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中国出现了继秦汉以来的第二次长达数百年的疆域统一局面。
杨隋、李唐新政权建立后，因朝廷采取了高度的重书政策，开国之初，均努力搜集前朝遗书，广征民间藏本，组织人力抄写典籍等，在短短数年内就使官府藏书日益充盈。其后，又逐步形成了皇室藏书与国家藏书内外分别的格局。皇室藏书处于禁中宫苑，如隋观文殿、唐弘文馆，故又称“内府”或“内库”；国家藏书于秘书省（又称“秘阁”），则位于皇宫之外，如隋唐两代的秘书省皆处在宫外里坊之中。
内府藏书的主要服务对象是皇帝，质量和数量都往往超过秘阁，而且宫中所设藏书处也往往有数处，悉遵皇帝旨意而定。为保障内外藏书不断补充、有序，皇帝经常诏令博学之士从事图书的校理、编目、录副等工作，并建立起了颇为详尽的管理制度。唐代弘文馆、集贤殿书院和史馆，各有其不同的功能，对五代及北宋时期“三馆”制度的定型，发生过重要影响。
隋唐五代官府藏书最兴盛时期是在唐开元年间。开元十九年（731），仅东都洛阳宫内集贤殿书院的御本正书就有八万九千卷，按照经、史、子、集四库分藏。后因唐末战乱累年，东西两京皇城遭到严重破坏，宫室焚荡，长安、洛阳近三百年间形成的官府藏书之中心地位日益瓦解，大量藏书开始散落民间。五代十国时期，江南一带战事少于北方，当地的社会生活相对稳定，交通发达，物产丰饶，偏安王朝的官府藏书数量迅速增长。
私家藏书在隋唐时期一直以长安、洛阳两地为中心，这与长安、洛阳系当时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大有关系。唐末长安城毁，五代历时五十余年间，当地竟无一藏书家。而长江流域列国分立，各守一地，加之北方衣冠世家纷纷避乱南下，故藏书家日见增多，逐渐超过了北方。从隋唐五代的藏书家身份来看，官府藏书机构职员、皇室宗亲及诸王、诸州刺史等是当时私家藏书的主体。此外，还有一批文人、学士、书生、僧人、道士等也拥有一部分藏书。
当时的私家藏书致用方式也各异，有借以读书人仕者，有借以保持家风不坠者，也有藏书以自娱、读书而明志者。唐代，众多藏书家酷嗜收藏书画作品，这种风格与历朝皇帝之雅尚、社会之普遍重视及书画艺术异常繁荣诸原因有密切关系。一些著名的藏书家，如隋唐时期的吴兢、韦述、苏弁、李泌、刘伯刍、王涯、李磎，五代时的田弘正、王都等，皆有数万卷藏书，有的收藏内容极为丰富，有的数量可侔秘阁，有的校雠精审，还有的专起书楼以供四方学士博览。这时期，藏书规模及其质量逾于往朝历代。
佛寺、道观藏书在隋唐五代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一方面由于这一时期佛、道两教写经数量成倍增长，一方面也因该时期佛道大藏经体系已臻完善。佛道两教经本在官府藏书机构中颇受重视，多设专藏，以与普通图书相别。如隋宫中内道场集佛道经本二千三百余部、七千四百余卷，唐秘阁中在四库之外又有佛道经本二千五百余部、九千五百余卷。在规模较大的寺院、宫观里，也都专设有经本收藏处所。如佛教的大兴善寺、大慈恩寺、西明寺、东林寺，道教的玄都观、吴天观、太清宫、桐柏宫等等。敦煌地区有许多寺观也富有藏书。有的寺院还专在所藏经本上加盖专门的藏书印章，如“净土寺藏经”、“三界寺藏经”等，此为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藏书印记。
佛道寺观藏书制度的确立与成熟是在唐代。其一，各寺院设立“经藏”已成定制，或阁、或堂、或院、或楼，“经藏”一词已成藏书处所的专称。其二，寺观经藏之管理已有章法，经本之抄写、分类、排架、借阅等，一般都有严格制度。寺观藏书在写经风行的年代可为写经提供底本，也是僧道人士接受教育、潜心学习之凭借，有的高僧大德还利用经藏从事研究，编书撰著，为学术文化之延续作出了重大贡献。(www.xing528.com)
随着唐代书院的起源，书院藏书也开始兴起，为日后书院藏书事业的发展及其特色的形成、制度的成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隋唐五代时期，书籍的主要形态还是卷轴形制。韩愈《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云：“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悬牙签，新若手未触。”[1]一般藏书处所往往以十卷为一帙皮置，如唐代长安西明寺经藏就是如此。另外，为表示皮藏内容之不同，有些图书专用不同质地或颜色的轴、带、签加以区别，如《唐六典》卷九载集贤殿藏书皆以益州麻纸写成：“经库书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钿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库书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书绿牙轴、朱带、白牙签。”隋唐时期佛教写经盛行，甚至形成“写经生”这样的专门职业。
自有文字和书籍以来，文人学士为有书可读，有本可藏，长期借助于手工抄录方式。露抄雪纂，艰辛可知，得书颇为不易。大致到了9世纪中期，雕版印刷术已经流行，印书的地点，除两京外，以长江流域为盛；雕印的对象有历书、医书、字书和道传、佛书等，印数也很大，江西印《刘印传》多达数千本，西川可以雕印有三十卷之多的《玉篇》。宿白认为，当时雕印的质量，“可以现存咸通九年《金刚经》为例，字体清晰、整齐，卷前还附有布局复杂、刻印精美的《释迦给孤独园说法》版画，反映了当时雕版印刷的高水平”[2]。雕版印刷术在五代时期已被广泛用来印制儒家经典，以及子书、史著等。雕版印刷术的普及，不仅降低了图书生产的成本，使图书生产周期大为缩短，加快了文化学术作品的传播速度和数量，同时也促进了当时和以后藏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不过，雕版印刷初行阶段，印刷出的图书仍以卷轴式为主，直至宋代才逐渐改进为册页式。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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