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两代统治者有超乎前人的重书政策，社会的典籍崇拜意识也强于以往。《隋书·牛弘传》载牛弘在隋开皇三年（583）上表明诏购赏集书，痛陈图书五厄史事之时，阐发了图书经籍在治理国家上的重要作用。牛弘认为，以往国家统治者“曷尝不以《诗》、《书》而为教，因礼乐而成功也”。通过经籍、典谟，可继承先王礼制，经纬百官仪范，了解天下地理，掌握黎民实情，在治国之“知”与“智”上达到充分满足。同时传播经典、作范垂法，又可敦民风、厚人情、正习俗，达到教化民众的作用，故牛弘有“经邦立政，在于典谟”、“为国之本，莫此攸先”之说。其表上后，隋文帝当即接受牛弘征集图书建议，下诏广集天下图书，这实际上认可并积极推进了牛弘的建议。
隋代朝廷把图书视为经邦大典，这一观念也贯穿于唐王朝，重书政策依然执行不怠。贞观年间，魏征等人修成《隋书·经籍志》，其篇首序言清楚地表现出统治阶层的重书思想及政策，序云：“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大业崇之，则成钦明之德。匹夫克念，则有王公之重。”
《隋书·经籍志》序言所述，要比牛弘之上表更为系统和深刻。首先，将图书经籍视为世间万物中具有最神妙功能之宝物，“经、纬、正、弘、显仁、藏用”之说，充分肯定了图书的知识、教育作用。(www.xing528.com)
其次，经籍不仅是国家经邦立政之大典，崇之”则成钦明之德”，而且对个人的修身作用也是重要的。“匹夫克念，则有王公之重”，宏观与微观功能都详及了。再者，把四库图书的具体“为治之具”之特征点化出来，言经史以用治国，技艺可以治身，诸子著述是儒经大道之鼓吹，集部文章是政治德化之纹色。这样一个思想高度，前古未有。《隋书·经籍志》出于朝臣之手，实可视之为大唐朝廷重书政策的一份宣言书。百年之后，开元年间毋煚编《古今书录》，其序云：“夫经籍者，开物成务，垂教作程，圣哲之能事，帝王之达典。”[8]可谓点睛之笔，“帝王达典”辞简义赅，精确涵盖了隋唐重书政策之蕴义。
隋唐两代的重书政策，不仅体现在意识形态的鼓吹中，在文化事业建设上也有较多表现。广开献书之路，经营官府藏柠之外，还对图书管理者给予较高社会地位。历届弘文馆、集贤院学士与秘书省秘书监、少监等都是精通学术、儒家思想的朝中官员，有些学士还是朝中重臣。在职务地位上，秘书省负责人秘书监，在隋代曾为二品官阶，后为正三品，入唐以后一般为从三品。在九品官阶制度里，通常一至三品为上品，六至九品为下品。在唐代，《资治通鉴》卷二四八“宣宗大中二年”云：“六品已下，官卑数多，皆吏部注拟；五品以上，则政府制绶。”秘书省中，专职掌理四库书籍的秘书郎，他们是不能参与政事的，品秩尚在从六品上，与两京市令职务级别相等。所以，秘书省职位，一直为朝中重要官职。当然，社会风尚有变，人多趋尚实利之时，秘书省就成为了清水衙门。即便如此，其威信终不可降。唐高祖武德年间（618～626），藏书家李索立颇受高祖货识，《旧唐书·李索立传》言：“高祖令所司夺情授以七品清耍官，所司拟雍州司户参军，高祖曰：'此官耍而不清。’又拟秘书郎，高祖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高祖曰：‘此官清而复要。《太平广记》卷一八七《秘书省》引《两京记》载：“唐初，秘书省唯主写书贮掌勘校而已。自是门可张罗，迥无统摄官属。望虽清雅，而实非要剧。权贵子弟及好利夸侈者率不好此职。言从职不任繁剧者，当改入此省。然其职在图史，非复喧卑。故好学君子厌于趋兢者，亦求为此职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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