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与洛阳藏书中心的消解分析

晋天福六年（941），宰臣赵莹因监修唐史过程中，缺乏唐书实录，奏曰：“自李朝丧乱，迨五十年，四海沸腾，两都沦覆，今之书府，百无二三。……今据史馆所阙唐书实录，请下敕命购求。”^[19]此已为五代中后期之事。足证五代官府藏书萧条已极，其文献资源保障系统竟连修耳目相接之李唐史书亦感困难。五代时期，前后五十四年，无地无割据，无岁无战争。故《宋史·艺文志一》序云：“陵迟建于五季，干戈相寻，海寓鼎沸，斯民不”见《诗》、《书》、《礼》、《乐》之化。“累年战争使曾为大唐东西两京的长安与洛阳严重毁坏，宫室焚荡，藏书散弃。三百年的藏书中心地位遭到瓦解。

后梁太祖朱全忠挟唐昭宗毁长安迁洛阳时，仅存得藏书不足万卷。后其都汴州（今河南开封），在战争之中曾对图书有所搜掠。如山南东道节度使杨师厚打败赵匡凝，曾获图书数千卷进上。店末王师范聚书万卷，后降梁，不久遭杀，其书当亦没入官藏。后唐庄宗同光元年（923）灭梁之后，对官府藏书建设颇为注意。《五代会要》卷一八《史馆杂录》载，同光二年（924），庄宗刚定都洛阳，即下令搜访天下遗书，诏曰：凡“进书官纳到四百卷已下，皆成部帙，不是重叠，及纸墨书写精细，已在选门未合格人，每一百卷与减一选；无选减者，注官日优与处分。无官者，纳书及三百卷，特授试衔”。《五代会要》卷一八《史馆杂录》又载，长兴二年（931），后唐史馆修史，慨叹北方图书难以征集，上奏曰：“敕命虽颁于数月，图书未贡于一编。盖以北土州城，久罹兵火，遂成灭绝，难可访求。窃恐岁月渐深，耳目不接，长为阚典，过在攸司。伏念江表列藩，湖南奥壤，至于闽、越，方属勋贤，戈鋌自扰于中原，屏翰悉全于外府，固多群士，富有奇书。其两浙、福建、湖广，伏乞特降诏旨，委各于本道采访宣宗、懿宗、僖宗、昭宗以上四朝野史，及逐朝日历、除自银台事宜、内外制词、百司沿革簿籍，不限卷数，据有者抄录进上。若民间收得，或隐士撰成，即令各列姓名，请议爵赏。”后上从之。重视文化建设，方有收聚图书之举。后唐访书甚至还有专门官职制度，如《旧五代史·明宗纪》载天成元年（926）九月庚申，明宗“以都官郎中庾传美充三川搜访图籍使。传美为蜀王衍之旧僚，家在成都，便于归计，且言成都具有本期实录，及传美使回，所得才九朝实录及残缺杂书而已”。《册府元龟》卷五。《帝王部·崇儒术二》载闵帝应顺元年（934）诏进书官刘常为郑州荥阳令，又敕“今后三馆所阙书，并访本添写，其进书官权宜停罢”。它表明北方州城难可访求，南方列藩富有群书，为此朝廷不得以把求书视点投向江南，其时中国官藏的中心已经由北方向南方转移。

