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官府藏书的补充校理详解

盛唐时期，藏书最盛。《新唐书·艺文志》序、《文献通考·经籍考》总叙皆曰：“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宋史·艺文志》序亦云：“唐之藏书，开元最盛。”这是唐初贞观以来官府藏书不断进行补抄校理之结果。贞观至开元（627〜741）近百年间，唐官府藏书机构抄校补充活动有三次。《唐会要》卷三五《经籍》载，高宗乾封元年（666）十月十四日，“上以四部群书传写讹谬，并亦缺少，乃诏东台侍郎赵仁本、兼兰台侍郎李怀严、兼东台舍人张文瓘等，集儒学之士，刊正然后缮写”。后又“令鸠集学士李嗣真、吴兢之徒，于兰台刊正经史并著撰传记”^[13]。此为贞观后笫一次藏书抄校。《唐会要》卷三五《经籍》载，唐睿宗景云三年（712）六月十七日，帝“以经籍多缺，令京官有学行者，分行天下，搜检图籍”。此为第二次藏书补充。进入开元年间（713〜741），因官府藏书缺乏唐初令狐德棻、魏征、虞世南诸人领导的大规模藏书整理活动，数十年来虽有校抄征集，皆未具规模，《新唐书·马怀索传》言：“是时，文籍盈漫，皆良朽UC红檀木断，签藤纷舛。”《唐会要》卷三五《经籍》云：“开元三年，右散骑常侍褚无量、马怀宗侍宴，言及内库及秘书坟籍。上曰：’内库书，皆是太宗、高宗前代旧书，整比日，常令宫人主掌。所有残缺，未能补缉，篇卷错乱，检阅甚难，卿试为朕整比之。’”这次整理内府藏书在东都乾元殿东厢，负责人是褚无量。”及整比四部书成，上令百姓官人人乾元殿东廊观书，无不惊骇。”^[14]这是第三次、也是唐代规模最大一次的藏书补充活动，前后历时四年。校补抄写之数量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但能使人参观，并“无不惊骇”，从玄宗这一炫耀之举，可推测其为数不少。乾元殿东廊藏新集四库书，是日后集贤殿书院藏书之前身，构成集贤藏书基础。开元十九年（731）时，集贤殿书院有书八万九千卷，与开元七年（719）相距十二年，其间未闻再有大规模的藏书补充活动。因此，可推测乾元殿在开元七年的藏书校补活动的结果，大约应有八万卷左右。就在东都乾元殿开始校理抄写御书同时，《新唐书·褚无量传》载，玄宗“又诏秘书省、司经局、昭文、崇文二馆更相检雠，采天下遗书以益阙文”。负责人为秘书监马怀索、元行冲等人。仅修撰馆藏书目就动用国子博士尹知章等二十六人，功成终有《群书四录》问世。因此，这一时期第三次藏书补充校理活动，其规模之大，历时之久，历史上堪为盛举。

朝廷补充藏书，尚有另一做法值得称道，即非常重视本朝撰述之著作，凡有文化价值者都诏入秘阁典藏。如颜师古修撰的《匡谬正俗》八卷，身后由其子上表于朝廷，高宗下诏付秘书阁，并赐其子帛五十匹。李延寿撰成的《太宗政典》三十卷，《旧唐书·李延寿传》云：“高宗尝观其所撰《政典》，叹美久之，令藏于秘阁，赐其家帛五十段。”《新唐书·艺文志》所载录的唐人著作至少有二万八千余卷，今依《中国丛书综录》等有关目录工具，尚能见到唐人著述存于世者约有一千一百余种（包含后人辑佚的一百余种）。这些唐人著作如非当时被官府藏书所收藏，仅凭私家传世，恐已不能历经千年而为后人所目睹。(www.xing528.com)

当然，唐官府收集天下异本，也并非什么书均在其列。唐承隋之文化政策，对谶纬一类书籍依然是禁绝的。唐代长孙无忌等修撰的国家法典《唐律疏议》卷九《职制》规定：“诸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谶书、兵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私家不得有，违者徙二年（私习天文者亦同）。其纬、侯及《论语谶》，不在禁限。”“图书”、“谶书”即指河洛之类及符命徵祥之书，《太一》、《雷公式》是占卜吉凶之书，“兵书”，如《太公六韬》、《黄石公三略》即是。《唐律疏议》卷一八《贼盗》又规定：“诸造妖书及妖言者，绞。传用以惑众者，亦如之；其不满众者，流三千里。言理无害者，杖一百。即私有妖书，虽不行用，徙二年；言理无害者，杖六十。”唐代禁书政策写成了法律文本，是唐继承隋代文化制度之深化过程。不过，唐代禁书刑罚，要较隋代宽松一些。对持禁书者处罚不重，但亦绝不放任。此种以德为治，以刑辅之现象反映大唐盛业之特点。任何一朝统治者都是要禁止社会上某种文献的，但是要搞到风声鹤唳、百书皆禁之地步，从历史上看都是损世，绝不会充满活力、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