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与西晋时期的佛典与寺院藏书研究

魏晋以后，佛教在中国有了很大发展，主要表现在印度和西域僧人蜂拥中国，广泛传教，大量译经，中国信佛者和出家人成倍增长，全国各地广建寺院，汉族政府设立僧官制度，置专地皮藏佛籍，佛典目录开始产生，等等。

三国时期，佛教在魏、吴两国有所传播。曹操、曹丕可能不信佛，到魏明帝统治时期，情况有所变化。据《魏书》卷——四《释老志》载：“魏明帝曾欲坏宫西佛图。外国沙门乃金盘盛水，置于殿前，以佛舍利投之于水，乃有五色光起，于是帝叹曰：'自非灵异，安得尔乎？'遂徙于道东，为作周阁百间。”此后，在齐王曹芳嘉平二年（250），中印度僧人县柯迦罗，于洛阳白马寺译经，四年（252），又有印度僧人康僧铠在白马寺译经；高贵乡公正元元年（254），安息僧人昙无谛也在此译经。说明曹魏后期，佛教有所发展。此时，北方有多少寺院，不得而知。曹魏共译佛经十二部十八卷。

江东孙权，与曹魏不同，一开始对佛教就采取宽容和尊重态度，因此，许多僧人奔赴东吴，如安世高、支谦、康僧会等。孙权授康僧会为博士，使其辅导太子。赤乌十年（247），孙权为康僧会建寺礼佛，让他译经传教，因为这是在江南造的第一座寺院，故称“建初寺”，这是江南有佛寺之始。从这开始，佛教便在江南传播开来。吴景帝孙休时，孙綝一度掌权，他“侮慢民神，遂烧大桥头伍子胥庙，又坏浮图祠，斩道人”^[1]。佛教在吴一时受挫。吴国末年，孙皓即位，初也排佛，后因疾病，方信因果报应，遂存奉佛道，佛教在江南才又有所发展。

到吴译经者有维祇难、竺将炎、支谦、康僧会、支疆梁接等，其中支谦、康僧会二人译经较多，在南方有一定影响。孙吴时期，共译佛经一百八十九部四百十七卷。

三国时，中国有两个佛教中心，北为洛阳，南为建业（今江苏南京），有多少佛经，史载阙如，共译佛经二百零一部四百三十五卷。当时，汉人尚无出家为僧者，缘于政府不许，著作郎王度上石虎奏章说：“汉代初传其道，惟听西域人得立寺都笆，以奉其神，汉人皆不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2]。可见在寺院诵经者，都是西域、天竺僧人，寺院中肯定藏有佛经，不过数量很少。

佛教在西晋前期发展不大，这是因为此时仍以译经为主。晋武帝司马炎对佛教态度是任其自然，但不扶植。后期惠帝信佛，在洛阳建寺院，供养百僧，愍帝在长安继续建寺院，芥僧洋经。当时，江北洛阳、长安为佛教传播两大中心，这两处共有佛寺一百八十所，僧尼三千七百人。西晋译经大师有竺法护、竺叔兰、法立、法炬，支法度、无罗叉，聂承远、聂道真等人，共译佛经三百三十三部五百九十卷。这些寺院，有的是佛经译场。研究寺院藏书问题，应该从这时开始。(www.xing528.com)

寺院在中国一出现，可能就开始藏经。汉末三国时期，统治者虽信佛，但那时把佛教看成道术中的一种，进行祭祀，根本不明其奥理，加之儒经的地位，所以对佛经并不很重视，佛经只有寺院中的僧人诵读。随着寺院的增多，佛经的陆续译出，寺院藏书也就渐成规模“当时的书籍，都是用手抄成的，一旦拥有一部书，是非常珍爱的。那时，不是所有僧侣都能译经，佛经译出后，靠不同寺院中僧人往来传抄，从而使寺院藏书日益增多。西晋后期，仅洛阳、长安就有这么多的寺院，全国会更多一些，如果每个寺院都设有藏经阁，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所以我们说，研究寺院藏书应该从这时开始。

关于各寺院藏书数量，文献记载不详，我们无法得知。因此，在下面的叙述中，我们只能根据文献记录，讲明某时期有多少寺院，多少僧尼，把每个寺院看成是一个藏书处所，僧尼当作读者。这样，较易理解寺院藏书的特点和意义。

西晋寺院与经藏，因为已有规模，所以引起目录家的重视，不仅在荀助所编的国家目录《中经新簿》中有反应，而且还诞生了专门收录佛典的书目《众经目录》。

《众经目录》为竺法护所编，此书久佚，从后世记载的只言片语中，可略知其貌。此为一部简单的佛典登录簿，以记录译经为主，按译出经的先后排列，间有译者、译地。尽管如此简单，但它反应了这样一个事实：佛典在群籍中为数不少，已可单独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