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官府藏书形成探究

隋代享国仅有三十八年，是中国古代全国统一政权最短命之王朝。然而在开启中古华夏民族文明盛业一端，隋代有着不可忽视的功绩。在藏书事业上的发展，尤具独到之处，不能不使人刮目。隋代国家藏书的形成，率出三源。

首先，隋初国家藏书得之于前代亡国之府藏。隋朝开国之初，禁中所藏御本仅一万五千余卷。牛弘上表明诏购赏集书云：“今御书单本，合一万五千余卷，部帙之间，仍有残缺。比梁之旧目，止有其半。至于阴阳河洛之筒、医方图谱之说，弥复为少。”^[1]《隋书》卷三二《经籍志一》序曰：“后周始基关右，外逼强邻，戎马生郊，日不暇给。保定之始，书止八千，后稍加增，方盈万卷。周武平齐，先封书府。所加旧本，才至五千。”隋代开国初年这一万五千余卷图书的来源，它包含了北周政权自有的万卷，以及北周伐灭北齐而接收的五千卷藏书。当然这一万五千余卷仅是指“御书单本”，未计复本。如果加上复本，估计要多出数倍以上。北周平齐而收的五千卷，是从北齐三万余卷四部图书中挑选出来的。^[2]剩余的二万五千卷，按理都为北周秘阁所藏，因此入隋后当能有所保留。尽管如此，“御书单本”仅一万五千卷，这对于一个国家政权来说还是太少了，仅是江南萧梁故朝三万卷藏书的一半。隋杨是受周禅让，国都没有发生战争大乱，否则此数亦难保存。隋初国家藏书底子甚薄，与西晋以来两百年社会乱离、政权更迭有关。

开皇九年（589），隋朝以极少伤亡轻易攻灭陈朝，晋王杨广悉收陈朝国家藏书。《旧唐书·裴矩传》云：“伐陈之役，领元帅记室。及陈平，晋王广令矩与高颍收陈图籍，归之秘府。”《隋书·经籍志一》序曰：“及平陈已后，经籍渐备。检其所得，多太建时书，纸事不精，书亦拙恶。”隋朝从陈朝接收了多少图书，史载不详。但图书质量颇为低劣，可判定善本鲜寡，数量也不会太多。

其次，从民间广泛征集遗逸之书，是隋初迅速充实国家藏书之重要措施。开皇初年时任秘书监的牛弘是全国范围征书活动的杰出人物。牛弘为安定鹑觚（今甘肃灵台县）人，出身优族，曾仕北周。人隋以后，一直是朝中重臣。开皇，三年（583）牛弘刚任秘书监，就立刻给文帝杨坚上表，请开献书之路。他陈辞恳切，先言图书对国家的教化功用，次又详述历代图书兴亡，归纳出“五厄”之说，然后阐明“经邦立政在于典漠”的道理，最后建议广集天下图书，“不可王府所无，私家乃有”，并提出诏令与奖赏并行的具体操作方法。果然，文帝接受了他的意见。开皇三年（583）三月下诏，献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原本仍归其主。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不及一二年，篇籍稍备。^[3]

据《隋书·刘炫传》载，儒士刘炫曾“伪造书百余卷，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录上送官，取赏而去。后有人讼之，经赦免死，坐除名，归于家，以教授为务”。由此也可窥见当时儒林文土献书的踊跃，甚至伪造书以献。(www.xing528.com)

第三，政府有组织地进行大规模抄书录副，以及民间兴起抄书之风，也是隋初图书总量直线上升之因素。隋文帝笃信佛教，《隋书·经籍志四》载：“开皇元年，高祖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抄书是补充复本的重要手段。《隋书·经籍志一》序云，开皇九年（589）以后，文帝召集天下工书之士，如京兆韦需、南阳杜頵等，“于秘书内补续残缺，为正副二本，藏于宫中，其余以实秘书内、外之阁，凡三万余卷。炀帝即位，秘阁之书，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上品红瑠璃轴，中品绢瑠璃轴，下品漆轴”。为了保证抄书顺利进行，炀帝在秘书省置楷书员二十人，官从第九品，专门负责抄写御书。

隋代国家藏书的建立，先是接承亡朝之遗书；亡朝遗书不足，方求诸民间；为保存完善，以供御览及其他政府机关参考，才又有抄书分储副本之举。国家对藏书事业非到特别重视之程度，难得在不足四十年之时间内有如此连环策略，使藏书事业蓬勃发展，典籍倍受世人崇重，成为中国文化史上光辉之一页。

据《资治通鉴》卷一八二炀帝大业十一年记载，隋炀帝杨广，好读书著述，开皇十年（590）在做扬州总管时，“置王府学士至百人，常令修撰，以至为帝，前后近二十载，修撰未尝暂停；自经术、文章、兵、农、地理、医、卜、释、道乃至簙博鹰狗，皆为新书，无不精洽，共成三十一部，万七千余卷”。炀帝延揽名士，修撰之书就有一万七千余卷，可见其嗜书之欲非同一般。另外，《资治通鉴》卷一八二炀帝大业九年载，炀帝本人善属文，以才学自负，每骄天下之士，尝对侍臣夸口：“天下皆谓朕承籍绪余而有四海，设令朕与士大夫高选，亦当为天子矣。”语虽傲慢，亦见其文人之性颇足。因此，隋帝能对藏书事业给予高度重视，在社会的典籍积累与传播活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