后唐以下，晋、汉、周三代皆以开封为都城，并有求书之举。《五代会要》卷一八《前代史》载后晋天福六年（941）监修国史赵莹奏请于三京诸道及中外臣僚、名儒硕学、藩侯郡牧，购求唐书、实录、传记、日历、制敕册书、家谱家牒、天文变异、郡国图志等，凡有诣阙进纳者，量其文武才能，特行简拔。后晋为石敬瑭靠契丹援助灭后唐而取得政权，敬珊后人反契丹，但被契丹主耶律德光于开运三年（946）攻陷首都开封，“自中原辇载宝货图书而北”^[20]。官府藏书劫掠一空。后汉接替后晋，隐帝乾祐三年（950），礼部侍郎司徒调”请开献书之路，凡儒学之士，衣冠旧族，有以三馆亡书来上者，计其卷帙，赐之金帛，数多者授以官秩。时戎虏猾夏之后官族转徙，书籍罕存，诏下鲜有应者”^[21]。后周显德二年（955），周世宗诏求遗书：“史馆所少书籍，宜令本馆诸处求访补填。如有收得书籍之家，并许送纳。其进书人据部帙多少等第，各与恩译；如卷帙少者，量给资帛。如馆内已有之书，不在进纳之限。仍委中书门下于朝官中选差三十人，据见在书各求真本校勘，刊正舛误，仍于逐卷后署校勘官姓名，宜令馆司逐月具功课，申中书门下。”^[22]五代政权，屡求图书，从侧面反映出各朝政府官藏皆为贫乏，故不得不出此举。

如果说唐末以来之战乱破坏了长安与洛阳官府藏书的中心地位，那么五代时期十国割据，江南一带因重大战争少于北方，社会相对稳定一些，其官府藏书数量迅速增长，也是改变关中数百年藏书中心之重要原因。(www.xing528.com)

五代时期，南唐、吴越两个政权，官府藏书都较丰富。南唐刘崇远《金华子杂篇》卷上载，南唐高皇李界“初收金陵，首兴遗教。悬金为购坟典，职吏而写史籍。闻有藏书者，虽寒贱，必优辞以假之。或有贽献者，虽浅近，必丰厚以答之。时有以学王右军书一轴来献，因赏千余万，缯帛副焉。由是六籍臻备，诸史条集。古书名画，辐凑绛帷。俊杰通儒，不远千里而家至户到，咸慕置书。经籍道开，文武并驾”。南唐升元元年（937）都金陵（今南京），是五代十国时南方大国。三代帝王李界、李璟、李煜皆重文事。宋代陈影年《江南别录》载李璟、李煜“皆妙于笔札，好求古迹。宫中图籍万卷，钟、王墨迹尤多”。又，宋人马令《南唐书·朱弼传》云：“皇朝初离五代之后，诏学官训校九经，而祭酒孔维、检讨杜镐苦于讹舛。及得金陵藏书十余万卷，分布三馆及学士舍人院，其书多雠校精审，编帙完具，与诸国本不类。”十余万卷之数，及校刊装潢整齐，是知南唐官藏于数量、质量都超过了北方政权。

占据两浙地区的吴越钱镂，史载其后代皆好坟典经籍。吴越官藏库度也当帙满书积。《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崇文院》载，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两浙钱俶归朝，遣使使其书籍送馆阁，用雕木为架，以青线帕幕之，简册之府，翕然一变矣”。又，《宋会要辑稿·崇儒》四《求书·藏书》载北宋乾德三年（965）九月，宋太祖赵匡胤“命右拾遗孙逢吉往西川取伪蜀法物、图书、经籍、印篆赴阙。至四年五月，逢吉以伪蜀图书法物来上，其法物不中度，悉命毁之。图书付史馆……”，“伪国皆聚典籍，惟吴蜀为多，而江左颇精，亦多修述”。

五代十国是古代官府藏书凋敝时代，不特图书散亡，藏书管理制度也松弛不振。然而，因大量官府藏书失落民间，加之许多文人雅士因社会乱亡而隐居不仕，故造就许多藏书家。古代藏书事业，历来官私之间处于互动、互补状态。南唐升元初，国主下诏求书，《十国春秋》卷二九《鲁崇范传》载吉州刺史贾皓把崇范之藏书取来进献，而以私钱偿还。崇范笑曰：“坟典，天下公器，世乱藏于家，世治藏于国，其实一也。吾非书肆，何酬价为？”私家藏书之兴盛，可以继学术、文化于民间，纵使国家藏书中心不存，仍可平衡民族学术、文化状态，并使之得以薪火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