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期的官制较西汉时的官制有较大变化。东汉不设御史大夫，而以御史中丞为御史之长，因御史居殿中兰台，后世便称御史为“御史台”，或称“兰台”。《文献通考》说：“石室、兰台，弥以充积，又于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班固、傅毅等典掌焉。”[38]又说，后汉“于兰台置令史十八人”[39]。这些记载都说明，自西汉至东汉，兰台都是官府在宫内储藏图书的重要处所。
西汉时以御史中丞掌管图书，东汉初期，则以兰台令史掌管图书。据《文献通考》记载，东汉中期“马融为秘书郎，诣东观，典校书”[40]，而《后汉书》也说马融典校秘书[41]。可见东汉的初、中期，官府藏书的司掌官员尚无定制。
东汉后期的植帝之世，司掌图书秘籍的官员才初有定制，《文献通考·职官考十·秘书监》说：“后汉图书在东观，桓帝延黑二年，始置秘书监一人，掌典图书、古今文字，考合同异。”又《初学记》按：“秘书监，后汉桓帝置也。掌图书秘记，故日秘书。“[42]这里所说的“秘书”，就是因为图书集中于皇室，尤其东汉崇尚谶讳，有秘藏之意。后世各代官府图书机构多受东汉这一设置的影响，一股都将司学图书业务的官员，称为秘书监、秘书郎、秘书丞、秘书令，相沿不改。东汉末期“献帝置秘书令……魏文分秘书立中书……而秘书改令为监，别掌文籍”[43]。
东汉官府藏书机构较西汉时期没有重大发展的原因，大概有两个：一方面东汉自章帝以后，多是皇后执政，到和帝以后又不断出现宦官和外戚交替专权，造成了东汉政局不稳，在客观上使得官府藏书事业的发展缺乏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当然也影响了藏书机构的进一步健全；另一方面，由于东汉统治者不仅崇尚儒学，且崇拜诚讳之学，伪托神灵预言作为一种重要的统治工具，必然造成迷信与神学泛滥，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学术事业难以走向繁荣，从而限制了东汉官府藏书事业的发展。
东汉官府藏书处所，可从三个方面进行考究：一是它的处所名称及其设立时间；二是它的类型及其特点；三是它的设置及其建筑特征。
据《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光武迁还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两。”又据《隋书·经籍志一》记载：“光武中兴，笃好文雅，明、章继轨，尤重经术。四方鸿生巨儒，负表自远而至者，不可胜算，石室、兰台弥以充积。又于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证明石室、兰台两处藏书所建于光武之世，用以储藏由那（河北柏乡）运来的图书。
明帝、章帝之世，又建东观及仁寿阁，用于储藏新搜集的图书。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五。《东观汉记》条称：“东汉初，著述在兰台；至章、和以后，图籍盛于东观。”辟雍之名，则先秦就有此称。《礼记·王制》有“大学在郊，天子日辟雍”之说，可证明辟雍是天子设立的大学。光武之世曾着手建立太学，设博士，传诸经。明帝时各地学校纷纷建立。班固在《东都赋》中说：“四海之内，学校如林。”由此可知，辟雍当建于光武至明帝期间，实是东汉最高学府的藏书之所。宣明，据《三轴黄图》记载是“汉宫殿名，在未央宫东”，建于何时，史无记载。鸿都，据《明会要·学校下》说：“自古藏书不一所，汉有东观、兰台、鸿都。”而《后汉书·灵帝纪》有“光和元年始置鸿都门学生”之语，可知鸿都当建于桓帝至灵帝期间。至于东汉时的金匮，已被作为专藏皇室档案之所。《后汉书·皇后纪》说：“太后崩……葬恭北陵，为策书金匮，藏于世祖庙。”
光武年间，以搜集图书充实库藏书为主，故兰台、石室都具有综合性普通藏书处所的特征。明帝之世曾遣使天竺，求得佛经（四十二章）等物，“其经缄于兰台、石室”。可知此两处藏所又收藏佛经。而《通志·职官四》所载的“后汉东观，皆藏书之室，亦著述之所，文学之士使雠校于其中”，表明东观是具有学术研究性的专业藏书处，并以著述、校雠为其业务特征。事实上东观在东汉时已成为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学术研究活动中心，对于当时和后世皆有深远影响。辟雍则是天子所设大学的藏书之所，它以提供经学及图谶为主，具有为育材而备的特征。鸿都则近似东观，有为著述服务的特征。至于仁寿阁和宣明两处藏所，因史无详载，尚难知其类型和特点。
