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官府藏书机构及其位置：深度研究与解析

五代十国承唐朝旧制，皆有国家与皇室藏书机构，然却名不副实，已去昔日甚远。

五代各政权皆各自设立秘书省（也有称之秘书监者，如前蜀、吴越、闽等），秘书省之官职设置也多与李唐相仿，如后唐天成元年（926）枢密使孔循加检校太保、守秘书监，秘书少监姚觊为左散骑常侍，皆以重臣任。只是人员大减，更有甚者，竟空有省名而无藏书。后唐长兴元年（930），《册府元龟》卷六。四《学校部·奏议三》载著作郎李超奏文云：“秘书监空有省名而无廨署；藏书之府，无屋一间，无书一卷。”故北宋孙逢吉《职官分纪》卷一五《秘阁·宜秘阁·秘阁校理》中称：“唐季乱离，中原多故，百王之书荡尽，兰台廷阁空存名号。”

十国当中，江南割据王朝状况略好于中原，秘书省不会凋敝至如此程度。南唐名臣徐铉起家吴校书郎；刁衍，在南唐任秘书郎、集贤校理，衣五品服，并以文翰入侍。^[23]由此可见，是吴越、南唐均有秘阁制度，可惜史载不详，今已难知其藏书状况。

唐朝弘文馆、集贤殿书院和史馆各自分立，至五代，后梁迁汴都，贞明（915～921）中始合三馆于一处。孙逢吉《职官分纪》卷一五《集贤院》载：“梁迁都于汴，旧制未备。至贞明中始以今右氏庆门东北小屋十数间为三馆，即后废西馆是也。湫隘卑庳，仅庇风雨；周庐微道，出于其旁；卫士驺卒，朝夕喧杂。每受诏有所撰述，即移迁他所以成之。”北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二曰：“梁迁都汴，贞明中始于右长庆门东北，设屋十余间，谓之‘三馆'，盖昭文、集贤、史馆也。初极卑隘。”三馆合一，是五代官府藏书之重大改革，对北宋官府藏书制度有很大影响。此策反映五代时期割据王朝“小国小家”之窘迫文化环境，同时与连年战事不断、未能有隋唐大修都城宫苑举动有关。《册府元龟》卷六。八《学校部·刊校》曰：”后唐杨凝式，明宗天成初为给事中，凝式精选通儒校定三馆图书。”《五代会要》卷一八《史馆杂录》云：“应顺元年正月敕：'今后三馆所阙书，并访本添写，其进书官权宜停罢。’”是后唐循梁制，三馆并一，且此时已有“三馆”之称。《五代会要》卷一八《史馆移置》又云：“周广顺三年九月敕‘入厚载门内向东横街东地房宇，宜令弘文馆、集贤院于此分劈緳暑。’”可见后周时期，弘文、集贤等亦处一地，仍为合一。五代三馆职官，仍袭唐制，由大学士掌理。故《旧五代史》卷一八载后梁开平四年（910）杜晓为集贤殿大学士，卷九载贞明四年（918）郑珏为集贤殿大学土，卷三六载后唐天成元年（926）明宗诏贬崇文馆学士韦涛等“并停见任”。(www.xing528.com)

史馆在五代时期为三馆中重耍藏书机构。梁、唐、晋、汉、周五代求访遗书，如前所述，多为修撰前史，补充史料之不足。因此，史馆颇有藏书。《五代会要》卷一八《诸司送史馆事例》云：“后唐同光二年四月，史馆奏：‘本朝旧例，中书并起居院诸司及诸道州府，合录事件报馆如右：时政记，中书门下录送。起居注，左右起居郎录送。两省转对、入阁待制、刑曹法官、文武两班上封章者，各录一本送馆。天文祥变、占候征验，司天台逐月录报，并每月供送历日一本，祥瑞礼节逐季录报，并诸道合画图申送。蕃客朝贡使至，鸿胪寺勘风俗衣服、贡献物色、道里远近、并具本国王名录报。……右乞宣下有司，条件施行。‘从之。”后唐史馆袭李唐之制，严格搜集汇聚当朝社会各种文献资料、情报信息，形成其独有之藏书特色。既为修撰当朝国史实录提供了资源保证，同时又为国家保存了大量国情资料。据《五代会要》卷一八《修国史》载，天成四年（929）六月至十一月仅五个月的时间，史馆就修成后唐四帝实录："史馆上新修《懿祖、献祖、太祖纪年录》共二十卷，《庄宗实录》三十卷。监修宰臣赵凤、修撰张昭远、吕咸休各赐缗缥银器等。“前二帝因是庄宗朝追尊李执宜、李克用二庙，故称“纪年录”，而自庄宗一朝名为“实录”。

与北方不同，江南、巴蜀王朝的官府藏书要较为丰富。如前述南唐、吴越。《十国春秋》卷四一《王借传》载，前蜀王建于永平元年（911）构建新宫，“集四部书于中”，是前蜀宫中有专藏四库图书之场所。南唐的官府藏书也主要在宫苑之内。《十国春秋》卷二八《徐错传》载，集贤殿学士徐鍇，“既久处集贤，书册不去手，非暮不出。少精小学，故所雠书尤审缔。每指其家语人曰：'吾惟寓宿于此耳！'江南藏书之盛为天下冠，鍇力居多。后主常叹曰：'群臣勤其官，皆如徐鍇在集贤，吾何忧哉可见南唐集贤殿书院藏书十分富有。集贤之外，南唐后主在宫内仍有专藏。当时掌书人为女官黄氏。《十国春秋》卷一八《保仪黄氏传》曰：“保仪黄氏，世为江夏人。……后主即位，选为保仪，容态冠绝一时，顾盼颦笑，无不妍姣。以工书札，使专学宫中书籍”，“元宗父子俱善书法，……购藏钟、王以来墨帖至多，黄氏实学之。_{马氏《南唐书》云：宫中图籍万卷，尤多钟、王墨迹。城将陷，}后主谓之曰：“此皆先帝所宝，城若不守，汝即焚之，无为它人所得。'及城陷，悉焚无遗者。”北宋灭南唐，宫内图书悉焚，与南朝梁元帝故事同出一辙，使古代文献遭受重大损失。不过南唐宫内专藏或未能尽失之于火。《十国春秋》卷一七《后主本纪》载，宋“太宗常幸崇文院观书，召后主及南汉后主令纵观，谓后主曰：’闻卿在江南好读书，此简策多卿旧物，归朝来颇读书否？'后主顿首谢”。李煜在大宋馆阁中看到自己藏书，是何感想姑不论，说明原南唐宫中专藏并未毁尽。昔梁元帝焚书于西魏破江陵，“李后主手题《金楼子》”，《十国春秋》卷——五《拾遗》记其事按："后主慨焚书而作诗，后建康不守，澄心堂藏书亦命焚之，不又前后一辙邪？”知后主当时藏书在建康（今南京）宫内澄心堂。澄心堂在清晖殿后，是皇帝议政之所。凡机事密画，多出其间。以此可知，后主藏书并非专为欣赏，亦有咨政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