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至东晋开始复兴,井逐渐在统治者中间传播开来,经过以陆修静、陶弘景为代表的道教徒的改造,最终在南朝确立了官方宗教地位。
东晋的一些皇帝、王公贵族,在崇信佛教的同时,又信奉道教,以求变神成仙,得道升天,长生不死。为了迎合他们的需要,得到他们的支持,东晋道教复兴以后,需要有大批新的经典,传播其教义,于是一些有文化的道教徒,趁此时机,制作了大量的道书,其制作道书的主要方法是,抄袭或改造前代道家、医方著作、谶纬符图等,以及从佛经中引进内容,作为东晋道经制作的主要思想材料。这样一来,道书蜂出,连篇累牍,其中以《三皇经》、《灵宝经》、《上清经》三组道经最重要,此即道教所谓的“三洞真经”。这些道书的出现,遂使道书目录随之产生。
按照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所讲,道书目录应以葛洪《抱朴子·遐览篇》为最早。《遐览篇》约成于两晋之间,著录道书约六百七十卷,另符五百数十卷,合计约一千二百卷。其“首述郑隐得见异书之经过,次则列举异书名目及其卷数。虽未明白分类,及未尽标著者姓名,而隐约可辨其类别……道书目录及分类之早,宜莫过于是矣”[8]。
南方四朝政府,基本上都实行佛道兼存并扶的政策,使道教有了很大的发展,道教经籍日益增多。但是,从整体上看,它不如佛教发展得快,也不如佛教地位高。
南朝道经,至刘宋明帝泰始(465〜471)年间,已达一千二百二十八卷,而且种类繁多,自成体系。以后,仍有道士不断制造道书,萧梁时期的道土陶弘景最具代表,他一边遍访江东名山,搜求道书,一边自己编撰,他所编的与道教有关的著作,约有五十种。还有些奉道之士,在传抄道经过程中,伪造窜益,孳生很多,遂便已有道经增篇扩卷,日渐增加。
刘宋时期,不仅诞生了分类体系完备的道经专门目录,而且道书在综合目录中也开始人收,这一方面说明道书已为数很多,另一方面也证明道书不再秘密流传,而与儒经、佛典一样,堂而皇之地散播。此时,对道经进行搜集、整理、分类、编目,贡献最大者当属陆修静(406〜477)。陆修静字元德,吴兴东迁(今浙江吴兴)人。他是南朝前期著名的道士,对江南道教改革做了大量的工作,在中国道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也是整理、分类、编目道经的第一人。
东晋后期大批新道经的问世,确为宣传道教起了很大的作用。(www.xing528.com)
但是,在这些道书流传过程中,由于一些道士的伪造滥传,遂使这些新出的道经篇卷孳乳,真伪混淆,源流不明,这显然不利于道教的发展。为了辨别真伪,考镜源流,分门别类,陆修静开始了全面整理道经的工作。刘宋明帝泰始三年(467),他从庐山入京城,在政府的支持下,校理道经,经过五年的艰辛工作,于泰始七年(471),完成整理任务,奉敕编成《三洞经书目录》,献给朝廷。这部道经目录共著录道经并药方、符图等,总一千二百二十八卷。他首创道经分类法,采用“三洞四辅十二类”的分类体系,即将道书分为三洞(洞真、洞玄、洞神)、四辅(太玄、太平、太清、正一)七大部类,其中三洞各部又分为十二小类。这一分类体系,客观地反映了早期道经传世的情况,在道教史上影响深远。
比陆修静稍晚的王俭,在编综合目录《七志》时,也收录了道书,《隋书》卷三二《经籍志》记述颇详:
俭又别撰《七志》:一日经典志,纪六艺、小学、史记、杂传;二日诸子志,纪今古诸子;三日文翰志,纪诗赋;四日军书志,纪兵书;五日阴阳志,纪阴阳图纬;六日术艺志,纪方技;七日图谱志,纪地域及国书。其道、佛附见,合九条。
佛、道图书在综合目录书中并排序列,表明当时道经与佛经并驾齐驱,已有相互抗衡之势。
陆修静编出《三洞经书目录》之后,道经目录仍不断被编制出来,萧梁有孟法师的《玉纬七部书目》、陶弘景的《陶隐居经目》、金明七真的《三洞科戒法次仪经目》等,另外梁阮孝绪所编综合目录《七录》,也收录了道经,共一千一百三十八卷。
道教的官方化,道书的孳生繁衍,使宫观藏书开始出现,宫观最初称做道馆,它是道教徒举行宗教活动的场所,也是出家道士集体生活的地方,道馆是从天师道的道治或静室发展来的。张陵在巴蜀创建天师道时,设有道治和静室,是原始道场,多为茅屋,非常简陋,道教徒们在此致诚请祷,未见有皮藏道经的记载。东晋时期,一些神仙道土,采药服食,探名山,访洞穴,寻仙馆,因此出现了最早的道教馆舍,这些馆舍,已是不错的房屋。《晋书》卷八。《许迈传》载:东晋许迈”立精舍于悬霤,而往来茅岭之洞室,放绝世务,以寻仙馆”。之后的陆修静在庐山构筑简寂馆,馆中有众多门徒随之修道,这已初具后世道观的规模。陆修静到京师后,宋明帝为他建崇虚馆,是已知最早的封建王朝为道土建筑的道馆。南朝齐、梁、陈三代,道馆的兴建越来越多,遍及江南各名山大都,这些道馆规模虽有大小,但其构造大多为宫殿式,内有藏经楼,专贮道藏,为出家道土所用。隋唐以后,道馆统称为观,大的道观称作宫。宫观藏书自晋宋始,一直沿袭到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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