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家藏书发展研究

魏晋南北朝无论藏书家人数和藏书数量都比汉代大有增加。从这一时期私家藏书的总体发展情况来看，魏和西晋藏书家还主要出自北方地区。当时最著名的藏书家是王粲和张华。王粲得蔡邕赠书数车，张华藏书已达三十乘。

自东晋政权南迁，一部分土人携带了书籍流向江南。如玄学家张湛的祖父，在永嘉之乱南渡时，就曾挑选了王粲、王弼家族藏书中的稀有之本，携带过江。后来从中发现了《列子》，由张湛作注，刊行于世。此外，殷允、张尚文、都俭之、桓石秀等也都是晋室南渡后的藏书家。同时，江南的社会政治局面比较稳定，经济文化得到了迅速发展。到萧梁时期，藏书家已多达二十七人，万卷以上的藏书家频频出现。像任昉、王僧孺、张缅都收藏万余卷；沈约、萧纶、张绩达二万卷；萧统、萧励有书三万卷，而萧绎更以元帝之尊，“自聚书来四十年，得书八万卷”^[1]。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图书事业中还出现两种人，即以抄书和贩卖图书为营生的专业人员——“佣书”和“书贩”。据《三国志·吴书·阚泽传》记载：“阚泽，字德润，会稽山阴人也。家世农夫，至泽好学，居贫无资，尝为人佣书，以供纸笔。所写既毕，诵读亦遍。追师论讲，究览群籍，兼通历数，由是显名。”卒由佣书而成为学者。又，《魏书·崔亮传》载，崔亮“家贫，佣书自业”；《梁书·沈崇傃传》载其六岁丧父，“及长，佣书以养母”。梁代王僧孺亦“家贫，常佣书以养母”。^[2]。

由“佣书”而发展出有人将抄成之书，集中起来贩卖于市，又出现了“书贩”。据《梁书·傅昭传》曰：“昭六岁而孤……卜一，随外祖于朱雀航（今南京）卖历日。”“佣书”和“书贩”作为一种职业的出现，对中国的藏书史来说，有重大意义，它无疑使人能更便捷地积聚图书，大大加速私家藏书的发展规模。

魏晋南北朝时期藏书家聚书的手段，主要是靠自己或佣人抄录。有不少人一生抄书，非常勤苦，像沈驎士“遭火，烧书数千卷，骑士年过八十，耳目犹聪［明］，手以反故抄写，灯下细书，.复成二三千卷，满数十箧”^[3]。袁峻“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止”^[4]。李彪“好学不倦于悦家手抄口诵，不暇寝食”^[5]。王筠“少好抄书，老而弥笃……躬自抄录，大小百余卷”^[6]。穆士儒“求天下书，逢即写录，所得万余卷”^[7]。郎基博览坟典，无所营求，“惟颇令写书”^[8]。

除抄录外，继承前世旧藏，接受赐书或赠书也是这一时期积书的一个重要途径。如王昙首和褚渊，先世都有藏书。王昙首兄弟分家时，推财于兄弟，惟取图书而已。陆少元也继承其父陆澄遗书万余卷。沈约之祖沈亮得“赐书二千卷”^[9]。江总“家传赐书数千卷”^[10]。柳世隆”上给二千卷”^[11]。还有的大批得自朋友的赠书，如王筠得到沈约的赠书、^[12]孔奂得到刘显的赠书、^[13]蔡大宝得徐勉赠书^[14]等。(www.xing528.com)

还有个别藏书家的聚书来自战争中的胜利品。如杜预平江南，得书派车送回其家，嘱子“别置一宅中，勿复以借人”^[15]。应詹“寻与陶侃破杜弢于长沙，贼中金宝溢目，詹一无所取，唯收图书”^[16]。辛术”及定淮南，凡诸资物一毫无犯，唯大收典籍，多是宋、齐、梁时佳本，鸠集万余卷；并顾、陆之徒名画，二王已下法书，数亦不少，供不上王府，唯入私门”^[17]。

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有了私家藏书目录。据《梁书·任昉传》载：“昉卒后，高祖使学士贺纵共沈约勘其书目，官所无者，就昉家取之。”这是中国私家藏书史上最早提及的私人藏书目录。葛洪在《西京杂记》序中记：“后洪家遭火，书籍都尽。此两卷在洪巾箱中，常以自随。”梁元帝《金楼子·聚书篇》也说：“又聚得细书《周易》、《尚书》、《周官》、《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各一部。……合六百三十四卷，悉在一巾箱中，书极精细。”又，《南史·衡阳元王钧传》亦记：“钧常手自细书写《五经》，部为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备遗忘。”这大概是最早的精抄书。

这一时期书籍的收藏放置，多用筐箧或书架。如《晋书·张华传》记：“惟有文史，溢于机箧。”《南史·刘苞传》：“手自编辑，箧箧盈满。”《北齐书·杨憎传》记：“架筐之中，唯有书数千卷。”又，《洛阳伽蓝记》卷一《永宁寺》记常景藏书“惟有经史，盈车满架”。

由于这一时期私家藏书数量增多，因此有些藏书家的居室已难以容下所聚之书，所以开始出现了专门用以藏书的书室。如杜嘱于“别置一宅”。北魏的平恒则“别构精庐，并置经籍于其中”^[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