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官府藏书的整理和编目

历史上一朝文化制度必有前朝之辙迹。从藏书制度来看，唐代的图书收集、整理，以至皮藏、编目，无不以隋代为范例而进一步开拓之。唐代官府藏书的皮藏仍分四部，即依甲、乙、丙、丁四库分储图书。如国家图书馆秘书省的藏书，由秘书郎直接管理。《新唐书·百官志二》云：“秘书郎三人，从六品上，掌四部图籍。以甲乙丙丁为部，皆有三本，一日正，二曰副，三日贮。"秘阁内图书不仅分为四大部类，而且每部类都有正本（校理出的原本，备皇帝阅览，还可正他本之谬误）、副本（依原本抄写的复本，一般借阅则看副本）、贮本（以一最好的抄本作保留本，备库存传世）。四库三本的区别，反映唐代官府藏书之皮藏制度较前代已有发展与完善。

再看禁中集贤殿书院藏书，《唐六典》卷九《集贤殿书院》曰：“书有四部：一日甲，为经；二日乙，为史；三日景（此为避李渊之父李昞讳，改丙为景），为子；四日丁，为集。故分为四库。每库二人，知写书、出纳、名目、次序，以备检讨焉。四库之书，两京各二本，共二万五千九百六十一卷，皆以益州麻纸写。其经库书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钿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库书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书绿牙轴、朱带、白牙签，以为分别。”《唐会要》与韦述《集贤注记》皆载开元十九年（731）东都洛阳集贤殿书院藏书有八万九千卷，^[15]而《唐六典》此段史料仅有二万五千余卷，数字不符。《唐六典》修于开元年间，从开元十年（722）至二十七年（739）方完，应清楚集贤藏书情况，何相差如此，是可疑问之处。《旧唐书·经籍志下》卷末云：“开元时，甲乙丙丁四部书各为一库，置知书官八人分掌之。凡四部库书，两京各一本，共一十二万五千九百六十卷，皆以益州麻纸写。”余下文字与《唐六典》无大异。由此可推测《唐六典》二万五千九百六十一卷数字前，传世之本脱“一十”二字。因为“一十二万”之数是两京别本之卷数。不过，《唐六典》说集贤两京各二本四库书，各自之皮藏分别以不同质色轴、带、签来区别，这是事实。集贤藏书，如前所述皆为御本，如此精细装潢，用心良苦。除了书籍以外，当时集贤还藏有大量书画作品。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论装背褾轴》说：“贞观、开元中内府图书，一例用白檀身，紫檀首，紫罗襟织成带，以为官画之襟。”隋代皇室观文殿藏书，只言四库书分为三品，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并未言及各品中四库书是如何以不同装潢来区别四部的。因此，唐代四库书以图书自身装潢来区别其类的方法，达到了古代卷轴时代图书皮藏制度之高峰。清乾隆时所修《四库全书》四部书封页，经用绿色以示春，史用红色以示夏，子为蓝色（文宗、文汇两阁子书为玉色，文澜阁子书为月白色）以示秋，集为灰色（文宗、文汇集部为藕合色、文澜为灰黑色）以示冬，盖其渊源可溯至附唐。又，《新唐书·艺文志一》云两京集贤书院“各聚书四部，以甲、乙、丙、丁为次，列经、史、子、集四库。其本有正有副，轴带帙签皆异色以别之”。此可注意者有二：其一，《新唐书》所言“有正有副”，即当为《唐六典》所说“两京各二本”，是知二本，一为正本，另一为副本。其二，《新唐书》所言“轴带帙签皆异色以别之”，说明四库书之区别，不仅用轴、带、签这三种书籍自身载体之色，尚用包裹书的帙之不同色。因为隋唐书籍十卷约成一帙，必用帙或袱，如帙无颜色区别，何以见得其内轴、带、签？故此处仍可补《唐六典》记载之不足。

除开分类典藏，唐代官府藏书为了表明图书的归属权，还正式起用了藏书印。唐代藏书印初用于所集之书法作品，如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叙自古公私印记》载，唐太宗曾自书“贞观”二小字以为二小印，即“贞”字一印、“观”字一印，施印于书法作品之纸缝及卷之首尾。《唐会要》卷三五《书法》载，开元五年（717）玄宗在诏令陆元悌等人整理禁中所藏前朝书法作品时，“自书，开元，二字为印，以印记之。王右军凡一百三十卷，小王二十卷，张芝、张昶书各一卷“。几乎与此同时，国家藏书机构也开始使用藏书印。《唐会要》卷六五《秘书省》曰：“长庆三年四月，秘书少监李随奏：‘当省请置秘书阁图书印一面，伏以当省御书正本。开元、天宝以前，并有小印印缝。自兵难以来，书印失坠，今所写经史，都无记验，伏请铸造。'敕旨：‘依奏。'"又《唐会要》卷六四《集贤院》载：“开成元年四月，集贤殿御书院请铸小印一面，以御书为印文，从之。”当时秘书省藏书印文曰“秘阁印”，集贤殿书院印文为“集贤印”，此外其他藏书之机构尚有“弘文之印”、“翰林之印”等。藏书印的使用在唐代能形成制度，在图书保存方法上已与近代图书馆无异，这种高明的举措如今依然被所有图书馆所使用。

