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书籍的制作基本由竹木简牍和缣帛书籍过渡到物廉质轻的纸抄本。这不仅促进了私家藏书的大发展，并使藏书家群体的构成和社会藏书风尚也为之一变。藏书已非贵族高官的专利，贫寒之家也可藏书。如晋代的皇甫谧。“居贫，躬自稼嵇，带经而农，遂博综典籍百家之言。……以著书为务”[19]。北魏的宋繇，生而丧父，五岁丧母，衔胆自厉，博通经史，积书至数千卷[20]。还有南齐的沈驎土，“家贫，织帘诵书，口手不息……‘怀书而耕，白首无倦’”[21]，有书数千卷。梁代袁峻同样出身贫寒，但笃志好学，辛勤抄书，“自课日五十纸”。
从社会观念上看，当时爱藏书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不少人爱藏书胜于爱财富和荣誉，像王县首和楮渊，家有先世遗书，兄弟分家时，都放弃其他财产，只要图书。又如晋代应詹、北齐辛术、北周唐瑾等人，攻伐破城，金宝满目，都不动心，惟大收图籍，都成了藏书家。还有北魏的李顺，也是“及克统万，世祖赐诸将珍宝杂物，顺固辞，惟取书数千卷”[22]。
中国历史上许多爱书勤学的故事，像“囊萤”、“映雪”以及“书癖”、“书橱”、“书窟”之典，亦源出于此时。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治家》篇中说：“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爱护典籍被看作是社会公德的行为准则之一。
再从藏书思想上来考察，魏晋南北朝的藏书家，除个别人比较保守外，大多数都很开明，能做到供人借抄，与人共读，甚而无私地捐赠给善读者。图书得到了广泛交流使用，对培养人才起了明显的作用。像《晋书·儒林传》记范平“家世好学，有书七千余卷，远近来读者恒有百余人，（其孙）蔚为办衣食”。又据《南齐书·文学传》记载：崔慰祖”聚书至万卷，邻里年少好事者来从假借，日数十帙，慰祖亲自取与，未尝为辞”。还有《北史》卷八二《儒林传下》记：“武强交津桥刘智海家，索多坟籍，焯就之读书，向经十载……遂以儒学知名。”像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南齐人张率尽读陆少元家书。北魏人李彪抄浦于高间家，甄琛又抄书于李彪家。北齐人刘昼披览于宋世良家。他们的成才都仰仗于藏书家的无私借读。
在蔡邕无私地峭书给王粲的高尚精神的感召下，南北朝也有数宗这样的赠书故事，如沈约曾赠书与王筠，刘显曾赠书与孔奂，而蔡大宝又得徐勉家藏书。(www.xing528.com)
魏晋南北朝的藏书家在藏用结合、推动学术研究和文化发展上也有明显的成效，这表现为此时图书的编著比过去大为增多。以史学为例，魏晋两代私家写史成风。魏史私作，除陈寿《三国志》外，尚有郭颁《魏晋世语》、孔衍《汉魏春秋》、《魏尚书》、王隐《蜀记》、环济《吴记》、阴游《魏记》、孙盛《魏氏春秋》等七利、晋史更多有十几种。
南北朝的藏书家，还利用私藏编纂了巨编大著。像南齐藏书家萧子良“集学土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23]。而梁代的藏书家萧秀也“招学土平原刘孝标使撰《类苑》，书未及毕而已行于世”[24]。梁昭明太子萧统”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为《文章英华》二十卷、《文选》三十卷”[25]。特别是《文选》一书，这是一部推重文华、精选流别、在中国文学史上深有影响、基本概括了唐以前诗文精华的文学选集，成为百千年来土人必读的文学范本，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
除上述类书、选集外，这一时期其他藏书家颇有影响的撰著。还有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张华的《博物志》、葛洪的《抱朴子》、沈约的《晋书》、《宋书》、王僧孺的《十八州谱》、阮孝绪的《七录》、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等。
另外，像常璩的《华阳国志》、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郦道元的《水经注》、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等学术名著也都产生于此时，毫无疑义，这都是得益于这一时期公私藏书活动的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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