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时期官府藏书的整理与编目

两晋对其官藏图书多次组织人力进行整理，现按先后次序，分述于下。

1.荀勖典校秘书

荀勖字公曾，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历仕魏、晋两朝，在文学、音乐、目录学等方面都有较高造诣。晋武帝泰始十年（274），荀勖以秘书监身份，”与中书令张华依刘向《别录》，整理记籍”^[43]。

这次整理官藏的规模很大。荀勖自称：“臣掌著作，又知秘书，今复校错误，十万余卷书不可仓卒；复兼他职，必有废顿。"^[44]这是西晋首次整理官藏的情况。

2.汲冢竹书的出土与整理

晋武帝咸宁五年（279），汲郡人不准盗掘了战国魏襄王之墓。朝廷发现后，收回了部分随葬品，其中有大批散乱的先秦古简竹书，装了数十车方运到洛阳。这批竹简约有十余万字，均用六国古文字书写。竹书出土时就已不完整，一则年深日久，编丝朽断；二则盗墓者不仅扰乱了简策的次序，而且点燃竹简，当作火把使用。

太康二年（281），西晋政府下令整理这批竹书，至永康元年（300）结束，前后约二十年，分为三期：第一期自武帝太康二年至太康九年，为荀勖、和峤分编时期；第二期自惠帝永平元年（291）至卫恒卒止，为卫恒考正时期；第三期自惠帝元康六年（296）至永康元年，为束皙考正写定时期。整理的程序，包括编排次序、校雠考订、缮写定本，最后撰写叙录，全仿刘向父子校书方法。值得赞扬的是编校者们的认真态度，他们十分忠实原书，校雠时采用相当于原简长度的黄纸，抄写竹简上的文字，这样做容易发现和改正错简，对残简也可以大致算出缺漏的字数，用□□代替为了辨认这些古文字，他们把简文与正始三体石经核对，用晋代通行的隶书文字，抄写成定本。经荀勖、和峤等人整理的汲冢竹书，计有十六种七十五篇。竹书整理后，晋政府“以为《中经》，列在秘书”^[45]。先后参加整理工作的有荀勖、和峤、挚虞、卫恒、束皙等人，他们都是当时著名学者，为保存我国古代典籍做出了贡献。

西晋整理官藏以后，编制了一部新的国家藏书目录——《中经新簿》，亦称《晋中经簿》。《中经新簿》正文十四卷，另附佛经二卷，将书籍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分别代表着经、子、史、集，共著录图书一千八百八十五部，二万零九百三十五卷。《隋书·经籍志总序》对各部所收的图书内容和体制做了具体说明：“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日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日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日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录题及言，盛以缥囊，书用细索。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46](www.xing528.com)

荀勖《中经新簿》是对西晋官府藏书的一次总结，虽依《中经》而作，但有所创新，较好地反映了自《七略》成书以来图书事业的发展情况。《中经新簿》创新之处有三：（1）完善了四部分类法。（2）佛教典籍首次在目录书中占一席之地。（3）重视图书的装帧，所谓“盛以缥囊，书以缃素”，就是用浅黄色丝织品书写，然后把书卷收藏在青白色的丝袋之中。

东晋官府藏书虽少于西晋，但东晋政府也曾组织人力两次整理官府藏书，并编制了国家目录。

1.李充典校秘书

李充字弘度，江夏（今湖北安陆）人，是东晋的著名学者。他主持整理官藏大约在晋穆帝（345〜361）时。据《晋书·李充传》载：“于时典籍混乱，充删除烦重，以类相从，分作四部，甚有条贯，秘阁以为永制。”他整理官藏后所编的《晋元帝四部目录》，尽管沿袭《中经新簿》，分甲、乙、丙、丁四部，但却改变了荀勖乙为子、丙为史的次序，而以经史子集为序。李充的这一四部分类法一直为后世所沿用，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图书编目的主要分类法，所谓“自尔因循，无所变革”^[47]，正说明它在目录事业发展上的贡献。

2.徐广典校秘书

徐广字野民，东莞姑幕（今山东诸城西北）人。学识渊博，“百家数术无不研览”，曾著《晋纪》四十六卷。孝武帝时任秘书郎，“典校秘书省。增置省职，转员外散骑侍郎，仍领校书”^[48]。《晋书》没有记载徐广主持这次校书后是否编目。

概而言之，两晋在整理官藏中取得了不少成果，荀勖、和峤、束皙、李充、徐广等人，在校理官藏和编目工作中做出了各自的贡献。两晋的图书整理与编目，对官府藏书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