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官制基本上沿袭秦朝。由于西汉搜集民间遗书在政策上具有长期的连贯性，因此所藏图书不仅量多类繁，而且复本众多。在这种情况下，西汉朝廷设立多处藏书处所，管理藏书的官员配备较多，分工也较前明确。
史载汉有御史大夫，其展官有御史中丞。御史中丞”在殿中兰台，学图籍秘书”。这里所说的“殿中”，也称“禁中”，或称“中秘”，或称“秘府”，又可简称“中”。所谓“中”，自然区别于“外”。刘歆曾说过，“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17]。这里所说的“内”，即指内府，亦即“殿中”。说明此处的“内”就是“中”。汉朝内府中有兰台、延阁、广内三个藏书处所，其藏书就是御史中丞掌管的。
又据《初学记》载：“中书令……初汉武……始用宦者，典尚书，通掌图书……以其总学禁中书记，谓之中书。汉武时，司马迁被腐刑之后，为中书令。”[18]这表明内府三个藏书处所的图书亦为中书令所兼管。不过他的职务是专为皇帝提供所需要的图书资料，这点与御史中丞是有区别的。
根据《汉书·百官公卿表》的记载，太常是掌管宗庙礼仪的官员，其下属官员有大史。《史记·大史公自序》有“迁为大史令，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据此可知太常、大史（即大史令）是掌管金匮和石室藏书处所的官员。金匮一般贮藏玉版，石室多贮秘籍图谶。
《汉书·儒林传》记载有“诸儒杂论同异于石渠阁”之事，《三辅黄图》则说：“石渠阁，萧何造……所藏人关所得秦之图籍。”这些记载说明石渠阁所藏的图书是博士官所掌管的。综上所述，刘歆所说的“外有太常、大史、博士之藏”[19]，实际上就是指金匮、石室、石渠之藏。刘歆所言用的是代称，而非本称。
《汉书·扬雄传》有“雄校书天禄阁上”的记载。《汉宫殿疏》云：“天禄，麟麟阁……以藏秘书。”《汉书·儒林传》颜师古注有“在曲台校书、著记。”据上所录，知天禄、歉麟、曲台三阁，既是藏书处所，又是校书之地，而掌管这三阁藏书的官员则是刘向、扬雄、刘歆等博学之士。
前已述及，西汉官府藏书处所共有九处。其中内府有兰台、延阁、广内三处；外府有金匮、石室、石集、天禄、麒麟、曲台六处。
以西汉官府藏书处所的类型来说，兰台、延阁、广内三处，具有普通藏书处所的特征，只不过因位居内府或殿中，地位显得高贵一些。石渠、天禄、麟麟、曲台四处，则具有学术研究性的专业藏书处所的特征。石渠以研究经学为主，天禄、麟麟以研究校理图书为主，曲台则以校书著记为主。至于金匮、石室二处，因其储藏多属玉版或图谶，尚难确定其类型。
以各藏书处所的建立时间来看：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天下既定，“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20]。又据《史记·高祖本纪》记载，高祖八年（前199），“萧丞相营作未央宫”，九年“未央宫成“。另据《三辅黄图》记载：“未央宫有石渠阁。”由此可定石渠阁建立于高祖九年。根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武帝时“建藏书之策”，又载“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可知延阁、广内、兰台三阁皆建于武帝之世。再据《汉书·儒林传》的记载，宣帝时“曲台校书著记”，知曲台构建于宣帝之时。又据《通志·职官四》记有成帝时命“刘向于天禄阁校经传、诸子、诗赋”，可知天禄阁大抵建于成帝执政时期。
从西汉官府藏书处所的馆址来看，除已知石渠阁在未央宫，兰台在殿中，延阁、广内在朝廷内府而外，《水经注》卷一九《渭水》说“未央殿，东有……天禄、石渠、麒麟三阁”。《汉书·儒林传》则记有“曲台在未央宫”。据此可知西汉未央宫设有藏书之所多达四处。至于金匮、石室属于宗庙之藏，其所设地点，因史无明文，尚难确知。
西汉的官府藏书，除沿用前代的“箧藏”之外，还出现了“架贮”的方式。《隋书·经籍志二》说：“汉初，萧何定律九章，其后渐更增益，令甲已下，盈溢架藏。”这是记述西汉官府图书以架贮书的一个孤证，目前尚无其他佐证可凭。倘若西汉果真出现以架藏书的设置，那当是占代官府藏书建设中的一大进步。架贮的优点在于，一方面便于依其书籍类别品种按序上架排列，另一方面又便于依图书目录，按其类别检取。由于架藏结构通风良好，可免使图书遭受潮腐之厄，有利于图书的保护。因此，架藏图书之法，为后代所继承推广。(www.xing528.com)
