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官府藏书的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光武帝至章帝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以搜集图书为主；自和帝至灵帝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以整理图书为主；自少帝至董卓乱政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是东汉官府藏书由停滞发展直至惨遭破坏的阶段，此后，东汉所藏的图书秘籍，以焚毁殆尽而告终。
东汉官府藏书的来源有两个：第一个渠道是“光武中兴，爱好经术……采求阙文，补缀漏逸”；第二个渠道是网罗封建文人“抱负坟策，云会京师”[27]，即网罗各地儒生，让其将各自收藏的图书通过补缀传抄来充实库藏之书，从而为东汉官府藏书的发展莫定了基础。
东汉明帝、章帝“尤重经术。四方鸿生巨儒，负袤自远而至者，不可胜算，石室、兰台弥以充积，又于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28]。遂使官府藏书自此以后，数倍于前。明帝为了增加库藏，还遣郎中蔡愔及秦景出使天竺求访，卒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立像，“经缄于兰台、石室”[29]。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国家遣使出国访求搜集佛经。由于官府图书不断增加，自章、和两帝以后，图籍遂盛于东观湛至“兰台、石室、鸿都、东观秘牒填委，更倍于前”[30]。东汉殇帝以后的官府聚书情况，史无明文记载。(www.xing528.com)
早在光武帝时，就曾对库藏图书进行过局部的“补缀漏逸”的整理。然而，有组织有系统地大规模校理藏书，则是从明帝执政时期开始的。当时朝廷命傅毅为兰台令史，与班固、贾逵共典校书。到章帝时，深感“《五经》章句烦多，议欲减省”[31]，于是“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32]。永元十三年（101）春正月，“帝幸东观，览书林，阅篇籍，博选术艺之士以充其官”[33]。安帝永初三年（109）秋，邓太后“夜则诵读，而患其谬误”，于次年命刘珍、马融等“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34]。顺帝永和元年（136），朝廷诏令伏无忌、黄景“校定中书《五经》、诸子百家、艺术”[35]。冲、质、桓三代帝王执政时期，未见校理藏书事迹。灵帝建宁三年（170），史载蔡邕“校书东观”[36]。以上是东汉整理官藏图书的基本情况。
清代目录学家姚振宗《后汉艺文志》一书考证，东汉官府图书加上释道等图籍，其总数约有一千一百余种，二千九百余卷又二千二百余篇，其称章称首者，尚未计算在内。[37]东汉末期，官府藏书事业陷于停滞状态，尤其在董卓乱政以后，东汉王朝长期储藏的大量书籍毁失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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