在馆藏书目的编制方面，唐代官府藏书也很有成绩。虽非似隋代数十年间就有五、六部之数量，但其目录质量却远在其上。唐初魏征等人在整理秘书省藏书时，就编过藏书目录。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一《经籍会通一》言唐初“诸臣亦绝无目录之修”，语似不确。藏书目录是藏书整理之必然结果，如唐初无馆藏目录，那么魏征主修的《隋书·经籍志》不可能仅依隋代旧目而编成。《隋书·经籍志一》序曰：“今考见存，分为四部，合条为一万四千四百六十六部，有八万九千六百六十六卷。”“今考见存”，显然当时对隋代遗书已经过勘比整理，列目以陈。

唐代官藏书目最有成就者是唐中期的《群书四录》与《古今书录》。《旧唐书·经籍志上》“书目”类仅载见“《群书四录》二百卷_元行冲撰”，而无《古今书录》；《新唐书·艺文志二》“目录”类载有“《群书四录》二百卷_{殷践猷、王惬、韦述、余钦、毋煚、刘彦直、王湾、王仲丘撰，元行冲上之}”及“毋煚《古今书录》四十卷”。

《群书四录》是集体编撰成果。《旧唐书·马怀素传》载，开元三年（715）秘书监马怀素主持校理秘书省藏书，怀索上疏云：“南齐以前坟籍，旧编王俭《七志》，以后著述，其数盈多。《隋志》所书，亦未详悉。或古书近出，前志阚而未编；或近人相传，浮词鄙而犹记。若无编录，难辨淄渑。望括检近书篇目，并前志所遗者，续王俭《七志》，藏之秘府。"诏许，令其从中央政府及地方官吏中抽集尹知章等二十五人进行馆藏目录编制工作。因马怀素不善著述，管理欠佳，开元六年（718）七月卒时竟未能成功。之后，元行冲主持此务，在此二十余人中选毋煚、韦述、余钦三人负责书目之总缉部分，殷践猷、王惬治经部，韦述、余钦理史部，毋煚、刘彦直子部，王湾'刘仲丘掌集部。余者辖人各组之内。开元八年（720）成《群书四录》。《旧唐书·玄宗纪》载开元九年（721）“冬十一月丙辰，左散骑常侍元行冲上《群书自录》二百卷，藏之内府”。(www.xing528.com)

《群书四录》有选择地著录四部图书二千部、四万卷。这个数字仅反映的是京师秘书省的藏书，与东都乾元殿新集四库书八万九千卷数相比，要少得多。该目录之最大特点有二：其一，继承刘向校书编目传统，在编目中利用所藏图书直接编写提要，并吸收《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之史志列有大、小序方法，撰述总序及类序。“馆藏”书目有序，这是《群书四录》之开创，体例堪称完备。其二，因利用众多才学之士，方能在短期内尽快成书。如韦述曾在“书府”四十年，“史才博识，以述为最”；殷践猷有绰号“五总龟”，意即“龟千年五聚，问无不知也”。^[16]说明店代学术发展已达到出现“集体攻关”之要求。大规模学术项目已不适合个人单干或独自经营方式。《群书四录》完成不久，即成全国官府藏书编目之范本，流行时间颇长。至北宋《崇文总目》还有载记。

当然，《群书四录》二百卷也有诸多不足之处，该录杀青之后，主编毋煚即提出五条苛责，追怨良深。毋煚言：“于时秘书省经书，实多亡阙，诸司坟籍，不暇讨论。此则事有未周，一也。其后周览人间，颇睹阙文，新集记贞观之前，永徽已来不取；近书采长安之上，神龙巳来未录。此则理有未弘，二也。书阅不遍，事复未周，或不详名氏，或未知部伍。此则体有未通，三也。书多阚目，空张第数，既无篇题，实乖标榜。此则例有所亏，四也。所用书序，咸取魏文贞；所分书类，皆据《隋经籍志》。理有未允，体有不通。此则事实未安，五也。昔马谈作《史记》，班彪作《汉书》，皆两叶而仅成；刘歆作《七略》，王俭作《七志》，逾二纪而方就。孰有四万卷目，二千部，书，名目首尾，三年便令终竟，欲求精悉，不其难乎？所以常有遗恨，窃思追雪。”^[17]毋煚就是在这种心情下，开始发愤修订《群书四录》。经二十年努力，在参照集贤殿书院藏书的情况下，重新编出一部“馆藏”书目《古今书录》。

《古今书录》四十卷，其序日，与类同契，积思潜心，审正旧疑，详开新制。永徽新集，神龙近书，则释而附也；未详名氏，不知部伍，则论而补也。空张之目，则检获便增；未允之序，则详宜别作。纰缪咸正，混杂必刊。改旧传之失者，三百余条；加新书之目者，六千余卷。凡经录十二家，五百七十五部，六千二百四十一卷。史录十三家，八百四十部，一万七千九百四十六卷。子录十七家，七百五十三部，一万五千六百三十七卷。集录三家，八百九十二部，一万二千二十八卷。凡四部之录四十五家，都管三千六十部，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成《书录》四十卷。”《古今书录》著录的图书比《群书四录》还多，可见其增不少。但毋煚不取序述及提要方法，仅列书名作者，因此《古今书录》之篇幅较《群书四录》要少一百六十卷。五代刘峋撰《旧唐书·经籍志》就以《古今书录》为蓝本，并载有其完整序文，所以可从其中窥出《古今书录》的结构、内容大概。

唐开元、天宝年间以及其后，官修“馆藏”目录还有一些，如《开元四库书目》十四卷、天宝《见在库书目》、韦述编撰的《集贤书目》一卷、《唐秘阁书目》四卷、集贤学士陈京主撰的《贞元御府群书新录》等等。^[18]这些书目皆不如《群书四录》、《古今书录》对后世的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