西汉时期官府藏书的利用，从其范围和效果上看，较以前各代，均有显著的发展。汉朝藏书的利用，最典型的事迹是表现在史书的编著上。
司马迁于汉武帝时曾任大史令、中书令，他在少府的直属领导之下，又得到了兼掌和博览内府中的兰台、延阁、广内三大藏书处的图书档案的机会，从而为他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司马迁利用朝廷所藏的图书档案具有两个特点：一是搜集史料非常广泛。以《史记》所引证的先秦古籍为例，仅据司马迁自己说明的参考古籍就有三十多种。唐司马贞曾扼要地概括了后世学者对《史记》博采史料所做的评论称：司马迁”先据《左氏》、《国语》、《系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及诸子百家之书，而后贯穿经传，驰骋古今”[21]。二是选择史料极为审慎。对此，班固有评论说："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22]
西汉藏书，自惠帝至哀帝十世之间，经过不断地搜集和数次校理，藏书的数量和质量均为前所未有。然而到王莽篡权以后，长安大火，数世所集，又遭焚毁。[23]对此，班固评论说：“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共者也。昔秦燔《诗》、《书》以立私议，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同归殊途，惧用灭亡。”[24]
众所周知，刘向等人在整理图书时，其分工是：刘向影理经传、诸子、诗赋三类，任宏整理兵书一类，尹咸整理数术一类，李柱国整理方技一类。诸位专家每整理完一种书，“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25]。这种工作方式说明：第一，刘向等人在校书之时，其分工是按图书类别整理，证明在整理之前，图书已有分类，足见图书分类并非是刘向等人所创造；第二，刘向等人每整理完一书，要各自列出每一书的篇目、叙录和每一书的要旨大意，然后再由刘向将各学者所写的每书篇目和叙录，进行集中，另写一份，集为一书，这就是《别录》。《别录》是我国第一部图书目录的专著，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图书目录体系已经初步创立。所说的“初步”，是因为我们仅从现存的《别录佚文》、《别录辑本》叙录中窥见其局部，尚未见其全貌。刘歆在吸收《别录》精华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刘向的目录体例。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26]，从而使我国古代图书目录和图书分类开始形成独立的体系。
现将刘向等人所撰的《别录》体例和刘歆的《七略》体例，作一比较，可知西汉官府藏书管理方式已日臻完善。《别录》和《七略》的体例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针对一书本身的篇目，后者是针对群书整体的书目；前者排列每一书的篇名次序，后者是排列群书的书名次序；前者多是探索每一书的著者思想及其价值，后者多是探索众书的学术源流。
刘向的《别录》在体例上有六个特点：一是录书名，计篇数，定篇目次序；二是注释著者的生平事迹；三是辨识书的真伪；四是解释书名及内容；五是评定书的价值；六是简述学术源流。
刘歆《七略》的体例特点则有五：一是列书目以类相从，按时代排列，标篇数录于书名之下；二是在书目篇数之下有解题；三是在每一种类的书目后，有小计，每一大类的书目后有总计；四是在每一大类的总计后有总序，每一种类的小计后有小序；五是总括全书的类数、种数、家数、篇卷数。
刘向、刘歆所创立的管理和著录中央机构藏书的方法，充分说明西汉官府藏书制度已日趋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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