等文学、类书方面图书。宋人王明清《挥塵余话》卷二截：“毋邱俭贫贱时，尝借《文选》于交游间，其人有难色。发愤异日若贵，当版以镂之，遗学者。后仕王蜀为宰，遂践其言刊之。”毋昭裔办学刻书之举，意在使学人能够得到教育、读书机会。《通鉴》"由是蜀中文学复盛”一句肯定了毋昭裔推广、普及图书之功绩。
其次，官府雕印典籍，尚可统一版本，刊正谬误，树立官方正本权威。印刷术使用之前，官方树立图书正本之方法有二：对内，即对于朝廷天子，通过严格校理，建立官府藏书中之“御本”；对外，即对于天下学人，则于太学门前刊立石经，供四方模写取正。王国维《五代监本考》云：“自开成石经出，而经文始有定本；自五代监本出，而注文始有定本，虽文字不无差讹，然比之民间俗本，固有优无细。田敏等校订之勤，与整齐划一之功，究未可尽非。”后唐明宗敕令国子监雕刻儒经，诏曰“如诸色人要写经书，并须依所印敕本，不得更使杂本交错”[25]。实即树立官本为正之地位。宋人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下引《两朝国史》云：“后唐方镂《九经》，悉收人间所收经史，以镂版为正。”从文字发展史角度来看，五代、北宋以前，社会流行异文俗字甚广，如西北敦煌一隅，近代发现大量遗书中，异文俗字多不胜数。此乃图书手抄时代之特征，不可避免。但五代以后，异文俗字大为减少，其功应推及印刷术的广泛使用与官府刻本的“正本”效力。
刻书活动与藏书事业联系非常紧密。刻书所依底本，须至精良，如无丰富藏书处所及博学之士比勘校理，难出善本。而版印之书一经问世，遂可补充公私藏书。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曰：“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摹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人不多有，而藏者精于傩对，故往往皆有善本。学者以传录之艰，故其诵读亦精详。五代时，冯道始奏请官镂《六经》板印行。国朝淳化中，复以《史记》《前后汉》付有司摹印，自是书籍刊镂者益多，士大夫不复以藏书为意。学者易于得书，其诵读亦因灭裂。”叶氏身处写本时代衰亡、刻本时代兴盛之时，怀旧情结使其看到刻本流行之弊。然而“学者易于得书”，说明摹印之法，促使图书成为寻常之物。古代官府藏书之补充，往往靠朝廷下诏求诸民间，历代延袭不出其外。其原因之一在于书业市场、贸易极为孱弱。六朝隋唐大城市之中多有书肆，《旧唐书·徐文远传》载萧梁承圣三年（554），“属江陵陷，被虏于长安，家贫无以自给。其兄休，鬻书为事，文远日阅书于肆，博览五经，尤精《春秋左氏传》”。然而许多书商抄书而卖，货源不足，其书肆图书品种、规模皆受以限制。刻书事业之发展，刺激书市的成长繁荣。当图书市场遍布天下，数量品种皆有大增，此时便成为公私藏书补充之重要“蓄水池”。不过，五代、北宋初期，官府藏书保持历史之传统，仍以写本为主。官府所刻图书，多用作学生教科书或民间普及读物，因而五代、北宋初期一直为官府刻书主要机构的国子监，成为保存大量经版与印本经籍的主要藏书处所。
注释
[1]《随书》卷四九《牛弘传》。
[2]《隋书》卷四九《牛弘传》
[3]《隋书》卷四九《牛弘传》《隋书》卷三二《经籍志一》序。
[4]《隋书》卷二八《百官志下》；《资治通鉴》卷一八二炀帝大业十一年，胡三省注。
[5]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第89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6]《隋书》卷一《高祖纪上）。
[7]见《隋书》卷五八《许善心传》、《旧唐书》卷四六《经籍志上》、《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二》《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
[8]清代学者姚振宗在《隋书经籍志考证》中经核实，《隋志》所录实为三千二百十二部、三万六千七百零八卷。
[9]《全唐诗》卷六一七，中华书局1960年版。
[10]《唐六典》卷一〇《秘书省》、《通典》卷二六《职官》、《唐会要》卷六五《秘书省》。(www.xing528.com)
[11]《唐会要》卷六四《弘文馆》。
[12]《新唐书》卷四九上《百官志四上》。
[13]《旧唐书》卷一八三《武承嗣传》。
[14]《唐会要》卷三五《经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15]韦述《集贤注记》，见王应麟《玉海》卷五二《集贤院典籍》，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6]《旧唐书》一〇二《韦述传》、《新唐书》卷一九九《殷践猷传》。
[17]（旧唐书》卷四六《经籍志上》序。
[18]见《崇文总目》卷二三、《唐会要》卷三五《经籍》、《玉海》卷五二《唐秘书省四部图籍》、柳河东集》卷八《陈给事行状》。
[19]《五代会要》卷一八《前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20]《春渚纪闻》卷五《定武兰亭叙刻》，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1]《文献通考》卷一七四《经籍考一·总叙》，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22]《五代会要》卷一八《史馆杂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23]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二一、卷二八，中华书局1983年版。
[24]《五代会要》卷八《经籍》，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25]《五代会要》卷八《经籍》，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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