虽说东汉时的生产技术水平较西汉有较大的发展和提高，但在图书典藏方面却无显著变化，仍然维持在西汉时期的水平上。王充在《论衡·别通篇》中说：“夫富人不如儒生，儒生不如通人，通人积文十箧以上。”又据《后汉书·陆机传》汜载，东汉官府藏书仍以“藏之箧笥”为主。《后汉书·刘盆子传》记有“札置笥中“，注云：“札，简。笥，箧。”这说明札就是简，笥就是箧。文字有变，其义仍同，足证东汉官府藏书仍是用“箧”。
东汉官府藏书的利用，主要表现为三种类型：一是朝廷派遣学者，置身东观，直接索取库藏资料，就地撰述国史，所写的书，称为官著，如《汉书》、《东观汉记》之类；二是有志著述的博达之士，通过各种渠道索取库藏图书，各记旧闻，抒发己见，所写的书，称为私著，如《风俗通义》、《论衡》之类便是；三是史官失其常守，学者愍其废绝，故直入朝廷藏书府，博采广览，抄报旧闻，自成一书，以备保存，所写的书，亦为私著，如《吴越春秋》、《越绝书》之类。(www.xing528.com)
试先以《汉书》为例。班固在东汉明帝时担任兰台令史，一方面在兰台典校图书，另一方面编著国史。他撰写《汉书》的基本资料来源，主要采集于库藏的《史记》。宋人郑樵甚至说，《汉书》之“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尽窃迁书”。其实《汉书》是增补了许多内容的，如增张寿、李陵等人之传，补录贾谊《治安策》、公孙弘《贤良策》、刘歆《七略》等，这些重耍史料皆为《史记》所不备，必须从官藏的有关图书资料中加以索取，这就看出官府藏书对学者的利用价值了。
次以《风俗通义》为例。这部书为东汉汝南人应劭所著，内容涉及各种祭祀的起源与风俗，丘、陵、湖、陂等名称的来源，古史、礼典、山泽的起源。这种考论史实渊源的著作，必备大量的图书资料方能成书，而这些图书资料惟有通过各种途径，从官府藏书库中加以索取才能完备。
最后以《吴越春秋》为例。是书为东汉会稽人赵哗所撰，专记春秋末期吴、越两国的史实，特别注重于吴越争霸史的叙述，系主要抄撮古史而成，即把先秦时吴越两国的史事加以集中抄录，并编录民间传闻异说成书。编写这样的著作，如果不通过调阅储藏丰富的官府藏书，是不可能完成的。
东汉末期，宦官专权，政治腐败不堪。董卓入京以后，杀宦官，废少帝，立献帝，自为相国，一再侵犯豪族，因此引起各地官僚联合起兵讨伐。董卓感到势单力孤以后，便挟持献帝离开洛阳，迁都西安，临行前把洛阳毁为废墟，由于“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出腺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载七十余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矣。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44]。这是东汉官府藏书所遭受的一次大厄。
东汉官府藏书，在管理方法上基本沿袭西汉，在图书分类方面也无新的发展和创造。但在图书目录方面，却有三点值得总结：
一是班固在担任兰台令史时，在校理官藏图书的同时撰述史著。他在编著《汉书》的过程中，能吸收管理官府藏书的经验，并将西汉刘歆所写的《七略》加以删减而编入《汉书》为艺文之志，从而开创了正史艺文志的先河，其体制为后世史家所继承。
二是东汉管理官府藏书的官员，在编制图书目录的过程中，总结实践经验创立了目录互著之法。这是东汉管理官府藏书的官员的一大创造。目录互著之法，我们可从《汉书·艺文志》中得以窥见，这种方法，对后世历代公、私藏书编纂书目工作影响较大。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互著第三》中对此给予高度评价，他说：“至理有互通、书有两用者，未尝不兼收并载；初不以重复为嫌，其于甲乙部次之下，但加互注，以便稽检而已”；如果为“避重复而不载，则一书本有两用而仅登一录，于本书之体既有所不全。一家本有是书而缺而不载，于一家之学亦有所不备矣”。就是说，图书目录中出现一书两载是因为一书有两用之处，可以互相借鉴，否则就易致读者采集资料不全、索取所用不备之弊。
应当指出，采用目录互著方法，对于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的读者至为重要，否则，不但严重影响读者的求书究学之效，而且也必然严重限制了藏书作用的发挥。所以说，东汉时期创立的目录互著方法，当是我国藏书史上发挥藏书作用，服务于读者的一个较为突出的贡献。
三是东汉时期出现了专科目录。官府藏书中的大量佛经已列出了它的名目，这些佛经名目就是佛经目录。这种目录具有专科性质，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专科目录”。可能当时这种目录较为简陋，仅限于内部使用，尚未形成正式的书籍流传。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